父亲的皮背心

看到这张父亲生前的照片，我就想起他的皮背心。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青海工作时，父亲购置了一件狐皮背心，软缎面子，灰绸里子，穿上柔软温暖。对于清贫半世的父亲来说，这是他最贵重的财产。父亲体弱多病，常咳嗽，全靠这皮背心支撑着过冬。

妈妈常说：“这是你爸的护身符。”春天到来，妈妈把皮背心展开，放上卫生球或干旱烟，说是防虫咬，然后卷起来，用带子扎紧，收进樟木箱子珍藏，到来年冬季再拿出。

当时人们过冬一般都是穿棉衣，而且一件棉衣穿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我的花棉袄就是从初一穿到高中，短了窄了拼布缝一缝，每年冬天拆洗一次，只洗里、面不洗棉花，最后棉花变黄再变黑，里子、面子也都是补了又补。当时最富贵的莫过于穿上“三面新”的棉衣，就是新里新面新棉花，就觉得暖和得不得了。皮家伙在当时简直是富人才穿的东西。我父亲因为在青海工作，当地便宜才能买得起。

我高中毕业正赶上“文革”，废除高考制度，上山下乡运动兴起，1968年冬季，我随西安市41中学校集体插队到农村。临走，父亲脱下这件皮背心递给我：“娃呀，你自小瘦弱，农村风大，冷，你把这贴身穿，隔风。爸在城市条件好，用不着。”我坚决不要。可父亲执意要给我。母亲说：“别让你爸难过，孝顺就是顺从老人的意愿，听话，穿上吧。”

那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我穿着留有父亲体温的皮背心，背着铺盖卷，和同学们一起，被大卡车载着翻山越岭到了白水县雷衙公社。我们5男5女被队上派来的马车接到大沟边上的小山村卓子大队东坡小队。当地最低温度零下16摄氏度。多数知青都是穿着母亲缝的棉衣或棉大衣，个别有亲戚在部队的穿军大衣。后来，有的同学冻得发烧、手脚生冻疮，可我因穿有皮背心从来没有。

1971年大招工，我又被招到离白水县城50公里的黄龙县石堡川水库工程队当基建工。石堡川是黄龙山的谷地，我们就在这里钻洞、架桥，露天作业，温度更低风更大，常常零下20摄氏度。同伴们穿着毛衣再穿棉衣，外面披着工程队发的棉大衣。就这样有人冻得手烂脚烂，还有的脸蛋上冻得起了硬结。而我穿着皮背心再穿棉衣，再披着棉大衣，没有感到冷。

直到1975年回西安，我才把皮背心还给父亲。这时我28岁，父亲已年过古稀，头发全白，背也驼了。

现在父亲去世已经20年了，狐皮背心静静地躺在樟木箱子里，缎面和绸里都烂成索索了，毛茸茸的皮子露了出来。家人让我卖给收破烂的，可我舍不得丢弃。我又买了几尺素花布，给皮背心换上了里面，亲手缝好，每年冬季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