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
1985年秋天，我从北鄙小学考入宁阳九中读初中。我记得那是村里通上电点起电灯的第二年，那时候多数学生都是步行上学，每天在家与学校之间往返八趟，三里多的路程，不知被我们步量了多少遍。只有少数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每天骑自行车上学，轻便且神气，让人羡慕不已。
开学第一天，因为以前没走过这么长的路，来到学校时累得不轻，腿有些抬不动，还有点疼，因此也没精神和心情去欣赏新校的风光，找到初一二班的教室就进去坐下了。不大会儿，便进来一个男老师，三十岁不到，中等个子，长脸儿，头发有点卷，自然向后梳，五官很端正，面带微笑，潇洒又温和。嘈杂喧闹的教室里立时安静下来，这时我却意外听到身后一个同学小声嘟囔道：“坏了坏了。”我正疑惑不解，台上的老师开口讲话了：“同学们，欢迎你们进入宁阳九中学习。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姓史……”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了个端正漂亮的‘史’字。就在史老师转身写字的工夫，我的身后又传来了极其细微的嘟囔声：“揍人忒狠了！”后来，我知道了这位说话的同学叫李赫，是校长的儿子，插班进来的，所以对学校的掌故非常熟悉，因为学习不用功，没少挨了老师的揍。
史老师写完字，转身继续讲：“同学们都来自农村，家里都不容易，来到这里都要好好学习，要对得起爹娘。同学之间要团结，大同学不要欺负小同学，就像田晓东同学，在我们班年龄最小，今年才十岁……”边说边用右手的食指轻轻指了指正巧坐在第一桌的我。我顿时纳闷起来：开学第一天，这位老师竟然认识我，而且还说出了我的年龄！其实那一年我不是十岁，而是十一岁，不知道为什么在史老师那里减了一岁。就在我的疑惑中，在史老师似乎特别的关照中，三年美好的初中生活拉开了序幕。
那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想来想去没有答案。后来读高中的姐姐周末回家，问我的老师是谁，我就说是教英语的史老师当班主任。姐姐听完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是他啊，他叫史宪法，教了我三年。他揍人可狠了，瞪着眼咬着牙揍，但是从不用手揍，摸着什么用什么揍。不过他教得很好，你好好学他就不揍你。他教了我三年，从没揍过我。”姐姐英语学得很好，这我是知道的，她曾经获得过全省英语竞赛一等奖，我见过她的奖品——一个浅黄色的漂亮的塑料皮本子。
“他怎么好像一开始就认识我？”我不解地问。
姐姐顿时哈哈笑了起来：“你报九中的时候，有填的家庭成员。他一看到你填的不就清楚了？再说，就你这个子，一看就知道是你了。”
到这时，我的疑团终于解开了，我也渐渐见识了史老师的“狠”。开学不久的一节自习课上，班里没有老师，李赫忍不住又活跃起来，前前后后地找人说话，不巧正被窗外的史老师看个正着。史老师阴沉着脸推门进来时，他的上半个身子还没转回来，史老师一声断喝“李赫！过来！”李赫就像被使了定身法一样僵在那里了。他回过神来，知道一场暴风雨不可避免了，于是拼命缩着脑袋走到讲台前，双手自觉地抱住了头。史老师从裤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银白色的金黄色的大的小的都有，我还没反应过来，只听“砰”的一声，早被史老师高扬起来，咬着牙狠砸在李雷雷紧缩起来的头顶上，接着就听见一声杀猪般的嚎叫。我因为个小，就坐在教室第一排，李赫就胆战心惊地站在我课桌 前，响声过后，我怕极了，心想“可别把他砸坏了”。就在我害怕的工夫，只听又是“砰”的一声，伴随着一声杀猪般的嚎叫。我赶紧低下头，用手蒙住头顶，生怕史老师的钥匙链不结实，他用的劲又那么大，万一链子断了正好砸到我头上，那我可受不了。幸好史老师的钥匙串结实，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但李雷雷的头也结实，砸了一通竟然一点事也没有，但好动的毛病却被砸得收敛了一些。
还有一次，我的两个同学赵维与王和平班空在讲台上打闹，正被史老师撞上。两人顿时像被钉子钉在地上一样，老老实实一动不动，萎靡不振地站在那里，战战兢兢地等待将要到来的未知形式的惩罚。只见史老师一把抓住赵维，把他摁到门后的角落里，咬牙 切齿地推门挤他，直挤得赵维龇牙咧嘴，吱吱乱叫。史老师用手推门似乎感觉力气不够，退了两步，抬脚朝门板蹬踹了两下，踹得赵维嗷嗷怪叫起来。挤完王维，顺手抄起地上的笤帚，狠狠抽在王和平肩膀上，那是正是夏天，王和平正光着膀子，只听“啪”的一声，清脆又响亮，疼得王和平脸都扭曲了。我看着这两只斗败了的公鸡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我也吓的大气不敢出，不过他两个着实老实了一阵子。
我们这些70年代的孩子，大多调皮捣蛋，不守纪律，被老师教训一顿后就能老实几天，安心学习一会儿。我们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不怕他的，尤其是常被他修理的那几个孩子，包括校长的儿子李赫。现在想来，史老师虽然揍人狠，但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学生能学好，有个好未来。这一点可以用他的一句口头禅来证明，史老师每次揍完学生后，总是跟上一句经典的评价：“就你这个熊学法，再过一万年零一清早，你也学不好！”典型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态，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不少学生只看到了史老师表面的“狠”，却没有看到史老师内心的“真”——对学生负责、对学生的家庭负责的一片真心。在史老师的高压政策下，我们初一二班的学习成绩进步飞快。后来，我们班不少同学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这与升入初中遇到一个好老师、打下的坚实基础应当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对史老师的怕绝不仅仅是来自他的狠，更来自他的高超的教学水平，准确地讲，我们对史老师的感情用“敬畏”来形容似乎更恰当。史老师讲课认真、生动、风趣，深深为同学们所佩服。他所讲解的每一个英文句子，都工整地写在黑板上，经常将一大块黑板写得满满的，每个学期下来，我的英语笔记本都要用厚厚的一本。虽然经常揍学生，但英语课堂上却是一次也没有揍过，在我记忆里，初中三年里，在英语课堂上他似乎一次也没有批评过学生。相反，他总是不停地鼓励学生。我班有个同学叫宁方起，英语水平较差，有一段时间，史老师总是叫他回答问题，只要答对就拼命夸张地表扬他，诸如“看人家宁方起同学，回答得太好了！”“你真是太聪明了！”等等，那个“太”字拖得长长地，拖得宁方起本人都忸怩脸红了。在史老师铺天盖地的表扬与鼓励下，宁方起同学竟然渐渐钻研起问题来，期末考试英语竟然破天荒考了九十多分。史老师课堂上爱开玩笑，每当讲到深奥的问题时，他总会说同样的话：“同学们都注意了——”边说边环视一圈，发现学生都瞪着眼睛满怀期待地等他讲解时，他却微笑且得意地接着说：“这个问题——现在不告诉你！”说完笑得更灿烂了，很有成就感似的。
史老师不仅课教得好，更写得一手漂亮字。有一次我们学校举行老师书法展览，将很多老师的书法作品贴在我们教室外的山墙上，我们下了课就跑过去评头论足一番，最后一致认为史老师写得最好。那时候年龄尚小，哪有什么鉴赏能力，其中掺杂了感情因素也有可能。多年后我去史老师家拜访，看到他家客厅正面挂着一幅毛笔书法作品，风骨瘦硬，于行云流水中现出些许孤傲之气。我马上想起了多年前那次书法展，询问之下，果然是史老师的作品。史老师指着横幅，微笑着介绍说：“这是三十岁后写的，孔老夫子说人三十而立，三十之前和三十之后的感悟就是不一样。”我能感觉出，史老师对自己这幅字还是比较满意的。此时，我对史老师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感情也加深了一层。
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史老师总是揍有数的那几个同学，偶尔也敲打几下别的同学。我倒是一次也没有被敲打过，甚至有一次自习课上我看课外的杂志，史老师从我身边走过去我竟然没有发觉，而更奇怪的是史老师竟然没有没收我的杂志，好像完全没有发现一样。于是后来周围的同学都说史老师偏向我，我也不好辩解，因为对于史老师为什么不揍我，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是因为我学习好，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也或许是因为我年龄小个子小，不经打。总之，我真切地感到了史老师对我的厚爱和照顾。史老师对班级，可以说是至刚；而对我来说，可谓至柔。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中午，学生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我们几个同村的男生还没走。之所以还没走，是因为教室里飞进一只麻雀，我们非要把它赶出去再回家。于是，黑板擦、笤帚、板凳腿儿、课本在教室里不停飞舞起来。就在一片乌烟瘴气之中，我扔出的黑板擦倒霉地打在教室前面的日光灯壳上，灯棍虽然没打坏，但星期天晚上回校上晚自习时，它却不亮了。史老师很生气，站在讲台上问：“灯棍怎么不亮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全班同学都不作声，我也低着头不看他，没有勇气站出来说是我弄坏的。因为我知道赔偿一个灯棍要好几块钱，我是无论如何也拿不起这个钱的。当时我想：史老师，是我弄坏的，但是现在不能向你承认，等将来我能赚钱的时候，再向您承认错误，并还你一个灯棍。史老师见没人回应，也没多说什么，转身就走了。不大会儿，拿来一根新灯棍，踩着我的课桌换上了。第二天，我的同桌 悄悄对我说：“我知道灯棍是谁弄坏的，就是你。咱老师换灯棍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抬着头看，就你自己低着头。”现在想来，当时史老师也应该知道是我弄的，只是没有揭破罢了。
这件事情丝毫没有影响史老师对我的看法。他不停地夸奖我，课堂上他提出一个问题后，总是在其他同学都低着头默不作声时点我的名字，可见他对我的信任。我回答正确的时候，他就毫不吝啬地表扬我，说“你真聪明！我知道你会！你看人家田晓东！”等话鼓励我。当然也有回答不出的时候，只要我站起来一摸头皮，史老师就知道我也不会了，就微笑着点头让我坐下。史老师不但当面夸奖我，背后也经常提起我，每次考试后，各班之间要比成绩，每当别班的老师炫耀自己班的高分时，史老师总是接上他们的话茬说：“你们这算什么本事！一天从早学到晚！我班的田晓东才是本事，不大用学都能考好！”一副骄傲的神气。史老师不遗余力的鼓励，给我带来极大的信心，让我相信自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学的好。我想，如果没有史老师的鼓励，我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地第一年就考上中专，挤掉了那些复习一两年的我的同学。
有一次期中考试，英语场还没有结束，我提前交了卷出来，正好碰到史老师拿着试卷走过来，他立即和蔼地喊住我，拍拍我的肩膀，让我蹲下，他也蹲下，把试卷展开铺在地上，一个一个地询问我写的答案。其时正是夏天，屋角一棵苍老高大的合欢树正盛开，清香淡淡，弥漫在周围。上午的阳光热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却耀眼地明亮，穿过合欢树树冠的缝隙，斑斑点点洒在地上，洒在史老师摊开的英语试卷上。史老师从第一题一直对到最后一题，对完后笑着说：“错了一个选择题、一个单词，97分，考得不错！”我抬起头，蓦然发现史老师和我之间几乎没有距离，他脸上的几个平日不易发现的小黑斑，在明亮的阳光下赫然映入我眼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
初中三年转眼就过去了。临中考时，因为我的志愿问题，史老师和我父亲争执了好多次。史老师执意要我考高中，而我父亲却也是有名的固执，坚持要我考中专，因为中专在80年代还是让人羡慕的热门学校，不像现在，中专不但备受冷落，甚至大多被取消或合并，我的母校宁阳师范也早在十多年前被宁阳实验中学取代，我和我的许多同学一时都成了无家可归的游子浮萍。史老师拼尽了全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拗过我父亲，高中对我来说也永远成了一道可望而不可即的风景，恰如海市蜃楼，美丽却虚无飘渺。尽管如此，我从未抱怨过父亲，多年来，无论生活走到哪里，我都充实从容并快乐着。命运打湿了飞翔的翅膀，却赋予我一片广阔的海洋。但是，我永远感激史老师，感激他对一个寒门孩子的赏识和期望，也感激他因我不能读高中而产生的深深遗憾。
1988年秋天，我迈进了中专的大门，史老师也调走了，调到宁阳二十中，后来曾任宁阳二十中政教主任。2000年秋天，我从宁阳九中调来二中，成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无论对于史老师还是对我，这都算是一个慰藉吧。
来磁窑后，遇见史老师的机会就多了。从前在九中上学时，我们都感觉他很洒脱，整齐后梳的略卷的波浪形的头发，永远板正的西装，永远从容甚至悠闲的脚步。曾有同学开玩笑说：“史老师就像电视台的播音员一样潇洒！”从前，我总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老师，而今是以一个成人的眼光来看老师，相遇几次后，我感觉史老师似乎有些孤独。每次遇见他，无论骑车还是步行，都是一个人踽踽独行。史老师有两个孩子，都是女儿，而且都长大了，开销肯定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生活让他落寞，但他鬓角的灰白的头发和眼角的鱼尾纹让我清晰地感受到，我的老师不再年轻，尽管年龄还不到五十岁。
2012年初冬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史老师因突发脑溢血，不幸不治，于英年意外离世。听到噩耗，我大吃一惊，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实，于是打电话给我在二十中的同学求证。得到确证后，我于心情黯淡中回忆起从前的事情，老师之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天地永恒，生命无常，时光渐老，师恩难忘，感念往事，情难自已，于是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借以表达对恩师的永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