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名著

眼睛与那堆枣红色书皮一碰撞，血液像被启动了加快流速的按钮，迅速鼓荡起来——什么书如此精神？在缩瑟的冬日，显得扎眼而又卓然不群？

中午的文化市场已经退去沸腾和热闹，人头攒动与淘宝捡漏的各色眼神终于渐渐收场，给这个季节的清冷腾出许多可以畅快呼吸的空间。冷风重新凝聚，换挡提速，自由鼓荡，在人们身边进行新一轮穿梭。

冷风里的阳光十分柔和，暖暖灿灿的，宛如尼采的纤细之手，移动着抚摸着地上那些还没有撤走的物品，当然还有我的感觉。面对零散杂乱，有序无序，真品赝品，模仿做旧，青铜玉器，木头纸张，阳光都不理会冷风的阻碍，毫无遗漏地去扫描和抚摸。当然，公正无私和没有物质欲的阳光，也没有因为枣红色的卓然不群，色泽鲜艳和大气庄重，而多停留半秒。那些醒目的枣红色，宛如一群被冷落被流浪的红鹤，倔强在那个杂乱的地摊上，无奈而又高贵。

蹲下。捡起。端看。眼睛一碰触精装书面上的烫金书名，周身像被灌了一瓶六十二度二锅头似的，顿时热乎起来——原来是群诺贝尔文学奖书籍悄无声息地集结在这冬季里！

封面：《诺贝尔文学奖全集·41》，主编：陈映真。获奖年度：1966年。获得者：以色列作家约瑟夫·阿格农；瑞典作家、诗人奈丽·沙克丝。从这里我才知道，那一年是两人同时获得这一世界文学最高奖项的。

再拿一本，《诺贝尔文学奖·43》，封面内容编排模式完全一样，只是年度变成了1968年，那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住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因为读过他的名作《雪国》，于是急忙翻开书皮看，版权页之后，紧挨着一摞图片，可惜不是彩色。再翻看内文，繁体字，竖版。文字符号与数字组合起来的形体，整整齐齐跳进眼里。

我呆了，瞬间把自己雕塑在冷风里。

看不见的经验和被积淀起来的直觉，混合成强烈无形的力，遥控我去追溯不太久远的过去。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文字改革诞生的横版和简化字，逐渐替代了从遥远地方走来的竖版和繁体字，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竖版与繁体，渐渐成为稀有的版本和书种。面对漂亮优雅的这群汉字组合，瞅一眼就让眼睛发烫的颁奖词，面对早已洞穿时间隧道和辽阔空间的那些作者像，面对他们或深邃、或犀利、或温柔、或幽默的眼神，脑际荧屏不断被裹着的枣红色刷新。

版权页除了表明主编、发行人以外，还有这样的信息：《雪国》、《千羽鹤》（现在翻译叫《千只鹤》）、《古都》等川端康成着作的翻译者：李永炽；出版者：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再就是出版时间，初版：中华民国70年9月4日；再版：70年9月20日。面对这些信息，平静下来的心又把激动托上了思维高处，原来这是一群来自宝岛台湾的书。激动与吃惊酿造的混合情感，迎接着暖暖的冬阳，竟然忘记了冷。顺手翻去，看到致答词里他引用的一句“和歌”：“千载相期兮人已至，于今相见兮更无思”。

事情就如此巧合。与书相期、相见，还有什么语言超越这两句诗，来描写此时此地此刻的心情？

书籍之“书龄”已经超越而立之年，开始在不惑之路上行走，可书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我多想知道书们这番不一样的经历。

我再一次蹲在为阳光抚摸、为冷风扫射的地摊边，迅速将散放的枣红色书一本一本收集到跟前，一共十五本。

从书的编码看，十五本只是这套诺贝尔文学全集的一部分，后边有无不敢断定，前面应该还有确凿的四十部——因为摆在面前的最小截止书目号是“41”。

“那些书呢？”我抬头问那人，直言不讳。

“哪些书？没有了，就这些。”黑瘦矮的摊主似乎有些不耐烦。地上那些落满一层尘土的书已被收集在无序的纸箱里。摊主准备走，把空间让给清冷的风。

“前面应该还有四十本，为什么没有了？”我的话有些急不择词，且掺着点责怪，其意是想知道摊主为什么只有这部分书，前面四十部去哪儿了，是不是被卖掉了。

“这些书还不好卖呢。都摆两天了，人家一看竖版的，繁体的，皱皱眉头扔下就走，有的连价都不问。”摊主一边拾掇摊位上的东西，一边嘟嘟囔囔抱怨。

风一样的抱怨在继续：“别说这些又笨又沉的书不好卖，现在除了莫言、贾平凹这些大家名家的书还有人翻翻瞧瞧，其他书你看看，都不大好卖。都手机时代了，手指一划，上面啥没有？谁还拿功夫看老外写的这些稀奇古怪的大部头。”

摊主的抱怨里掺杂些调皮。我没有理会他那些夸张又不太符合实际的嘟囔，书们被“钱”挤兑、被“钱”冷落，是不争的事实，放眼再瞅瞅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又有什么不被“钱”挤兑？尽管现在的钱币和书都是纸做的，可是几百页纸装订在一起的书们却敌不过一张百元纸币的诱惑。诱惑的力量没法拒绝。尽管这两年在书摊上淘到品相好的心仪名着已不容易，可是，面对摊主的嘟囔，敞亮的心依然在阳光里有些隐隐收紧。抚摸地摊与书籍的阳光已经撤离出一块距离，此刻感觉到今天真的有点冷。

摊主见我还在翻看，便跺着脚催问买不买。他急着要走，因为冷，因为要吃饭，因为到了散摊的正午时光。

于是询价，掏钱，打包，在柔和清冷的阳光抚摸中，我把那摞枣红色书籍带回了家。

用白菜价格买来的那排枣红色，宛如钱塘江涌出的一线潮，整齐醒目地摆在书橱中央。然而，望着捡漏得来的书籍和由它们簇成的风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文化和市场一接轨，就成为买卖文化的市场，一切与文化沾边的标识，比如青铜、陶瓷、字画、家具、钱币、刺绣、木雕等等，都贴着文化的标签，以古董的身份在不同的位置出现和交易。至于真假，新旧，年代，那就考验淘宝者的眼力、胆识和运气。书，自然是文化的，可是，在这交易文化的市场里，除了古籍和稀有版本受到收藏者淘宝者的青睐外，其他都白菜萝卜般地拥挤在地摊上。一堆一堆任人翻，任人找，任人看的书，在这里成为真正的落魄者和流浪者，既失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高贵价值，也失去了可以归属的身份证。

它们的高贵去哪儿了呢？

寻找被遗失被冷落的那些高贵书籍，常成为我周末的主题。

在不同城市的文化市场和相同模样的地摊书摊上，我寻找到许多高贵的书籍，如四卷本《柳宗元集》，四卷本《乐府诗集》，三卷本《白居易集》等；八十年代初影印的《详解聊斋志异图咏》让我高兴了许多个夜晚，书中那些绘于光绪十二年的上百幅精致插图，是那样惟妙惟肖，清晰可人。稀有的图画，让蒲松龄笔下的聂小倩、崂山道士、席方平都有了可以直视的生命画像。还有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标着金圆券价格的鲁迅的、巴金的、吕叔湘的书籍；还有六十年代山东师范学院研究老舍、夏衍、郭沫若的书籍，在那些跳跃着细小草根显露的纸面上，尽管造纸的师傅想用绿色黄色淡青色来掩饰，依然如劳作者的皮肤那样粗糙。凹凸不平的汉字们倔强地排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留着自然灾害年代的苦涩和艰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鲁迅着作单行本竟也在地摊上一一买齐。这些绝对正版，品相绝对在九品以上的不同思想的高贵者，各自在书橱的上上下下站位，摇曳着厚重如山的独有风采。

坚强人格让我敬仰，倔强书格让我生出无边的敬意。

面对书橱里的这群高贵者，思想者，常萌发一丝自以为是的窃喜与高兴，毕竟是自己放出眼光淘来的，捡漏捡来的，满足着得便宜的俗心小情。更多则让我凝眉转身，伫立窗前，对着蓝色的灰色的或者雾霾的天际，发出无法抑制的低声叹息。

淘来的书群既有卓然自尊的高贵身份，又有正版合法的身份证和居住证。书中一枚枚不同模样不同规格的印章，还有不同方式的图书编码，都载着岁月痕迹与书一同存在，成为书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后来附加在书中的手写体和深深浅浅的印泥，证明这些书们曾经驻留的基地或者居住的地址。有的书中还有硬硬的或白或黄的借书卡，卡上还有借书人书写的潦草姓名和时间。这一切都成为书的正统履历。

但是，履历到书摊的经历没有任何记载和印记，唯一能够想像的线索，载思想的高贵之书从这里离家出走，开始流浪。当然是被离家出走，被开始流浪的。

好玩和好奇心曾促使我按图索骥，为书籍寻找曾经的家门，结果出奇一致，你寻找的单位不存在。

书的家没有了。

书被曾经的家丢弃了。

书的家去哪里了？破产了？改组了？拍卖了？总之书们曾经存在和居住的家，无论豪门还是柴门，一律从应该存在的地图上彻底消失了，圆圆方方不同印章刻制的单位，成为遥想和记忆，那些人来人往的学校或者创造物质财富的厂矿企业。

书大概在破产、改组、或者拍卖过程中，被迫卖掉的，或者任意让人拿走的。大概不是为了换钱，因为书是作为“废品”卖掉的，值不了多少银两。我见过无数书们被秤钩子称过以后，被塞进麻袋的狼狈和无奈。

书的高贵身份瞬间被秤钩子剥夺，从高高的书架沦为不值钱的“废品”。

书是无奈的，卖书者大概也是无奈的。

书籍在无奈中开始流浪。

书籍也是有命运的。或收藏于爱书者之手，或挺脊于各式各样图书馆，亦如法国作家埃德蒙·龚古尔对书的态度，在自己不看了不藏了的时候，“必交予拍卖师，槌起槌落，自此散出，传诸于气味相投之人。”只是埃德蒙·龚古尔没有想到，书籍还有流浪在等待。

流浪对于所谓“废品书”是一条、甚至是唯一一条能够重生的途径。生存和逃生的唯一机遇，就是到地摊上去流浪。

“废品书”渴望流浪，但不是所有“废品书”能碰到这样美好的好运气。被塞进麻袋、被三轮车驮走的那些书，常常被直接送进大大小小造纸厂，化为纸浆，去进行新一轮的六道轮回。地摊上的书尽管餐风露宿，任人丢扔捡拾，品尝体验尴尬的“三毛”经历，但能够接触许多不一样的手。有感触就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存在就是活呀，书籍命运的高端与人一样，就是顽强地活着。

书的生命意义在经历了流浪之后，又产生了不一样的伟大和吸引人的故事，就像《双城记》里的马奈特医生，十八年的牢狱生活换来无法比拟的尊重。凤凰涅盘后的书的崭新生命，也有了书店之书没有的厚重，有了不一样的生命刻度，现实的，曾经的，自己无法言说的。当这一切演变成未来的历史，又成为书们的一次辉煌。

面对流浪的名着，我想起了已故的伟大爱国者，我深深尊敬着的南非曼德拉。

我多次想在这些淘来或者捡漏捡来的书上刻下这曾经的一笔，但是，最终放弃了这有些残忍的念头。

名着，尽管流浪过，也是流浪者中的高贵者。

家破产，书亡命，毕竟是书们很难过的一页和无可奈何的一劫。

每次抚摸，阅读这些血统正宗、出身名门的流浪书，感觉面对的似乎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书本，而是一位位经过生命体验的长者。当手指划过，眼光走过，书籍也默默收藏起你的体温、感知和眼神，就像收藏每天的阳光那样，把发生的一切悄悄地融注在经过岁月沧桑洗礼的纸面里，成为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好朋友与知己。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对世界这样诉说：

任何一个人，对别的人来说，都是深不可测的奥秘和难解之谜。每当我在夜间进入一座大城市时，就会有一种一本正经的想法，那些黑压压的鳞次栉比的房子，都藏着各自的秘密；每幢房子的每间屋子里，也都藏着它自己的秘密；而各间屋子里无数胸膛中跳动着的每一颗心，就它自己的某些心绪来说，即使对最亲近的另一颗心，也是一桩秘密！

每一部书，特别是那些经过书摊地摊流浪后的书，都会成为一座有秘密有故事的房子，无论横版竖版精装简装简体繁体。书的一个钤印，一个刻本，一个年份，一行字迹，都在文化字面的脊梁上，留下烧不掉、丢不了、碾不碎、化不去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