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弦歌忝为师
我这四十年，却是“忝为师、学到老”的四十年。师与生，犹如弓与弦，惟愿桃李知音，弦歌绵绵，像《楚辞·远游》中唱的那样：“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
走上讲台教第一门课，迄今正好四十年。
1972年9月初刚开学，正在肥西一所中学读高二的我被校长（那时叫革委会主任）叫到办公室：“音乐老师调合肥了，学校申请了一个代课教师指标。校革委会决定，作为教育革命的尝试，选拔一名学生带全校八个班音乐课，研究后就定下你了！”
学生当教师？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牛犊”竟冒冒失失答应下来，只是临阵怯场，又请求免了教应届班即我所在班的课。学校还特地调整了总课表，把另外七个班音乐课全部排在我就读班的劳动、班会、体育课时段，好让我边学主课，边教音乐。至于报酬，则月付工资12.75元。
我们这一代人，大约都应了孟老夫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话，历练之磨，比后辈多得多。我则仗着有点音乐细胞，吹拉弹唱，苦中寻乐，倒也增添了乐观向上的力量。
那时的音乐课说好教也好教，只要按上面要求“唱好两首革命歌曲”（《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学生明白“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再教几首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如《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引导学生们要热爱“样板戏”即可。说不好教也不好教，万一教唱时说错了一句革命词语，岂不成了“反革命”？
尽管如此，我还是精心构想，认真备课。从昔日台下到台上，从学生到半个先生，角色的转换，我竟也很快适应，甚至斗胆“越位”，教起初、高中学生简单的乐理知识，还向他们灌输“千日胡琴百日箫，笛子只要一晚教”，课堂上拿乐器起头、伴唱呢！高中毕业，学校决定我留校，教初三语文，由此益发坚定了我以教师为职业的决心。
那个时候，学校的图书室不仅尘封，甚至连门也是封的。然求知的欲望促使我一次次偷偷掰开图书室窗户，在书柜里找着翻着，在书柜底下的地下坐着读着（为着不让人发现），真是如饥似渴！一次，我偶从一本杂志的封底看到一幅套色木刻《桃李满山》：黄土高原的窑洞里，一套明显的备课用具，墙上是一幅中国地图。一位年轻的山乡女教师，手拿语文课本，倚门而望。窑洞外，艳阳高照，桃李满山，孩子们正在做拍皮球、跳绳等课间游戏——“春催桃李”的寓意全包含在这画中了。
这和我选择教师为职业“不谋而合”！于是我也顾不得斯文了。我把它撕下来，带回寝室，又自制了一个相框，把它放到备课的桌子上。教师，成了我的志向；那女教师，成了我的偶像。以致我一直想找一位志同道合的人做伴侣，尽管没有找到。再三看画，我终于发现，她背朝着我；再三再四看画，我又悟出一个真谛：她背朝着我，可她面向生活，我到多彩的生活中去找她吧。
后来十年，我继续当教师。在农村学校，我曾合着土桌、土床、土灶教学生活，虽艰难犹未悔；在合肥市内的学校，我的一篇篇习作和论文变成铅字，也欣见一届届桃李芬芳。�爸磷橹现鞫髡业墓ぷ鞯交兀乙彩羌凶叛氖跃肀ǖ剑乙�“站好最后一班岗”。不过，教师这岗位，我还时不时“客串”。中央电视台（上过六个频道）和安徽人文讲坛、新安百姓讲堂，还有一些高校、党校及其他部门单位，我经常应邀去讲我所热爱的铄古灼今的“合肥”。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每次讲座都认真准备，唯恐辱没了“教师”这一崇高的称谓。
年轻时喜欢看德国女作家谢列布里亚科娃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书中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这样写道：“一个人突然爱上某种职业，并不仅仅是由于虚荣心的缘故。恰恰相反，我们自己用幻想把职业美化起来，这种幻想促使职业变成人生所能够得到的无上幸福。”我们的合肥老乡杨振宁有一本书叫《读书教学四十年》。马克思、杨振宁与我，好比大海和水珠。然我这四十年，却是“忝为师、学到老”的四十年。我还经常翻看、欣赏“桃李满山”这幅画。逆境时，它勉励我不自怨自艾，要勤于发愤，追求光明；顺境时，它告诫我不可陶醉其中，当乘风弄潮，绝不言休。师与生，犹如弓与弦，惟愿桃李知音，弦歌绵绵，像《楚辞·远游》中唱的那样：“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