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心”的母亲

1981年春天，我们阎良区北屯公社李桥大队土地承包到户，每人一亩五分地。我们这个八口之家分了12亩地。母亲对父亲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念多少书，只要孩子能把书念成，就是累死我也心甘情愿。咱们再承包几亩地。”

考虑到家里的情况，我高考落榜后放弃了补习。为此母亲说过我好多次：“你应该向你姐姐学习，再补习一年，人总该有个远大的抱负吧？”看到我坚持要去村里的小学教书，母亲很多天没有说话。我进了学校，母亲不让我干家务，也不让我干地里活。她说：“要教书就好好教，多学习、多听人家老教师的课，争取当一名好老师。”

姐姐连续补习了三年终于考上了大学，四个弟妹上高中的、初中的、小学的都有。母亲高兴地说：“只要你们有志气有决心，你们上到哪我就供到哪，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农闲时父亲干基建活，母亲白天批发了水果走村串户卖，晚上坐在电灯下纳鞋底，做鞋帮。美好的憧憬让母亲忘记了疲惫与艰涩。

1986年3月，父亲得了绝症。母亲得知结果哭得眼睛红肿，但回到病房脸上却带着笑，并叮咛我：“绝对不能让你爸知道。你爸活一天就让他高兴一天。也不能告诉你姐姐。再有一年半她就毕业了，能多瞒一天是一天。”

父亲出院后，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络绎不绝地来看望。母亲服侍父亲，招呼大家，没有一个人能从母亲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不幸已经笼罩了这个本该充满希望的家。每次去给父亲买药，母亲都叮嘱我把标签拿掉。

当年4月，在哈尔滨商业学院求学还有一年半就要毕业的姐姐，突发精神分裂症，被学校遣送回家。4个上学的弟妹面对家庭的变故不知所措。三间草房，东屋睡着生病的父亲，西屋关着狂喊乱叫的姐姐。面对姐姐的摔打喊骂，母亲表现得异常镇定。6月份，母亲在舅舅、姨姨、姑姑家借了钱，把姐姐送到了精神病院。弟弟看到这种状况要退学，母亲坚决反对。十几亩地，收种管理全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9月，父亲的病情恶化，正是收玉米之际，母亲既要到医院看姐姐，又要照顾父亲，往往都是给父亲做好饭看着父亲吃完再到地里掰玉米。在父亲每隔两个多小时就要打一次杜冷丁时，母亲学会了打肌肉针。母亲内心的痛楚、焦虑都被脸上呆滞、平静的表情包裹起来。

10月，父亲去世了。葬埋父亲的时候，我哭得死去活来，母亲训斥我说：“你要是能把你爸哭活，我陪着你一起哭。”母亲显得异样的平静。从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到父亲出殡，她没有掉一滴泪。村里有人说：“那女人真狠心，连一声也没有哭。”

然而，就是靠这种“狠心”，在那段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我母亲供我的弟妹们上完了中学，其中一妹还上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