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母笃恭

我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回乡祭母的。走在路上，天上的云彩上半截在阳光里，下半截沉在暗处，路边的花红柳绿已显得多余。此时的心情，如天上下半截的云，更如眼前铺展着的黑褐色的路面，灰暗而又沉重。

母亲离世转眼已经十几个年头了。自从母亲离去，自己就成了驶离幸福港湾的船儿，在风雨中飘摇着。每当回到家乡，没了母亲的老屋，恍若变成一个黯然失色的客栈，没了过去的温馨，更缺失踏实的滋味，感觉自己真的成了一个飘忽不定的游子。这是拥有母爱的人永远都体会不到的。

因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在城里为母亲买上几刀烧纸。来到章丘枣园小镇，停下车，对身旁的女儿说：“等一会儿，我到马路对面的小店里去买些烧纸，顺便也买点水。”

“嗯。”女儿应着，她焦渴的样子表现在脸上，泛着片片橘红。

躲过路面上一辆辆疯狂的货车，来到路北面的小店，一老一小的两名女售货员已笑脸相迎。

“买啥？”年长的售货员向我打着招呼，浓浓的乡音霎时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她嘴里龇出的那颗金牙，在春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买几刀上坟用的烧纸，一块买两瓶矿泉水。”我一边回答着她的问话，一边把自己的右手伸进了上衣内侧的口袋里，取出了10元钱，继而问她：“纸，多少钱一刀？”

“一块钱三刀，水是一块钱一瓶。”对方非常流利地作答，连水的价格一并报出，看来所有商品价格已装进了她的脑子。

“这样吧，买5元钱的纸，两瓶水。”我说。

年长的售货员很快把印有“天都银行”图案的15叠黄黄的毛草纸，用一个同样是黄色的大塑料袋装好，递到了我的手里。纸放在袋子的一角显得很少。这时年轻的售货员也非常麻利地把两瓶标有“娃哈哈”字样的矿泉水，放在了我眼前的框台上。只听“哒，哒，哒”的一阵声响，跟城里大超市一样的收款机已把货款的凭单打好，只等收钱了。就在我把10元钱交到年长的售货员手里的时候，她突然说：“纸、矿泉水一共7元，干脆把剩下的三块钱一起买成纸算了，花这种钱没有多。”

老实说，售货员说的是有道理的，既然是从百里开外赶来祭奠母亲还在乎多花几块钱吗？可就在我默认了售货员的提示，又要从商柜前那一摞厚厚的纸上取下补购的烧纸时，却猛然打消了这一念头。这一念头是不由自主的，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心底的。因为我陡然想起节俭了一生，甚至把节俭深深融入自己血液中的母亲。用“少花三元钱”的方式来祭拜母亲，不正恰恰符合她老人家的心愿吗？想到这里，在“谢谢”的附应声中，我从售货员手里取回3元钱，是圆圆的三枚硬币。

我回到车上，心随着汽车轻微的颠簸在抖动，母亲的音容笑貌也如同空中白雪般的柳絮迎面飘来。

在母亲由75度春秋组成的惨淡的人生岁月里，有近60个年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村，不仅意味着物质的极端匮乏，而且意味着人生没有任何希望。贫瘠的土地，一家八口人，全靠着父母半是勤劳半是节俭的透支，才保全了性命。待日子稍稍有了转机，母亲却已是老病缠身，无法享受生活的甘霖。

时间的长河漂白着我的记忆，多少艰难困苦的往事早已烟飞云散，而一些并不起眼的小事却浮上心头，格外清晰。母亲73岁时来城里小住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日。我与妻子架着因糖尿病而腿脚无力的母亲逛商场，刚一出商场门口，就听“当！”地响了一声，是一个小伙子随手扔在地上一个易拉罐壳，母亲顺着声音投去了她那昏花的目光。看到了地上的金属壳后，她用少气无力却又透着坚定的口气说：“捡起来，能卖两毛钱。”

我有些犹豫，甚至不屑地对母亲说：“嗨，两毛钱够干啥的？”

“捡起来吧！”母亲声音很低，几乎是渴求我：“能买两盒洋火①。”

我捡了，把易拉罐壳捡到手中，还让母亲看了又看，一直拿回宿舍楼下的储藏室里。整个过程，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犹如平静的湖面上荡起的波纹。

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在母亲的影响下，无论是在贫困的乡下还是来到充满奢华的城市，节俭也成了我的行为习惯。粗茶淡饭、陈衣旧裤构成了自己生活主调，以至上演了“袜子露了脚后跟也不舍得扔”“事业不成功，就用小灵通”和“腰带断了，让修鞋工接上再用”等一串串令很多人啼笑皆非的逸事。还有，当别人不断更换着时髦的衣裙、涂抹着高档化妆品的时候，青衫布衣的妻子依然坚守着“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心垒。更令人欣慰的是，已成家立业的女儿也是抠门的主儿，为了能买到便宜菜货比三家连转几个菜场。有时我想，孩子走多高多远莫论，能保持住这份节俭的情操，可能会成为孩子终生受益的主因吧。每当与女儿谈起节俭的话题，她总振振有词地说：“古今中外，不论高低贵贱，凡是真正能在社会上立得住脚、保持不败的，大都是以节俭为本的，俭以养德嘛。”这可能就是父母传承下来的家风吧。

来到母亲的墓前，兄弟姐妹长跪不起，为母亲燃烧的冥币随风在空中飘摇着飞向远方。仰望远方，我仿佛看到了母亲欣慰的笑容。

注①：洋火，旧中国殖民时期的称谓，即现在的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