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元宵节

小时候过元宵节，村里的活动没多少花样，不像现在这样——猜灯谜、踩高跷、扭秧歌、舞狮子、跑旱船——花样多得很。当年甚至根本没听说吃元宵这码事，更谈不上真的享用了。但是，并不是说儿时的元宵节过得不开心，恰恰相反，可以说别有韵味。

那时候家里很穷，以至于父母舍不得拿出或者根本没有钱给我买一只玻璃纸花灯。于是，父亲就亲自动手给我制作萝卜灯。从地窖里选一只粗壮的红萝卜，用小刀削平两头，在细的一头挖洞，除另一头留着厚厚的底子外，内里全部掏空，成为桶状；在一块小木板上钉一个小铁钉，让铁钉透过木板露出一截；再用细铁丝在木板上扎一个支架，并围着支架糊一层粉连纸；下一道工序，就是将大姐用红纸剪的喜鹊贴在外面，再在支架上固定一根细长的木棍；最后，将萝卜桶的底部插在透过小木板露出的钉子尖上，往萝卜桶里倒上煤油，放进用棉线搓成的灯芯，再点着，萝卜灯就制作完成了。

我拎着父亲制作的灯笼出去，胡同里已人影攒动，叫喊声、嬉闹声此起彼伏。小伙伴们大多拎着自制的“土灯笼”，有麦秸灯、面灯、竹笼灯，有用玻璃瓶制成的瓶子灯，还有跟我的差不多的萝卜灯，简直五花八门。也有许多孩子拎着买来的玻璃纸灯，看起来精致又漂亮。这让我们这些拎着“土灯笼”的孩子羡慕得不得了。

我说山子的玻璃纸灯真漂亮，他却赞叹我的萝卜灯更好玩。两人犹豫半天，终于都憋不住，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交换。可是，在灯笼马上要出手的那一瞬间，我却赶紧把手缩了回来。最终，我没同意。冥冥中，一种对那萝卜灯异常珍爱的情愫揪住我的心，让我难以割舍；我觉得这萝卜灯才是自己的，还是自己的更好。

有的家伙专爱恶作剧，先是若无其事地走到别人跟前，突然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说：“啊哟，快看你灯底下有个啥？”听者赶紧托起灯的底部看，没承想，灯火就把灯罩给燃着了。好端端的灯，瞬时化为灰烬。灯的主人傻了眼，撇撇嘴想哭又忍住，气呼呼地说一句“我叫我爹来揍你”，然后终于放开声哇哇大哭着往家跑去。

当然，从没见过有谁的父亲来揍哪一个小伙伴，倒是听有的父亲或母亲哄自己的孩子说：“烧了好，火苗那么旺，那是喜气冲天啊！”

有雪的元宵节是最美的。星星点点的灯火中，雪花纷纷扬扬。不一会儿，我们的衣服上，帽子上，就会堆满了雪，变成一个个小雪人。地上的雪辉映着灯光，四下里更加通亮。我们把灯笼放在一边，或者挂在树杈上，然后齐心协力堆雪人。忙活半天，浑身热气腾腾，一起挑着灯笼围着那雪人蹦着、跳着、叫着、笑着，仿佛我们的欢乐多得满世界都盛不下了。而那雪人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好像童话里的仙者。

磨坊和碾棚是必去的地方。大人们很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元宵夜举着灯笼去磨坊和碾棚里，会有好运气，能在里面找到神仙送来的金元宝。可是，金元宝从来没找到，倒是好几次不小心踩了牛粪。于是大人们又说：小孩儿正月十五晚上踩牛粪好，长命百岁长得壮——反正让他们一说，无论怎么样都是好的。

家乡有正月十五“叫媳妇”的风俗。所谓“叫媳妇”，就是如果哪家的小伙子定了亲，在儿媳正式过门儿之前，趁过节先请到家里来住几天。“叫媳妇”的由头是趁着元宵节来看灯、看热闹，实际是为了加深男女双方的感情。

那年，听说邻居大哥哥拴宝把未来的媳妇接来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前去他家探看。可是，那姑娘太害羞，闻声早躲了起来，任凭我们在大门口探头探脑、咋咋呼呼，她就是不肯露面。过了好大一阵子，拴宝突然从屋里跳将出来，明明脸上泛着美滋滋的笑，却又故意使劲憋着，假装虎着脸说：“去去去，有什么好看的，回家看自个儿的媳妇去！”我们被赶了出来，却意犹未尽，又冲进他家院子。如此三番五次，拴宝不胜其扰，最终只好让那姑娘在堂屋门口闪了一下。虽然就那么倏忽一闪，我们却好像打了大胜仗，心满意足地、大呼小叫着散去了。

也有小伙伴好像动了心，回家后，吵吵嚷嚷追着母亲讨要媳妇。他的母亲则吟吟一笑，然后弯下腰柔柔地“呸”一声，说：“丢不丢啊，这么一丁点儿的小屁孩，还没长得跟人一样大，就迷上了媳妇！”

如今，我已经年过半百了，虽然现在的元宵节更加多姿多彩，但还是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对儿时元宵节点点滴滴的回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