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外乡人

在交通不发达的过去，我父亲从安康到了两百里之外的旬阳，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外乡人。外乡人之所以被人区分开来，大约除了长相，就是他们不同于本地人的饮食味道。

香菜也叫芫荽。据外祖母说，这东西是父亲从安康带来的。香菜，顾名思义，这种菜香气浓郁，生命力极强。父亲随手撒下一把，香菜们就在我家院子外密密麻麻地长起来了。父亲爱吃香菜，加辣椒花椒凉拌时居多。香菜生长旺季，父亲每天一碗。我们曾强烈抗议过，也无济于事。印象里，他是很少去菜园摘菜，但摘香菜例外。

花椒在旬阳绝对是稀有物种，坎畔地头偶尔长上几棵。摘下来也只是卖给收购站，自家只留一点点，也是为了杀年猪时熬萝卜汤用。所以平时是舍不得吃的，父亲可不管那么多，只要见着花椒，哪怕还是绿的，也要揪一把。母亲和外祖母闻不惯香菜的味道，为了吃到香菜，父亲必定亲自下厨。把洗净的香菜切成段，把新鲜的红辣椒剁细剁碎，把花椒用石窝子捣烂，和香菜一起加香油拌了。

父亲常说，香菜要趁嫩赶紧吃。尽管辣椒拌香菜，看上去色香味俱全，但我们不以为然。香菜这东西，当时在旬阳是极少有人吃，嫌味道过于浓烈。我们非常讨厌他这种吃法，只说浪费，又不好吃。可是父亲乐此不疲。有时候我们会想，可能父亲是从两百里外的地方来的外乡人吧，所以才另类。

农闲时间，村里常常有外地人来兜售布匹、彩线。八十年代，我们过得都不富裕，是很少购买这两样东西的。不逢年不是红白喜事，谁也没有闲钱买布做衣服。而彩线，除非家里有待嫁的女孩，需要绣枕套鞋垫，不然谁舍得买那玩意。旬阳是山区，村和村之间距离很远，就是同村的人，从你家到他家，也得走上很长一段路。一天下来也去不了多少村庄，卖不了多少布匹彩线。一到天黑，他们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十分卑微地请求借宿。白天他们不厌其烦地兜售布匹，已经叫村里其他人十分反感。加上我们听到过许多对他们不利的传言，比如拐卖儿童妇女、杀掉借宿人家的男人，抢走借宿人家的钱财等等。所以天未黑，村人早早地关门闭户，任他们可怜巴巴地敲门请求。

可是这些外乡人，只要到了我们村，父亲仿佛是遇见了老朋友般。留宿他们是小事了，非让母亲给他们做好吃的。记得为了招待来自四川的几个生意佬，母亲本来已经擀好了面条。父亲非要改做米饭，因为四川人爱吃麻辣，父亲还把我们家那棵花椒树上的花椒全摘了，用来做菜。为此我们十分不高兴，抱怨父亲把什么人都领进家里来。父亲却说，四川和安康是挨着的，他们是他的半个老乡。

那时候我帮大人做得最多的家务事，就是每个周末将所有的脏衣服拿去小溪里洗干净。一大篮子衣服，从中午洗到傍晚。黄昏时，坐着门墩上把晒干了的衣服收回来，折叠后装进大木箱里。大木箱是外祖母的陪嫁，红油漆早已脱落，成了黑不溜秋的。但是钥匙扣却有着古典的美。不舍得穿的衣服总是压在箱底，遇到逢圩或者别人家有请才舍得上身。层层叠叠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放进木箱子里，散发着太阳的味道。

父亲的衣服是单另放在一个木箱里的。有一次，为了帮父亲找四个兜的列宁服，居然发现一小瓶花露水安静地躺在箱底。在八十年代旬阳那样一个闭塞的深山里，有人居然在使用花露水。我当时的震惊可想而知，而且是我父亲的，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的，那种隐约的羞耻感，让我心里彻底地将父亲赶回了安康！十六七岁的我，对香水的定义，不光是昂贵，更多是把它和“不正经、风流”这些不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雨后父亲和母亲在山坡上扦插红薯秧子。母亲满身泥巴回到家，哭哭啼啼地对外祖母说，和父亲打了架。本来父亲干农活就不在行，但母亲说，父亲那天是心不在焉，边栽苕秧子，边往河道里探头探脑。自从父亲当上了小组长，我们就常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父亲和河道里张家竹园的何欣阿姨好上了。母亲从不管父亲干活吊儿郎当的模样，但母亲是没法忍受一个男人被人传说，还沾沾自喜。母亲不栽苕了，不久父亲也回到家，两人又开始吵嘴。父亲动起手来，大叫着，就是何欣好又咋地？

此后他再也没有动手打过母亲。但我一想起箱子里的那瓶花露水，就立刻把它和那些风言风语联系到一起了。十四五岁的我对父亲从心里感到了鄙夷。尽管后来母亲证实了父亲和何欣阿姨的事完全是村里其他人的故意造谣。村里其他人之所以这样造谣，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外乡人成了领导他们的小组长。

我对父亲的这种陌生感持续了许多年。直到我实在成了一个外乡人时，才算真正认识了父亲。重新审视了他的爱憎，以及他无可依附的外乡人心理。至于那瓶花露水，现在想起来，我的父亲当时是多么有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