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回想

我生长在农村，大多数新年都是在农村过的，只是后来进了城，偶尔也在城里过个新年。家乡和城里的过年习惯不一样，城里过年总感觉缺少农村那种朴实、那种充满人情味的欢乐。如今每到过年，总是想起儿时或稍大些时的真情岁月。

按家乡的风俗习惯，再穷也要过好年，人们期望“天天‘寒食’日日‘年’”的美好日子。因此，新年给人们送走了一年的劳累，一年的忧愁，迎来了来年的是忧愁还是欢乐谁也说不清但谁也期盼的岁月。

我的童年，遇上三年自然灾害。记事起，家里的日子一直不好过。一进腊月，父母就操持着过年。一年到头，省吃俭用攒下一点钱，父母总是把它攥得紧紧的，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们哥妹两个小，不懂事，总是嚷嚷买这买那，因此也长挨父母的训斥。但是，不管怎样，新年对我们的诱惑力相当大。可以说，到了腊月，我们掰着手指头，用的都是到计时，数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盼着新年一天天临近。

腊月的集日，父母及我们是非赶不行的。逢五排十是十几里外的红河、高崖大集，一六是十几里外的平原大集，最近的三八集也是五六里外的包庄集。父母轮流赶集，为我们采购年货，从穿的衣服，到吃的食品，从学习用品到一些玩具。我们呢，也尾随着父亲或母亲，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买回几挂鞭及爆竹，母亲则买上几炷香及几刀烧纸。到腊月二十六七，这些东西都置办个差不多。一般不赶年除夕日的集，因为那是穷汉集，虽说穷，谁也不愿沾那个穷字，怕来年不吉利。所以除夕日集不到中午早就人无踪影了。

腊月二十三是辞灶日，母亲用自己做的年糕及买来的地瓜糖做供品，送灶王爷上西天。据说这一天灶王爷到玉皇大帝那里汇报一年的工作。人们希望他多说好话，为防止他讲坏话，用粘糕粘糖之类的东西糊住灶王爷的嘴巴，并在他的画像两边写上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我不大信这一套。在母亲供完后我就放上几个爆竹。年除夕日，家里的一切都准备妥当，炸鱼、蒸鸡之类的年货摆满了用高粱莛子做成的盖垫。这些是专在年夜和年后待客用的。尽管我们的口水流的很长，母亲是决不允许我们动一动的。年除夕日的下午，各家各户忙着贴对联，各种各样的对联都是美好的祝愿，什么“人寿年丰、国泰民安”啦，什么“人财两旺地、福寿双全家”啦。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联则清一色的毛主席诗词，譬如“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等。横披也多数换成“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福字也更换了类似的内容，早以打破了对联、横披、福字的古老模式。到我会用毛笔写字，便不管字写的有多丑，一阵乱舞贴到门上，乡亲们也居然不嫌弃，求我帮他们写对联。

除夕夜是最激动人心最兴奋也最严谨的一夜。我们那儿过年的风俗极其独特，晚上一家人一起下手包饺子，母亲在几个饺子里放上硬币，也不讲究有多脏多不卫生，说是谁在年五更吃出硬币谁有福气。过了十二时，宁静了半夜的乡村忽然听到了鞭炮声，很快响声连成了一片，听不清是谁家发“纸马”（我们那儿过年放鞭炮称为发纸马）。这时父亲悄悄起来，一声不响地生着了炉火，把事先准备好的菜一样样炒好。据说，年五更女人是不许炒菜的。年五更这一刻十分庄严神圣，女人的地位低下，在这神圣的时刻是不能动这动那的。我们小孩子也只能穿好衣服，随母亲围坐在炕上。每到过年，父母都是反复叮咛，过年要说吉利话，千万不能说“完了”之类的话，那也是大忌。也不能随便去触摸窗台，那样灶王爷会不高兴。小孩子不禁语，想到什么说什么。听到邻居放完了鞭炮，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放完了。”母亲则瞪眼：“不许说话。”有一则故事对这一禁忌是一个绝妙的讽刺。除夕夜有一个小偷到某家把驴子牵走了，小孩从窗口看到了，想到大人的“不许说话”的训斥，竟不知说什么好，眼睁睁看着人家把驴牵走了。等到过完年，父母发现少了驴子。小孩说：“我看到让人牵走了。”“你为什么不说？”小孩委屈地答：“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拜年是节日必不可少的一项。我从小愁说话，对这些风俗不感兴趣。小时早上起来，约几个伙伴跑到村边的田园放鞭炮。稍大了，父母强令我给叔叔大爷、婶子大娘拜年。没法子，我也加入了拜年大军的行列。只是过了一夜，人们仿佛变得热情了，见了面只一句话：“过年好？”回答也是：“过年好！”小时兴磕头，到人家家里拜年，先跪下磕头，我不磕，婶子大娘说：“你不磕头没有压岁钱！”我向炕上一看，菠萝里放着一些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也有一分五分一毛的纸币，极少见有成元的。我不愿为这些小钱弯腰，委屈地站在一边。有那开通的婶子大娘硬塞给我几个硬币，我不要拔腿就跑，身后响起女人们爽朗的笑声。

初一这一天，人们心情十分愉快，尽情地串门，尽情地玩耍，似乎谁也没有烦恼，大街上来往穿梭的人群，相互问候着。我们差不多岁数的伙伴玩够了爆竹玩扑克，整个一天不到家。这一天真是自由的一天，全身心解放的一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数这一天轻松。

初二开始出门。先走新亲戚后走老亲戚。正月里我们那儿一般都是走姥姥家、丈人家，走姑家看闺女是麦后的事情。闺女出了嫁，初二和新女婿回家，娘家倾其全力招待女儿女婿。女婿头一年走丈人家，还得小心被人灌醉。我们那儿这种风俗很不好，我小时每年过年都见几个新女婿不是被灌得醉死一般，就是被扔进雪窟窿，新女婿被搞得一塌糊涂，十分狼狈，但又不敢说。倘或恼了或丈母娘说些不中听的话，人们就不高兴，会对这家人敬而远之。因此，头年走丈人家，女婿得好烟敬奉好脸相迎丈人面上的人，特别是小舅子份上的，那一天格外不讲理，你真得高看他三分。喝起酒来既要硬挺，显出不在乎的样子，又要诈醉，装出一副熊样，抽空还得玩点小技巧，洒点酒什么的。总之，你不能醉倒在他们面前，要是醉了，几年过年都会成为笑柄，很使人难堪。

老亲戚有点凑合，譬如姥娘家、老姥娘家。一个不大的箢子，盛上几个馍和糖火烧，转来转去又背回了家。亲戚家也是这样，相互敷衍。当然大多数还是有情意的，有情意也不能留多了东西，留多了亲戚就会说财上急、东西上黑。这倒不是虚伪，纯是一种风俗。当然啦，与那时侯物资紧张、手头窄巴有关。如今生活好了，也不用箢子背那几个馍转来转去，用食品袋装上东西，放下了事，也不用再拿回来了。

从正月初三到十六，全是会亲聚朋玩耍的日子。小时侯村里有京剧班子，初三锣鼓家什便响了起来，土台子前聚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周围卖地瓜糖的、卖糖山药豆的、卖糖石榴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戏班子本村唱够了到外村唱，一直唱到十六日。十六日为“耍日子”，也就是说，年过去了，要到十六日就行了，十七日就要上坡闹春耕。那时是“大锅饭”，人们玩起来不在乎，恨不能耍出正月去。如今，农村过年那种热闹场面没有了。就说戏班子一事，我村唱戏的老人在“四人帮”被打倒后，试图再重振戏风，但几经努力形不成气候，戏演得很卖力，上座率却不高，没有多少人看。有一年，我回家过年，还专门观看了村里的京剧。儿时看戏的那些演员都已经老了，新选的几名还没出道，台上台下的人差不了多少。我十分感叹，愈发思念着那带来欢乐的岁月。

“元宵”节我们那儿似乎不太看重。记得小时侯，“元宵”节也只是放放“泥垛子”。有几年，村里几个青年人玩起了“铁花”，还真吸引了不少人。放“铁花”的原料是自制的，小青年自己用柳木棒烧制成木炭，把生铁铲翅子砸得玉米粒大小，分层装在一架铁灯笼里，拴在一根三米多长的扁担上，找了一个四边高的盆地，点上火就摇转起来。随着呼呼的风响，火越着越旺，木炭烧红了生铁屑，生铁屑被小青年强有力的转动抛到了四周的土坡上，发出了耀眼的火星。到高潮时，通明一片，喊声四起。只可惜，那个热闹的场面我仅看了两年，后来再也无缘欣赏那铁树银花不夜景了。

后来全家搬到了城里，在城里过年全不是在家乡那种感觉。虽说家乡贫穷，冬天光秃秃的一片，田野只剩下麦苗儿是绿的，村里几乎所有的树都落掉了叶子。那几年连电灯也没有，更谈不上电视了，但一家人围着八仙桌，坐在炕头上，其乐融融。如今光景不大一样，城里的生活条件优越得多，电灯电话电视机，大鱼大肉应有尽有。可是每到过年，我始终觉得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究竟失去了什么？我也说不清。小时听到劈里啪啦的鞭炮声在空旷的田野里响起，格外清脆悦耳。如今城里的鞭炮炸得楼房快要倒塌似的，烦人得很。现时的鞭炮声恐是些烈性炸药吧？炸着人不说，光那一声声震天响，就震得耳朵鸣鸣叫。为此，在城里过了几个年，我是邻居中唯一不放鞭炮的。管它起什么作用，辞旧岁也好，迎新春也罢，我才不遭那份罪。年五更“守夜”也不一样。家乡都是在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那个五更起来守夜，而城里人懒得多，除夕晚上喝了酒，一觉睡到天明，他才不去熬那个夜来！入城随俗，我也学城里人的样子。起初母亲妻子皆不同意，慢慢她们也习惯了。但我总觉得城里不如家乡过年虔诚。拜年也不同，在家时拜年，多是给近支的长辈和邻居的长辈拜年。而城里，工人给厂长拜年，干部给科长局长县长拜年。担任个什么职务，尤其是担任个什么重要的职务，初一早上家里门庭若市，有的开着车拜年，专往领导家里跑。可笑的是，今年你在台上，他给你拜年，明年你下了台或退了休，他就不去给你拜年。现时的人，利益驱动，谁还去动那份子感情？无怪乎有些老干部下了台大呼“有感觉”，在当今社会，这种“有感觉”是正常的，没感觉才是不正常的。我十分讨厌这一套。在家里时，我为拜年伤透了脑筋，即便是有那硬币吸引着，我也从来没给哪个活人下过跪。这大半生，我只是在我父亲的灵柩前、坟前跪过。我不愿低声下气和人们谈话。起初，妻子也劝我：“你不到领导家里拜年，人家不提拔你，某某比你到单位晚，早提什么官了，你还是个破烂干事。”我自恃清高，宁可躲在家里睡大觉，找几个要好朋友搓几把，也不到领导家拜年。你想想，成年不到人家家里去，过年去就问一声“过年好吗？”有水平的领导他不看你拜年不拜年，这是玩虚的。机关上了班，有的领导问：“过年怎么没见你？”我便说一句谎话：“我回老家过年了。”

过年喝酒在城里也不行。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小圈子，今天你家请，明天我家喝，整日弄得浑浑噩噩的。你不请，人家说你小气。人家请你你不去，人家说你看不起人。去了不喝，人家说你不实在不够朋友。喝多了，人家说你没个数。难，实在是难！回想起在家乡过年时，哪有这些繁文缛节。因此，每年过年，我似乎有一种“过关”的感觉。小时盼过年，现在竟然怕过年。人上了几岁年纪，步入了中年，心态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我常常自己问自己，恐怕不单单是怕喝酒、怕拜年、怕爆竹？

这种心态一年强烈起一年，几乎快到了支持不住了的时候。我想逃离这个环境，摆脱人与人之间一些无谓的交往。然而不能，一段时间我非常苦恼。妻子说：“怕是有病吧？快到大医院查查。”她不管我乐意不乐意，硬是把我拽到省城医院。一查，神经正常，其它部位也没大问题，脂肪肝引起肝功能紊乱。医生说：“严禁喝酒。”回来我就把酒戒了。在酒桌上我常常以极右的面孔出现，不管是白酒还是啤酒，不管是干红还是饮料，我统统不沾嘴，因此也使得许多朋友不高兴。我失去了以前的豪爽，多上了几份忧愁。一切都是应付！应付！应付！有时我自嘲：“人生不也是应付吗？”

我想到了回家乡过个年，过个清净年，追回那失去的童年纯正美好的岁月，摆脱城里无聊的充满尘嚣的空气。1998年过年，我终于打定了主意。我携妻女回到了家乡。尽管不似先前热闹，但我仍然感到惬意。儿时的一些伙伴听说我回家，纷纷找我，我和他们谈了整整一天，从儿时谈到现在。所欣喜的是，他们都走向了成熟，都有了自己的家业，都多了一份深沉。家乡也早就通上了电，电灯电视几乎家家都有，还有好多户安装了自动电话。在偏僻的乡村，过年的晚上也能看到中央台的春节文艺晚会，我和母亲及家人坐在电视机前，闻着那种散发着泥土味的芬芳，聆听着远处近处传来的清脆的爆竹声，我有些陶醉，似乎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春节。美好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美好的。即使那时穷，但留给我的美好回忆是永远抹不掉的。

这个年我过得十分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