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泥锅台
2008年12月30日经典散文
人上了年纪，眼前的事儿转眼就忘了，可早年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倒是时常想起来了，并且越咂摸越有味儿。
胶东老辈农家的锅台都是用土坯垒成的，方不方圆不圆的，大大的落地灶门，空空荡荡的灶膛。灶膛里的火，总是滋滋啦啦，慢慢腾腾的，没有点耐性还真是烧不熟饭。
我小时候，姥姥家用的就是泥锅台，自然“火头军”的营生也就是老姥了。一烧饭，她就排排场场地坐在蒲团上，一边拉着风匣，一边不紧不慢地往灶门里填着棒棒秧子，还不时地用烧火棍搅动着，力争火苗旺一些。饭烧好了也不起来，依然稳稳地钉在灶前，不时地搅动着满是火星的灶灰，一直守着搅到揭锅。冬天，要是没有老姥那样的人，还真是吃不上那热乎乎的熟地瓜。
老姥烧火的时候，东家的婶子、西家的大娘、南院的大爷们往往会凑过来，门里门外，或坐或站，叽叽喳喳、家长里短地拉个没完。老姥就边拨拉着烧草，边和他们拉呱，我虽然从未留意他们谈的什么，但看神态，显然他们个个都很开心。
在常来常往的人中，我记忆最深的还数老王叔、张大伯和小李哥。他们都不是俺村人，但他们来不迎，走不送，很是随便，如同一家人。老王叔络腮胡须，腰里总是藏着一把盒子炮。他一来，总是在门外就喊“大娘——”“大娘——”。要是老姥在灶前烧火，他就蹲在老姥身旁，边帮老姥往灶门里送草边放他的连珠炮，嘻嘻哈哈的，家里顿时就热闹起来了。老姥总是拍着他的肩膀，笑眯眯地数落他：“就数你的话多，你再跟人家老张学着点儿，看人家多排场，多像个跑工作的样儿。你倒好，已经胡子拉茬的就是不蜕孩子皮……”老姥一唠叨，老王叔就猴搂食怪的把牙一呲，舌头一伸，逗得大伙儿笑个不停，还真是叫人喜欢。可当我向他要盒子炮玩的时候，他的脸即刻就会板起来：“这可不行，等你长大了，我送你一把！”我怎么央求，也是门都没有。
当我对老王叔无可奈何的时候，常常跑到张大伯怀里。张大伯的话虽然不多，可他很理解人，很喜欢小孩子，常常把当时很稀罕的自来水笔拿给我玩，手把手地教我学着写字、念字，我这么大岁数了，能识几个字，差不多都是那时候张大伯教的。
小李子哥年轻许多，日子久了，我几乎都把他当成了亲哥哥，而且，村里孩子们玩的那些游戏他差不多样样精通，总能哄得我们这些小猴崽子们乐的鼻涕冒泡。小李子哥到了姥爷家也从不客气，有时进了门就直奔泥锅台，熟门熟路地从灶膛里拔拉出烤地瓜、烧玉米，把自己的两腮吃出一道道的“黑胡子”。
记得有一次老姥烧火的时候，无意中说了一句“这锅台犯风，有时候真不好烧”。老王叔一听二话没说，把袖子一挽，便把这锅台拆了，挑水和泥，重新盘了起来，粘的满脸满身都是泥。打那以后，任他东南西北风，老姥的眼就再也没被灶烟熏过。
在我的记忆里，老姥好像一天到晚总是钉在锅台前，只有一个时候例外，那就是老王叔他们跟姥爷在里屋关起门来说话的时候。每到这时，老姥都会从锅台前起身，拿起一双鞋底到门外坐下，手里纳着鞋底，眼睛却紧盯着进村的路口。每次老王叔他们来过之后，过不了几天，常会听村里的大人们说，哪村哪村的炮楼让八路给端了，或者是哪里的汉奸夜里睡觉时让人给摘了脑袋。
每次老王叔他们来，我都能疯闹地兴奋好一阵儿，日子长了不见他们，便会眼巴巴地盼着。有一天，在灶前烧火的老姥满眼是泪，我问怎么了，老姥说：“你小李子哥没了，还是个孩子啊！最爱吃我在灶膛里给他焐的地瓜了……”
当时，我不知道姥爷家是个抗日联络点，更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就问老姥：“王大伯他们是哪里来的？怎么都这么好？”老姥的回答很简单：“庄稼地里来的，学堂里来的，都是自家人，怎么能不好呢？”
几十年过去了，从童年时古老的泥锅台，到合作化时期干净的砖锅台，再到改革开放后漂亮的瓷砖锅台，直到现在许多用上了液化气、沼气的人家拆了锅台，虽然灶具的每一次变迁都会给我新鲜与兴奋的感觉，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童年时的泥锅台以及围在泥锅台边那些最亲切的人。
胶东老辈农家的锅台都是用土坯垒成的，方不方圆不圆的，大大的落地灶门，空空荡荡的灶膛。灶膛里的火，总是滋滋啦啦，慢慢腾腾的，没有点耐性还真是烧不熟饭。
我小时候，姥姥家用的就是泥锅台，自然“火头军”的营生也就是老姥了。一烧饭，她就排排场场地坐在蒲团上，一边拉着风匣，一边不紧不慢地往灶门里填着棒棒秧子，还不时地用烧火棍搅动着，力争火苗旺一些。饭烧好了也不起来，依然稳稳地钉在灶前，不时地搅动着满是火星的灶灰，一直守着搅到揭锅。冬天，要是没有老姥那样的人，还真是吃不上那热乎乎的熟地瓜。
老姥烧火的时候，东家的婶子、西家的大娘、南院的大爷们往往会凑过来，门里门外，或坐或站，叽叽喳喳、家长里短地拉个没完。老姥就边拨拉着烧草，边和他们拉呱，我虽然从未留意他们谈的什么，但看神态，显然他们个个都很开心。
在常来常往的人中，我记忆最深的还数老王叔、张大伯和小李哥。他们都不是俺村人，但他们来不迎，走不送，很是随便，如同一家人。老王叔络腮胡须，腰里总是藏着一把盒子炮。他一来，总是在门外就喊“大娘——”“大娘——”。要是老姥在灶前烧火，他就蹲在老姥身旁，边帮老姥往灶门里送草边放他的连珠炮，嘻嘻哈哈的，家里顿时就热闹起来了。老姥总是拍着他的肩膀，笑眯眯地数落他：“就数你的话多，你再跟人家老张学着点儿，看人家多排场，多像个跑工作的样儿。你倒好，已经胡子拉茬的就是不蜕孩子皮……”老姥一唠叨，老王叔就猴搂食怪的把牙一呲，舌头一伸，逗得大伙儿笑个不停，还真是叫人喜欢。可当我向他要盒子炮玩的时候，他的脸即刻就会板起来：“这可不行，等你长大了，我送你一把！”我怎么央求，也是门都没有。
当我对老王叔无可奈何的时候，常常跑到张大伯怀里。张大伯的话虽然不多，可他很理解人，很喜欢小孩子，常常把当时很稀罕的自来水笔拿给我玩，手把手地教我学着写字、念字，我这么大岁数了，能识几个字，差不多都是那时候张大伯教的。
小李子哥年轻许多，日子久了，我几乎都把他当成了亲哥哥，而且，村里孩子们玩的那些游戏他差不多样样精通，总能哄得我们这些小猴崽子们乐的鼻涕冒泡。小李子哥到了姥爷家也从不客气，有时进了门就直奔泥锅台，熟门熟路地从灶膛里拔拉出烤地瓜、烧玉米，把自己的两腮吃出一道道的“黑胡子”。
记得有一次老姥烧火的时候，无意中说了一句“这锅台犯风，有时候真不好烧”。老王叔一听二话没说，把袖子一挽，便把这锅台拆了，挑水和泥，重新盘了起来，粘的满脸满身都是泥。打那以后，任他东南西北风，老姥的眼就再也没被灶烟熏过。
在我的记忆里，老姥好像一天到晚总是钉在锅台前，只有一个时候例外，那就是老王叔他们跟姥爷在里屋关起门来说话的时候。每到这时，老姥都会从锅台前起身，拿起一双鞋底到门外坐下，手里纳着鞋底，眼睛却紧盯着进村的路口。每次老王叔他们来过之后，过不了几天，常会听村里的大人们说，哪村哪村的炮楼让八路给端了，或者是哪里的汉奸夜里睡觉时让人给摘了脑袋。
每次老王叔他们来，我都能疯闹地兴奋好一阵儿，日子长了不见他们，便会眼巴巴地盼着。有一天，在灶前烧火的老姥满眼是泪，我问怎么了，老姥说：“你小李子哥没了，还是个孩子啊！最爱吃我在灶膛里给他焐的地瓜了……”
当时，我不知道姥爷家是个抗日联络点，更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就问老姥：“王大伯他们是哪里来的？怎么都这么好？”老姥的回答很简单：“庄稼地里来的，学堂里来的，都是自家人，怎么能不好呢？”
几十年过去了，从童年时古老的泥锅台，到合作化时期干净的砖锅台，再到改革开放后漂亮的瓷砖锅台，直到现在许多用上了液化气、沼气的人家拆了锅台，虽然灶具的每一次变迁都会给我新鲜与兴奋的感觉，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童年时的泥锅台以及围在泥锅台边那些最亲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