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二月兰

“五一”回家，见到了久违的二月兰。它们散乱地生长在田间、地头、溪边、斜坡上，默默地开着五颜六色的小花，为春日刚刚苏醒的大地，平添了许多妖娆。

二月兰是家乡的一种野草，学名紫花地丁，和季羡林先生笔下的二月兰不是一个花种。季先生笔下的二月兰，生长在北京的燕园，而我所说的二月兰，生长在家乡贫瘠的土壤上。一直以来，家乡的父老总是以二月兰称之，如果你说紫花地丁，上至八十岁的大爷，下至七八岁的孩子，恐怕没有一人知晓。

二月兰，顾名思义，是在二月里开始生长的花。每每过了正月，当人们还在春寒料峭中不愿伸出双手的时候，二月兰，就在灰褐色的田野里、刚刚返青的麦田里、村头的砖缝里、河边的烂泥里冒出了它们嫩嫩的幼芽。刚开始时，只有一两片娇小的叶片，慢慢的，人们不经意间，突然冒出了三四片、七八片绿绿的叶子，紧接着，紫色、粉色、白色的小花，在一个晚上，赶集似的，热热闹闹开放在二月兰纤细挺拔的茎蔓上。在二月兰成片的地方，远远望去，绿绿的地毯上，挺立着千万朵姹紫嫣红的小花，微风里，小小花片抖动着身子，又似千万只彩色蝴蝶，飞舞在如茵的草地上。

二月兰耐寒耐旱，对土质要求不严。家乡的土地上，到处可以见到二月兰的影子。无论是贫瘠的沙地，还是肥沃的水田；无论是向阳的阳坡，还是阴湿的地沟……只要能够埋藏一粒种子，二月兰，就能够在来年的春风里，不屈不挠茁壮地生长下去。而且，一粒种子，就能繁衍成片的二月兰，有时，满坡、满沟都是，娇小妩媚的花朵在春风里怒放，给家乡带来了勃勃生机。

二月兰曾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小时候在农村，家家户户养猪，每年的春天买来一口小猪，到年底的腊月就长成了一口三百多斤重的肥猪，邻近年关的时候，把猪杀掉，就有了过年吃的肉和来年的腊肉。二月兰是猪仔最爱吃的野草之一，于是，打猪草就成了我们名正言顺最喜爱的劳动。春天，春寒还没有过去，二月兰就在返青的麦田里冒出了地面。放学后，小伙伴们热热闹闹到麦田打猪草。我们拿着耪勺和柳条编的篮子，吃着从家里灶上铲起来的“零食”——锅巴，走在乡间小路上，一路欢歌，笑声连连。到了目的地，大家便散乱地蹲下，小心地挖着二月兰。二月兰和麦苗长得有些相似，一不小心，就会误把麦苗挖下，招致大人的责骂。

当然，有时还会以打猪草为名，进行我们的秘密爱好。比如，如果到河边挖二月兰，我们就会玩水、捉鱼；到树林挖二月兰，就会把柔软的树枝折下来，编成花环戴在头上，还用枝条的树皮做成笛子，吹出乡村独特悠扬的乐曲；如果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玩，我们就会把二月兰五颜六色的花摘下来，戴在头上，演白娘娘和许仙的戏；我们还会在挖二月兰的时候，突然发现一窝“老道”，他们圆滚滚的身子到处乱窜，我们用树枝前后围堵，它们狡猾地翻个身，飞快地从另一面仓皇地逃去……黄昏时，我们挎着有时满有时浅的猪草，回到家里。看到猪仔狼吞虎咽地吃着青嫩的二月兰，我们会情不自禁把一枚二月兰放在嘴里，味道又苦又涩，便立刻做起鬼脸，“啪啪”地吐掉了。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二月兰还是一剂良药。不知是家乡人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是一代代人的口传身授，家乡人把二月兰的药用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记得那年春天，我得了“连腿疮”，臀部、双腿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脓水粘在裤子上，脱都脱不下来。有人说，“连腿疮”要长三年才能好，妈妈很着急，就采了二月兰，洗净捣碎，弄成汁液，每天精心地涂抹在我的患处。几天后，我满腿的脓包开始结痂，竟然好利落了。村里人有个头疼感冒的，会用二月兰熬汤喝；孩子得了“痄腮”，也会采来二月兰，捣碎敷在患处。二月兰全身是宝，对家乡人而言，二月兰是大自然赋予他们最神奇的礼物。

工作后，到了城市，见到最多的是城里名贵的花，它们被人工种植在园林、社区和街道的绿地上，但如同我生命中的过客一般，匆匆点缀了我的生活，又匆匆从记忆里离去。唯有家乡的二月兰，静静地开放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给我的生命注入温暖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