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元钱的婚礼

几千年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成家”就是结婚育子，故有牧羊童说的“放羊赚钱，赚钱娶媳妇，娶了媳妇生儿子，生了儿子放羊”的故事流传。其实，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广大的芸芸众生虽然不一定都放羊，但基本上都在重复着牧羊童的故事。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我，不愿重复牧羊童的故事，千方百计的想改变自己“牧羊童”的身份---进山当了一名月薪30元的民办教师（实际上还是农民），于是，我终于能够把养家糊口的担子挑了起来，也基本上找回了七尺男儿的尊严。然而，俗话说饭饱思娇莲，我自然也脱不了俗，加上NN又是那样的爱着我，我也铁定：她必须是我的终身伴侣。于是“成家”---建立我俩自己的家，就成了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我始终认为，人生只要有目标，那怕这个目标再俗，俗到与“牧羊童”近似而令现代人觉得可怜而又可悲，也能使我们品出生活的滋味，因而永远不会把自己的那份贴标机工作当成劳役。

NN那时已是正式教师，每月可拿35元的工资，还吃着每月28斤的国家粮，教学相当出色，还多次被评为 “红旗教师”。我呢，一人教着30几个孩子，也是尽心尽力，深得山里人的敬重。虽隔山隔岭，但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我俩既能在信中嬉说“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的往日趣事，数说“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的眼前苦恼和无奈（分水坳不通邮），又能在暑假和寒假中形影不离的在一起，共同体验着“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的情趣，共同咀嚼着“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深意。

然而，花前月下的浪漫不能改变清贫而又严峻的现实：NN挑起的一家五口的担子十分沉重，我们不可能在维持两个家八、九个人的起码生活标准外有丝毫的积蓄，以便添置哪怕是一样显眼的超声波液位计新物件，至于那时农村婚嫁作兴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我们笑谈：等猴年马月吧！谈婚论嫁对于我俩简直是遥不可及，为此，我俩也经常陷入苦恼和焦虑之中。

清贫的现实给我俩甜蜜的相处带来的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浓重，给两个家庭大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的父亲对于未来儿媳的每一次到来，都是诚惶诚恐，除了倾尽全力把他的烹饪技巧发挥到极至外，就是把自己关到房间里，拿出他的长烟杆，不停的吸着最便宜的“屎脚叶子”旱烟；NN的母亲对于准女婿我的做客，唯一能尽的心意就是在他们“七根番薯丝扛一粒米”的饭甑里，特意留出一中碗纯米饭（我当时有胃病，对番薯特敏感）而且虎视眈眈的监视着小弟妹们，决不允许他们有 “越雷池一步”的行为，饭桌上，小弟妹们偶尔瞟过来的艳羡的目光让我深深感到不安。

就这样，我们迎来了1965年杭州装修公司的春节，在父亲的提议下，NN来到我家过年，一个未过门的媳妇能在男家过年，这件事本身的特殊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我们人多眼杂的宋家大屋场里，当本家大兄嫂玉珍经过长期窥探得出我和NN至今都独善其身的结论后，就以她“大哥嫂”的身份，动员了一大帮妯娌，真诚的训导我“结了婚算了，这样下去，对人家小Z老师不好，老是拖、拖，把人家妹仔都拖老了，横边人都不忍心！”大家七嘴八舌一致附和。从除夕夜到大年初三，轮番说合，我们始终笑着摇头。

初四日又是个阴冷阴冷的日子，早饭后，嫂子们又围到火炉里开始了新的一论劝说。说实话，我何尝不想简简单单的搞个婚礼结婚呢！但再简单，床上的包装机用品总得要新的吧，NN总还要有一套象样的新人服吧，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呀。但是，执拗而又热心的大哥嫂将军了：只要你同意，拿出两元、三元的，别的你别管！我半信半疑，掏出两元零钞给她，NN根本就不相信，但也掏出两元零钞，大哥嫂起身走开又向父亲讨了三元钱走了，我和NN并不以为然，继续烤我们的火。我俩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大哥嫂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一场宋家屋场从未有过的婚礼---中午，我被大哥嫂叫到我们家唯一一间正房里，顿时眼睛一亮，床上挂着虽不新但非常洁白的蚊帐，床上的床单、枕头整整洁洁，红花被窝四四方方的安放在床头，格外显眼，旧书案铺上了清洁的台布，上面摆放着一盘新玻璃杯和一面崭新的圆镜，大哥嫂介绍这是尚待闺中的堂妹“福几”特意买来送给新嫂子的压滤机配件，其他床上用品都是嫂子们凑起来的。她还说，晚饭后，大家都会来贺喜，糖果、香烟、茶叶、酒和爆竹她都准备好了。听了她一本正经的陈述，我顿时乱了方寸，嗔怪道：大哥嫂，你还当真了？大哥嫂一脸严肃：快跟小Z准备去吧，这事，大哥嫂能跟你们开玩笑？！我一下子手足无措了，这也未免太马虎了吧，如此做派，岂不太委屈了NN、太对不起NN家了吗！然而，事到如今，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跟NN正式挑明了这一话题。从心底里就认为遥不可及的事陡然摆到了一个不到21岁的姑娘面前，表态之难，可想而知。开始时，她只是一味的摇头，后来，我问她到底怎么办时，她沉默了，她大概又想起了家中辍学的大弟和幼小的二弟和小妹，想起了妈妈因最简单的脚盆、马桶、行笼、被窝、纯水设备等起码的陪嫁物都无能力着发时的灌装机长吁短叹，于是，她流泪了，当她意识到这种简单的婚礼实际上是对双方大人的一种精神解脱时，我再一次问她后，她没有摇头，接过我递给她的手绢擦干了眼泪轻轻的打了我：好伤了你吆！

婚礼很热闹，爆竹响后，在家的五伯五婶，七叔七婶，九叔九婶围在圆桌四周吸着香烟，饮着白酒，喝着浓茶，都向我父亲道贺，齐夸NN是个难得的好媳妇；一大帮兄嫂子侄女则到新房里闹洞房，传统的、时尚的节目一个接一个， 在欢乐的气氛里我俩又跳又唱，我们用真情和热泪演绎了“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人间佳话。

1965年农历正月初四，我俩以这七元钱的婚礼为起点，开始了充满甜酸苦辣的“成家”历程。每年的这一日，也便成了我们俩铁定纪念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