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今天是父亲的忌日，农历的五月初五。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如果他还活着，应该是九十三岁高寿了。
据父亲讲，我们家的祖藉，如果向上追溯五六代的话，是太原市清徐县郝城营村，是一户做买卖的人家。再往前推，就他也不知道了。后来一支，迁到太原市晋祠镇长巷村。一直到我的爷爷辈。父亲的童年还算是幸福的。虽然也家道中落，但不管家里多穷，他那慈祥的父亲和会过日子的母亲还是咬着牙，供他念了几天私塾。是一件突如其来母亲的病故，一夜之间把这个家庭推入了几乎绝望的深渊。当时他们姊妹五个，父亲的上面是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二十世纪旧中国的农村，生产力极其低下，物资极度匮乏。家庭的重担一下只落到从没操持过家务的他的父亲身上，人没倒下，可家倒了。小弟弟也因为失去了母亲的乳汁，刚刚学会走路的他，又回到了爬行的阶段。是小米糊糊维持了这个小生命，并存活下来。
当时我的父亲大约只有十三岁。爷爷是靠给有钱人家做饭的微薄收入来养家。一下只又当爹又当娘，两三年下来，家里的贫困情况是难以想象的。实在没办法，我爷爷举家投靠到他的姐姐。也就是晋祠镇的晋祠村。从此，我的父亲开始了他为这个家庭奔波的前半身。
这段时间父亲干过许多杂事。干的时间最长的是学裁缝和当裁缝铺的帮工。因为父亲心灵手巧，吃苦、勤奋，据说手艺还不错，还能给掌柜的招来一些客户。父亲除了留一小部分需要花消的钱外，全都接济了家里。因为家穷，娶不起老婆，直等到我的小姑长大成人，以小姑的出嫁为条件，为父亲换回了媳妇。这一年，我父亲已经二十八岁了。
我的外祖父家，在当时是非常殷实的人家。外祖父从事粜粮生意，还养着两挂马车。但是，因为小姑和姑夫的脾气不投，经常闹点小毛病。我父亲常要代表小姑的娘家人去讲理，自然有时候就闹到了外祖父那里。外祖父吗，一般总是护着自己的孩子，也没把这个穷女婿放在眼里，结果总是不愉快。所以，我们家当时就那么艰难，那么穷，也没得到外祖父家太多的接济。再者，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要强的人，所以除了过时过节的正常交往外，两家相隔三十多里路，中间夹着一条汾河，加上父亲长年在外，平时的交往也很淡。
据母亲讲，我父亲是一个特别容易轻信别人的人。那时多次发生过让别人给家里捎东西、捎钱捎丢的事。后来有几次母亲当着我们的面开玩笑地奚落父亲时，父亲只是叹气，说，我那知道他们是那种人哪。
父亲最大的爱好要算看戏了，这个爱好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据母亲讲，父亲一生中曾参加过一次舞台演出，剧目叫“二溜溜”。我小的时候，特别是父亲中午回家的路上，嘴里总是哼着小曲儿，脸上总是充满着微笑。
日寇侵入中国后，我的家乡也被日军占领了。那时，日本人要求中国的老百姓见了他们都要行礼。老百姓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父亲也是非常憎恨日本人，有一次，他经过一个日本人前，他看到这个日本人没注意，就没行礼走了过去。第二次又路过这里，他又不想给日本人行礼，结果挨了日本人的打。说起日本人，父亲总是说，跟你们在电影上看到的一样，太坏了。
因为父亲认识几个字，加上有心计，学会了珠算、记帐什么的。在四十年代，为了不给国民党“应夫”，就中断了裁缝铺的帮工回到村公所帮忙。这就是我父亲的前半生。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二年我父亲加入了镇供销合作社。从此，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可以说，是共产党把我家真正地从苦海中解救出来，这话一点也不为过。一种当家做主人的感觉在我父亲的心头由然而生。为了报达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已经四十多岁的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在我的记忆中，一个属于镇供销社的十几个门市部，我的父亲都任过那里的经理，最多时身兼三个门市部的经理。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在单位里，他是极少数获得表彰奖励最多的党员和先进工作者之一，少数每次奖励工资均漏不掉的职工之一，少数最有能力、最有威信的老职工之一。同时也是少数最知足的老职工之一。
在父亲那个年代的同龄人里，能识文断字是让别人非常羡慕和受人尊敬的事。虽然我父亲也没上过几天学，但是，他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三言二拍》，又看了许多反映历史的戏剧，加上他本人记性特别好，所以，他对中国的历史也略知一二。特别令别人佩服的是，他对方言字、偏怪字非常熟悉，对当地婚丧大事的民俗非常熟悉。
父亲无论做人做事，腰扳总是挺的直直的。有两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件是听说的，一件是我亲身经历的。
六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人们吃穿都非常困难的时期。那时候我父亲在供销社的加工厂当厂长。加工厂当时主要生产芝麻酱、豆腐、豆腐干、豆油。据当时加工豆腐干的人后来说，人家哪厂长才叫直志呢，从人家到加工厂的第一天，到离开加工厂，不要说人家占公家的甚便宜，人家连公家的一块豆腐干也没白吃过。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父亲在商店当经理。到了秋天，就要为商店冬天取暖准备煤炭。商店的后门离我家只有二三十米远。哪天，我中午下学路过，突然被一个赶马车的、满脸煤黑的人喊住，问：你是不是商店经理家的孩子。我说，是。于是他匆匆返回马车旁，从挂在马车下面的钩子上，摘下一个装满西红柿的饮马桶，递给我说，拿回去吧。我看着这个大约高八寸、直径约一尺的桶楞了一下，也没弄懂怎么回事就提了回去。走进厨房，父亲正背对着我擀面。我说，这是给你们商店送煤的人给的。父亲回头看了一下我说，这孩子真不懂事，人家给你你就要？快给人家送回去。于是我又提着那个桶走出去。放到那辆马车附近，对着哪个赶车人说了一句，我爹让还给你。扭头就走。那人喊着又追到家里。冲着父亲说，这又不是买来送给你的，自己地里长的东西，不值钱。说着放下就走。父亲还想说什么，那人已经没影了。父亲很无奈地对我说，把西红柿拿出来吧。等我把西红柿捡完，父亲掏出五角钱放到桶里说，还桶时把钱交给那人。我照办了。父亲可能是无意识地处理了这件事，可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父亲从一线退下来后，又在后勤上做了多年的总务工作。由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原则性强，成了供销社人们公认的红管家。
从哪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七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还没有私营和个体一说，镇供销社的门市部就是这个镇的所有景观。在那十几年里，每逢“国庆”、“五一”、“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镇供销社所有门市部的大门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会看到，悬挂的红布上别着用黄纸剪的“庆祝国庆”、“欢渡春节”等字样的横幅。骤然为一惯非常单调和缺乏生气的小镇，平添了许多喜庆的气氛。那些字端庄、大方，而且十几年不变。原因是父亲请别人写了一次后，就象剪窗花一样，一次剪下许多张，用完再剪。当然，这只是我父亲做事很有心、很认真的一件小事。
父亲少年时学的裁缝手艺，在他六十多岁的那一年为大家显露了一下。那时，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风，作为基层供销社更是要支援农业的。这一年的冬天，全部职工都投入到了治理“二坡地”是战役中。为了解决大家的饮水，父亲让采购员从市里买回了饮水桶。可一看是单层的，不保温。父亲没有太多的责备采购员，而是很快从商店领上棉布、棉花，在自家缝纫机上为饮水桶赶制了“棉衣”。当大伙在寒冷的工地喝上热呼呼的开水，特别是一些心细的女同志看到这件合身的“棉衣”后，都发出了“咋咋”的惊讶和赞许声。话一传十地传开，最后传到我父亲的耳朵里时，他听着人们赞扬的话，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天真、自信的笑容。
我可以说是穿着母亲和父亲亲手缝制的衣服长大的。母亲主要给我做夹衣、棉衣，父亲主要做外套。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上初中和上高中那个阶段的衣服，除很少的一点是从商店买的外，全都出自父亲的手。父亲的最后一次裁缝活是为我的结婚新房缝制窗帘，和给未来的儿媳妇缝制结婚时穿的红色中式棉衣。缝制窗帘就不说了。因为父亲学裁缝时，主要学的是做旗袍、中式衣服、裘皮衣服，所以等哪件红色中式棉衣做出来，穿在身上一试，那才让人体会到什么样的衣服叫合身、合适。这件衣服也成了他一生裁缝手艺中的最后一件作品，从那以后，父亲再没有碰过缝纫机。由于八十年代初在衣服上的复古还没有把过去妇女穿的旗袍时兴起来，所以，父亲做旗袍的手艺，就永远地封存在他的记忆里了。做为儿子的我，最终也没能看到由父亲亲手做的旗袍是什么样子，也算是做儿子的一点遗憾吧。
父亲在教育子女的方法上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他从来不打孩子、不骂孩子。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打过、骂过我们姐弟俩。是不是姐弟俩乖到从小就没有做过一点讨人嫌的“坏事”，肯定不是这样的。记得那一年的深秋，我当时可能有七八岁了。在我们院子西边、离我家门口不远的空地上堆着一大垛稻草。记不得当时连我在内的三个小孩子，是怎么走到这垛稻草旁，是谁身上正好带着火柴、又正好掏出来划着了它，火又是如何引着了稻草？只记得三个小孩子都害了怕，都急着用小手拍火。看到火越着越大时，都吓得哭着喊着跑了。
邻居和大人们是怎么知道着火了，是谁组织救火的我都不知道。只是知道自己闯了祸，为了避免挨打，想找个什么地方躲起来，又找不着，就一个人在一个小胡同来回走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母亲出现了。她拉住我的手让我回家，我说，不。母亲知道我怕父亲打，安慰我说，有妈在，你爹不会打你的。不过以后再不要做这样的错事了。你把妈也吓死了。在回家路过那垛稻草时，我连看也没敢看稻草烧成什么样子。回到家，脱了鞋，上了炕，就倦缩到炕角，再也不动了。不一会父亲进来，跟着母亲也进来了。父亲嘴里不知说了句什么，就往炕前走。母亲上前一步使劲拦住，高声说道，看你把咱娃吓的。要打你就打我吧。父亲就这样硬是被母亲推了出去。母亲接着又返回来，把我抱在怀里，撩起围裙给我擦去眼泪，轻轻地说，别怕，别怕。我还是不放心地说，我爹要再打我怎么办。母亲安慰我说，不要怕，不会了。真的，后来父亲再见了我，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还有一次，父亲正在缝纫机上给我做衣服。出于好奇，我在一边看着。可能看时间长了就没耐心了。看着皮带带动缝纫机在转动，不知从哪冒出个什么想法，悄悄地拿起放在缝纫机板上的大剪刀就往皮带上碰去，啪，皮带断了，缝纫机也不转了。全神贯注的父亲扭头一看，马上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不知是两只手没腾出空来，还是父亲从来就没有打孩子的习惯，反正，父亲还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在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我知道自己错了，一低头跑出了屋。
父亲是一个很知足、又希望孩子们将来能有点出息的父亲。他常常用我们家在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来教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他劝我们要刻苦学习时，总是从他受教育最深的《三字经》和其它古书中看到的劝人刻苦学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如，谁把萤火虫捉住装到瓶子里，借萤火虫尾部发出的光看书。谁在冬天下了雪的晚上，躺到地上，利用雪的反光看书。谁穷的家里晚上点不起灯，就在和邻居紧挨的墙上挖了个小洞，借邻居家透过这个小孔的光看书。还讲谁几岁当皇帝，谁几岁当宰相，谁几岁当使臣。有时也借历史上成功的人物，讲知识的重要性。比如诸葛亮因为懂的天文地理，所以敢草船借箭、能祭来东风、能制作木牛流马。讲如何做人讲的最多的是公关，说公关如何保护两位嫂嫂夜读《春秋》，不为财宝、美女所动、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讲有志者事竟成、行行出状元时，就举陈永贵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特殊例子。
父亲对我们从不溺爱。在我的学生时代，读书学习的社会背景不是很好，但社会实践的事参加了不少。有一年，我姑姑从她家里带来了一只不大不小的母鸡，我高兴极了。十来岁的我照着邻居家的鸡窝垒了起来。父亲没有过去指导一下。不仅这一次，在后来修鸡窝、盖兔窝时，也没到跟前帮过一下。和泥、找砖头，盖顶子用的木头、炉渣、石灰都是自己想办法。但是，既然养上这些家禽了，父亲就要经常检点我去割草，去喂食，去清理粪便等。
我的父亲不吸烟，不会喝酒，打扑克的娱乐活动也只在值班时偶尔玩一下。加上他的年龄、他为人处世的性格，说句现在看来落伍的话，我的父亲与别人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我没见过、甚至也没听说过那一天，父亲和几个同事或朋友喝酒去了，打扑克去了，去谁家窜门去了。说个不恰当的比喻，父亲就象是太阳，当你离太阳远远地的时候，它给你光明，给你温暖，你觉得它太可爱了。但你要接近它，你就会被它熔化，谁又愿意是这样的结果呢。
回忆父亲，还有两件事不能不提一下。因为这既是我的未解的迷，同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窥探和全面了解我父亲的性格。
一件是七十年代中期，母亲利用自己的积蓄，花了几百元钱，买了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引出的。这个房子和我们家住的房子在同一条街上，直线距离不过千米。但是，父亲从知道这件事，到他去逝就从来没有走进这个房子半步。另一件是关于给他做棺材的事。父亲受党的教育多年，到了晚年，他常对我们说，人死了就什么也没了，中央领导去世后都火化了。我将来也火化算了，又省事，又干净。母亲却没听他的，跑东跑西买来了木头，托人又买下了柏木扳，找来了工匠平平静静地给我的父亲准备好了寿器。但父亲却从来没有过问和没去跟前看过一眼。直到去逝，父亲也不知道给他准备的寿器是什么样的。
草拟拙文，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