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读后感2000

2014年06月30日读后感

子夜读后感2000范文一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一九三年两个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里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这是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

《子夜》不仅从吴荪甫同赵伯韬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债投机市场上的矛盾和斗争来描写他的性格和命运,它还写出了吴荪甫同农村封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对农民武装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而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更显露了他拚命压榨工人、仇视革命的反动面貌。当他从报纸上知道双桥镇被起义农民占领的时候,“他狞起眼睛望着天空,忽然转为贫怒:‘我恨极了,那班混帐东西!他们干什么的?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是不开杀戒的吗?嘿!……’”字里行间仿佛传出了他的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也有时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那是因为它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因为他的权力的铁腕不能直接达到那负责者”。他企图从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货倾销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企业的不振,想吸尽工人血汗弥补他在投机市场上所受到的损失,他利用工贼、特务和反动军警破坏工人罢工运动。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个仇视劳动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动工业资本家的形象。作品还从吴荪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围人物的描写烘托出了资产阶级由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无情的灵魂。他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法则为他安排下的失败的命运。他只能用伪装的镇静来掩饰内心的惶惧和不安,从来不让人家看见他也有苦闷沮丧的时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瑶。他依靠强烈的刺激来暂忘“那叫他们抖到骨髓里的时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业的危机”,只能用“死的跳舞”来排遣失败时的苦痛,并几乎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吴荪甫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除吴荪甫外,茅盾在《子夜》中还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屠维岳是吴荪甫手下得力的鹰犬。正象作者着意渲染吴荪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样,他也用不少笔墨渲染了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吴荪甫不能改变自己的失败命运,屠维岳的阴谋诡计也终于破坏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运动。越伯韬是美帝国主义所拳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产物。他凭借蒋介石的法西斯政权的力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压倒吴荪甫的优势。他不仅操纵了上海的公债投机市场,而且还一手扼住了民族工业的咽喉。他狡狯、阴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无耻。作品虽然对这个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揭示得还不够充分,但从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写中,已经淋漓尽致地刻划与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冯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通过他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计”的一幕丑剧,作品一方面尖锐地揭示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无耻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划了赵伯韬的卑鄙的形象。冯云卿的活动所占篇幅虽然不多,但却是全书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也都写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说,他打算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连锁到现在本书的总结构之内”,这个打算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从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显示了当时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堕落、空虚的精神面貌。

《子夜》读后感2000范文

《子夜》是一部宏篇巨制式的大手笔,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尽管作者曾自我反省道:“我原定的计划要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多……可是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就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即便如此,《子夜》的作者依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恢宏阔大、风云变幻的“舞台”——30年代初的大上海。其实我这样说是不确切的,茅盾只是集中全部的笔力,透过一处一点来观照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整个中国的。

《子夜》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部民族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悲剧——一个刚强有力的民族工业巨子如何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的双重挤压下,又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一路奔突,一败涂地。在这里,茅盾也像选取“大上海”作为全篇的叙述重心一样,“选中”了吴荪甫作为30年代初一代民族资本家的“典型”来铺写和反映在“两半”特殊性质的中国社会里,依靠民族资本家的单方面“努力”是决计担负不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的。

其实有不少读者,都误解了作家的写作意图,以为作家是为民族资本家理想的最终幻灭而哀叹。事实上这样的理解严重损坏了作品本身拥有的更大的思想内涵。作家曾于1977年10月9日《子夜》再版的后记里明确提到“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有关。当时参加者,大致提出三个论点……一、中国在是两半社会,打倒法西斯政权是当前革命任务,工人、农民是革命主力,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二、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任务由中国资产阶级担任;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可以反共……也反官僚买办……从而取得政权。《子夜》通过吴一伙终于买办化强烈驳斥了后两种谬论。” 从《子夜》,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是自觉展开了对自己所处时代“全方位”的描绘。但引起我关注的,倒不是民族资本家“实现工业王国”梦想的破灭,抑或是农民暴动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这三条主线中的任一条。作为一个初读者,我所着意关注的倒是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命运及其历纠葛和走向。我想作家一方面运用大手笔为我们展现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一方面也用极为深刻、犀利、入微甚至细腻的笔触将作品里各阶层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置于自己“观察的显微镜”和“解剖的手术刀”下。光看作家塑造吴荪甫和赵伯韬这两大形象,所采取的艺术手法就不同。对于吴,他是放在读者的眼皮底下,正面去描写,而至于后者却只是通过其他人物的反衬来达到“入木三分”的艺术效果的。这就提醒这我们,作家在创作技巧的运用上是多样化的。

此外,我们在读《子夜》时,还不能不注意到它的结构:宏伟严密且脉络清晰。它没有传统小说那种庞杂冗沓的诟病,它是集中一处或两处,一点或两点来铺盖、折射全局的。我们还注意到作家在首尾呼应上的匠心独运——开头吴府不可一世的气派,结尾“我们破产了!”的深沉的悲哀;开头吴老太爷提心吊担地来避祸,结尾吴家老小静悄悄、灰溜溜地去避暑。

作为最重要的主人公形象,吴惹动我神经的倒不是他的刚强和气魄,恰恰正是他的软弱、矛盾、自私和专断。除了“怎么”和“专断”为我所不齿之外,其他两面都带给我很大的思索和震撼。且看这一段描写: “他在企业界中是一员猛将,他是时刻向前突进的,然而在他前面,不是浮了空中的荒唐虚无的海市蜃楼么?在他周围不是变形了的轮廓模糊的人物么?正如他现在坐这汽车在迷雾中向前冲呀!”

关于他的自私,不要列举太多的例子,单从正面这一段里,我们就可以十分明了的地看出30年代初资本家的真实面目(不管何种性质的资本家)。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刚才勃发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已渐渐地在缩小,而个人利害的顾虑却在渐渐扩大,终至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上面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虽然吴是“工业时代的王子和骑士”,他的眼界也还是狭隘的,

他所谓的“高大的烟囱如林,轮船在乘风破浪……”的“抱负”也只是中国“大棋盘”里的某一处的“小大小闹”,终究像他那样的民族资本家是难以负担得起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历史重任的。

再反观广大农村和沿海城市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江浙交界,浙江的温台地带,甚至于宁绍、两湖、江西、福建,到处都是农民骚动,大小股土匪打起共产党的旗号的数也数不清。”则简直可以说吴的“努力”是彻头彻尾的狭隘自私和不堪一击了。

文章中因各种由农民、工人和“五四”后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新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引发的一系列遍布广大农村和沿海城市的种项无能运动而引起当时社会各种上“精英阶层”的恐慌和愤慨,则确确实实地让我们可以看到一股真正的为民族、为民主的巨大的历史潜流在暗涌,这就实实在在地提示了历史的最终走向。

最后在《子夜》里,还有一群年轻人也同样地牵动我敏感脆弱的神经。

范博文,“五四”以后的新诗人,一个参加过“五卅”运动的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整日里除了自己所谓的幽默之外,实实在在的只是个“只说不做”的“软骨头”。张素素、吴芝生之流的,虽则较范积极热心点,但在“五卅”纪念日里也会躲进大三无酒家。而杜新箨和林佩珊,我则不想多置喙,作家在文中早已“露骨”地对其有所描绘――“杜新箨接了口,“不要紧!至少明天,后天,下星期,下个月,再下下下个月,都不要紧!岂但上海,至少天津、汉口……再下下下个月内……再不然,日本美国法国,总应该不要紧吧!供我们优游行乐的地方还多着呢!不要紧!”林佩珊扑哧一声笑,也就放宽了心。”

文中不可不提的还有另一个年轻人——吴少奶奶和她干枯的的玫瑰。“干枯的玫瑰”或者我们可以解读为“两半”社会下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幸福无着落的深沉的悲哀。这也就从另一人性的层面上去鞭挞当时黑暗的社会(关于青年人幸福破灭的事实在文中还有多处例子,在此不赘述)。

总之,《子夜》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时至今日,它留待我们反省思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读者不胜笔力,仅能浅薄地抒发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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