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2012年09月11日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一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轻的共和国38岁,实施改革开放不久,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个古老的国度已是人心涌动,党的领导人也刚刚在年初完成交接,这预示着政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历经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断摸索实践,执政者在1987年发现了让中国实现腾飞的“一体两翼飞行器”,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则是目标设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文化大革命、土地改革、姓资姓社大讨论等一系列实践中提炼得来的。也是这一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乱,随后几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这次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身上失效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非但没有倒下,东方巨人的身姿还逾见挺拔,虽然这以后出现了89年的政治风波、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已不可更改。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三、启示

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会的发展都归结为制度变迁都未免有失偏颇。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创造制度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从思想转化到制度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制度的大厦要想建得牢固一点,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黄老先生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术落后,我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我们对外部事务接纳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强,由此构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国哲学体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稳定,以至于几百年后制度的大厦才被推倒重建。

从1587年至今,历史已飘过四百多年,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甚至于哲学这门学科也在走向没落边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相关文章

文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