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粮食变迁
一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30岁，我13岁。
就在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生产队按每人二分给社员们分了“自留地”。我家五口人，分到了一亩地。
至今我还记得，地里的玉米已经长到了一人高，叶子的颜色有些发黄——现在想来，那是“营养不良”的结果。地里的玉米还归生产队，收完之后，接下来的耕种就由各家各户做主了。
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春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来。
刚升上初二的我，不会细想“分地”的意义，但我确实也想了很多，父亲上班，自己和二弟、妹妹都在上学，三弟才三岁，母亲一个人怎么种地，会不会让我退学啊……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最初的耕种确实存在不小的困难，人力、技术、农具等都是问题。自留地第一次种麦子，除了生产队，农户还没有牲口，犁地都没办法，只能用铁锨掘。母亲一个人要把一亩地掘完，那可是个很大的工程。幸好做教师的父亲刚好调到家门口的联中，便“谋私”了一次，趁一个周六下午不上课，把他一个班的四五十名学生召集到自留地劳动。初二的学生，也就十三四岁，掘地这活也从来没干过，质量就不用说了。但总算把程序走完了，家里的土肥、专门买的100斤化肥，都埋在了地里。
“扶耧”耩麦子是一项技术活，生产队有为数不多的“扶耧”把式。我父亲、三叔体力都很好，但不会“扶耧”，担心把托人换的小麦种子耩稀了或者稠了，影响产量，便请人帮忙——耩完地，好菜好酒招待一顿。
大家对自留地的耕种都很上心。最好的农家肥都做了底肥，大部分农户每亩地底肥还加了100斤碳酸氢铵。长期贫瘠的土地，“吃”到了足够的养料。
这一年，各家各户的小麦长势都比生产队的好，产量创下了历史记录：亩产平均四五百斤，我们家的500余斤。仅自留地的小麦，已经超出了往年生产队分的数量。
接下来的两三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我们那里结束了多年缺粮的历史。
二
回忆起缺粮年代，心绪难平。
那时，家里的早晚饭几乎常年不变：红薯糊涂（我们家乡把玉米糁粥称作糊涂），偶然会把糊涂里的红薯变成胡萝卜。午饭比较杂乱，或是熬菜（白水煮冬瓜、白菜等）配窝头、红薯，或是浓稠的咸糊涂（糊涂里加盐和干萝卜缨、干芥菜缨、干油菜缨、红薯叶、野菜等菜），或是红薯干面饸饹，偶然也吃一顿汤面叶或汤面条。很多时候，早晚的红薯糊涂，红薯很多，糊涂却很稀。因为每年分的玉米有限。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曾跟外村一个兄弟姐妹七个的同学去他家里玩，晚饭是红薯干面窝头加红薯干糊涂，菜是腌白菜疙瘩和白萝卜条。同学的哥哥已经十七八岁，他狠狠地咬了一口红薯干窝头，再啃一口白菜疙瘩，边夸张地咀嚼着边说，啥时候能饱吃一顿好卷，死也值了。“好卷”，即白面馍，就是长方形的馒头。
至今，每每与那位同学见面，说起那时候的生活，他还会禁不住伤感。
我对吃也有自己的“理想”：常年“一块面”（豫北对全年一日三餐以白面为主的说法），天天能饱吃“好卷”。当然，关于吃那时候我还有更多的愿望，比如炸面坨，比如肉，比如苹果等水果，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饱吃”呢？
同学哥哥“饱吃‘好卷’”的愿望，三年后便得以实现，而且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好卷”天天都能饱吃了。
1980年麦收后，同学母亲把一筐暄和的“好卷”端到孩子们面前的时候，同学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疯抢一般，每人两手都抓了不止一个“好卷”。母亲高兴地说，别抢别抢，多着呢，以后咱一天三顿都吃“好卷”。
孩子们这才把多拿的馒头放回筐里。同学最小的弟弟八岁，他早已把嘴塞满，咀嚼都困难了，好不容易咽下去，又被噎得把脖子伸了好几次。吃完两个馒头，小弟一手拿着一个“好卷”，一手拍打着，嘴里喊着：我叫你跑！我叫你跑……
同学母亲高兴的情绪被小儿子的举动弄得有些心酸，她哽咽着对小儿子说：乖乖，“好卷”再也不会跑了，它天天都在咱家馍篮子里。
三
如今，红薯已经成为公认的健康食品，颇受人们喜爱。
但红薯也有明显的缺点：因为含糖量较高，加之含有氧化酶和粗纤维，摄入后会在体内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气体，容易导致胃泛酸，引起腹胀、烧心等不适。最关键的是，红薯不宜多吃。
曾经，红薯主宰农村饭碗数十年，很多人提起红薯胃就泛酸。中原曾有民谣如是：红薯饭，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农村老百姓老少皆以红薯为主食，天天吃、顿顿吃、变着法子吃，一日三餐全是红薯食品，生红薯、熟红薯、红薯干、红薯干面制品。吃了红薯及红薯制品的大人、孩子，都有放不完的屁，经常有人在公共场所发生“意外放屁”，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红薯也是孩子们的“美食”。半大孩经常在烧锅的时候，把生红薯填进灶中，等做好饭了，红薯也烧熟了。有心的孩子每年还会挑一些小的红薯块，煮熟后切成薄片晒干，用塑料袋装起来保存，作为冬季的零食。
红薯干的吃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吃，把红薯干丢到糊涂里或水煮；二是红薯干窝窝头；三是做饸饹。
水煮红薯干或是丢锅，还隐约有点红薯的味道，但口感、甜度都大打折扣，尤其容易引起胃泛酸。如果连续吃上三顿水煮红薯干，胃肯定受不了。
红薯干面是白的，做出来的窝头，却是黑漆漆的，油光发亮。大概是纯红薯干面无法发酵，家家户户的红薯干面窝头都是“死面”的，很瓷实，豫北乡村把它叫做“塑料馍”。刚出锅时候，吃起来稍发黏，又有点筋道，甜腻腻的，不算特别难吃。“塑料馍”一旦凉下来，就变得坚硬无比，再加热也恢复不到原样，口感更差。
做饸饹，应该是红薯干面窝头的“延伸”，乡亲们称为压饸饹，工具是饸饹床。把刚出锅的红薯干面窝头，塞进“饸饹床”的圆槽，然后把压杆上的木塞对准圆槽，用力下压，黑饸饹便从钢板的细眼中挤出来。饸饹冒着热气，整个厨屋弥漫着甜腻的味道。
因为红薯干没有红薯好吃，所以人们尽可能地把新鲜的红薯下到地窨里，一般能保存到麦收前后。而制成红薯干，只要不受潮生虫，则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红薯之外，胡萝卜也是那时候农家吃得很多的食物——它很少做菜，经常被煮熟、丢锅充当主食。我对胡萝卜的讨厌程度，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有一次，母亲把胡萝卜切成圆轱辘丢到糊涂里，我端起碗一闻到胡萝卜的甜腻腻的味道，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光吃不下去胡萝卜，连它的味道都受不了。
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之后，我们家分到了6亩多耕地。为了解决牲口、农具、劳力等问题，各户又自愿组成小组，协作耕种。我家与我三叔家、另外一个外姓户组成了一个小组，每家买了一头驴、一辆平车和桑杈、木锨、落筢等打场工具，共同置办了一套犁、耙、耧等农具。农忙时候，学校放假，父亲和我、二弟、妹妹也都能参加生产劳动。
我最初担心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当然我也没有退学，1981年顺利考上了高中。第一学期，上学会捎白面、玉米面两掺馍，时不时还需要在城市的伯父、姑姑和四叔接济一些粮票。
1982年麦收之后，我们家的粮食再也没有短缺过，我上学捎的也全部是白馍了，真正实现了全年“一块面”的梦想。吃的东西也开始丰富起来，烧饼、油条、壮馍及各种肉类、水果等，成为普通农家可以吃得起、买得到的食物。
改革开放除了给农村带来了粮食丰收，也为整个社会注入了活力，衣食住行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1年，按照国家政策，父亲得到了两个子女“农转非”的指标。“农转非”，即农村户口转为“非农户口”，就是“定量户”。这时候，随着粮食市场的放开，“粮本”基本失去了实质作用，“定量户”在粮油供应方面的优越性也不存在了。
我妹和三弟办了“农转非”，责任田被收回，但他们拥有了招工、参军复员安排工作等机会。后来他们都留在了县城工作、生活，彻底离开了土地。
不久，我与妻子、儿子也按政策办理了“农转非”。因为渴望跳出“农门”，我们很高兴地把责任田交回了村里。转户口的时候，我们虽然也发了粮本，但一次也没用过。1993年，国家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粮食政策放开，所有的粮油食品，可以说应有尽有，随时随地都能买得到，粮本成为历史。
如今，我二弟一家还在村里，耕种了6亩多责任田，除了种粮收入外，每亩地国家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款。这还不算，国家还投入资金，不让农民拿一分钱，改造农田灌溉管道和电路，提供了充足、便捷的电力、水利保障——中国现代农民，真正开始享受国家的福利了。
耕种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不久，传统的犁、耙、耧等农具开始更新换代。牲口也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开始是手扶拖拉机，后来变成四轮拖拉机，犁地、耙地、播种、打场，样样都比牲口又快又好。尤其是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普遍推广，曾经像打仗一样紧张、繁重的麦收，变得轻松快捷，麦收时间由一二十天变成了一两天。秋收农具也有了大的进步，玉米收获机、秸秆还田机等大型机械的应用，也把长达月余的秋收秋种缩短为十天左右。人们的劳动强度得以缓解，繁重的农活变得轻松，更多的劳力从耕作中被解放出来，开始外出打工，农民有了更多的收入途径。
二弟一家每年光小麦就能收五六千斤。但他家里并不存粮，比如小麦，大型联合收割机收完之后，直接被粮食收购者收走，在地头就把粮食变成了现金。
前一段时间回故乡，在县城的早餐摊上，尝到了一种油条的新吃法：刚出锅的油条，卷上新鲜的豆油皮。油条的绵香暄和，加上豆油皮的筋道、豆香，妙不可言的独特风味就出来了。我不禁感叹，现代人在吃上真是有创意！
如今的乡村，无论是集镇还是村里，遍布了大大小小的超市，粮油、米面、蔬菜、肉蛋、水果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农民们早已改变了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习惯，也像城市人一样去市场上购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