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的乡愁

大姑名叫刘端敏，2018年正值大姑九十周岁的生日，我们都去给她老人家庆生。望着一大家子人，那是四世同堂的欢愉哟，大姑自是心情舒畅，很满足的。大姑很乐观通达，别看已经这么大年纪，但是微信玩得很溜，发短信、发帖子，同我们讨论国际时事，乐此不疲，我们都为之惊叹。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人生路程，大姑说最怀念的是故乡北京，57年前她响应中央支援地方工作的号召，从北京的中央机关下放到河南的基层。虽然离开北京已经57年了，但大姑说她仍魂牵梦绕的，还是北京的那些胡同，以及在胡同中活动着的一个个亲人……

大姑出生在民国年间北京东四牛圈胡同7号，那是一座独门小院，她在那里度过了无忧的童年。上小学时是在离家不远的东四五条的“普育”小学，每天上学放学，她都穿着干净整齐的长袍，挎着书包和同学们有说有笑的。记得最清楚的是过年时，家里由奶奶或是姥姥带着她们几个孩子去隆福寺庙会，吃几样北京小吃，灌肠、茶汤、面茶、雪花酪什么的，还能买回个布娃娃。

大姑上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北京城外响起了隆隆的炮声，还能听到尖利的步枪和机枪声。同学们都惊吓得不知所措。还没到放学的时间，妈妈就披散着头发（平日是梳得很齐整的），来学校接她回家，一路上妈妈不停地说：“日本人要打进城来了。”后来知道那天是“七七事变”。

回到家里，大姑没想到变了样，所有的玻璃窗都挡上了厚厚的棉被，上牙打着下牙的父亲战战兢兢地说，挡上棉被可以挡住飞来的流弹。父亲让家里人都坐在炕下铺的椅垫上，不许大声说话。爷爷重病在床，也不能躺在炕上，父亲把他抱在炕下的椅垫上趴着，但由于惊吓和这么来回折腾，爷爷终没有扛过去，就这么去世了。父亲不敢大声哭泣，只是捶胸顿足，悄悄地把爷爷停放到北新桥的娘娘庙发葬。

国家的破碎，亲人的离去，使大姑悲愤又辛酸。“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奋战日军失败，北京很快沦陷。老百姓没有抵抗能力，对日本人的愤恨只能藏匿在心中。这期间大姑全家的两次搬家就是为了躲避日本人。先是从牛圈胡同搬到后坑胡同，是因为原来牛圈胡同住宅的前面有一个高丽人开了个“白面馆”，整日来一些日本浪人。后来又从后坑胡同搬家是因为房东把外院租给了日本人，大姑全家不愿意看到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全家又搬到了什锦花园胡同29号。日本占领时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经济也不景气，人们都在艰苦度日。

日本兵占领北平后，大姑就感到生活变了，原来白净的“船面”吃不上了，只能吃发黑的“一风吹面”。街上有呼啸而过的运兵车，还有荷枪实弹巡逻的日本兵。妈妈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她非常痛恨日本兵，生怕大姑上学放学时遇到日本兵，就每天接送。

然而就在这时，辛苦一生的妈妈也病倒了。她咳嗽不止，洗完衣服就大汗淋漓，后来听说妈妈得的是肺痨，就是现在说的肺结核病，搁现在是完全可以治愈的，然而那时这种病就是绝症，根本无药可治。1941年的旧历八月初六，妈妈撇下孩子们走了，结束了苦痛的一生，被抬到金鱼胡同贤良寺里院的西配殿停放。于是，大姑最听不得寺庙里撞击的晨钟声，那声音是大姑心里永远的痛。

转过年来的1942年是大灾荒，粮食奇缺，物价一天三涨，“一风吹面”也吃不上了，吃的是所谓的“混合面”，吃时不能合牙，牙硌得生疼。但就是这样的面也得半夜起来到粮店前排队，天亮了才卖。

没妈疼爱的日子灾难接踵而来。由于大妹每天凌晨去粮店排队买“混合面”，不幸感染了斑疹伤寒，一下子病倒了，每日高烧不退说胡话，继而昏迷不醒，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家里给大妹入殓的衣服都做好了。正当全家人手足无措时，三妹也患了肋膜炎和脑囊虫病。父亲急得把食指竖在嘴上，嘱咐谁都不能把家里有人得病的事向外乱说，可是他也不敢带两个孩子去医院看病，因为日本人严查传染病，只要被日本人查到，二话不说就会被处死呢。大姑的堂兄二哥就是因为患病被日本人查到，被当作传染病人拉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堂兄是被焚烧或活埋了。父亲听说后吓得不轻，揉着红肿的眼睛，除再三叮嘱家人不要到外面乱说外，还让已病得不成样子的三妹，勉强起身拿起扫炕笤帚装作扫炕，以作应对日本人入户检查时的演习。父亲私下里悄悄地请来一位姓刘的年轻中医大夫，给大妹和三妹看病。大妹吃了几服中医大夫开的中药，病情慢慢有了好转，而三妹却始终不见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