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调趣事

1975年，我被县武装部、县知青办和市知青办先后借调工作近一年的时间。当时我的知青身份有变，每月按误工补贴的标准发给我工资。所以无论碰见什么人，我都特别强调自己是借调来的。

一

我记不得是一个什么样子日子去县武装部报到的，径直找到武装部接待我的又是位什么模样的军人，这些事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记得公社武装部长通知我去县武装部，武装部要编一本民兵故事，我写其中的一篇，题目自己定。

我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住下。招待所是幢红砖瓦房，我住的那个房间窗子临街，汽车、拖拉机的声响清晰入耳。特别是县广播站的大喇叭就挂在房顶上，每天十多个小时不停地播颂新闻、音乐，吵得人心很烦。

和我同去的有一位农民作家，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四十

岁左右岁，挺单薄的身子，罩着一套蓝褂子，五官长得很紧凑，戴着

厚厚的眼镜。当时他在县里已小有名气，《吉林文艺》等文学期刊发表了不少小说。他的字写得不错，写字的时候眼睛都快贴到纸上了。

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写过故事，也没有编故事的才华。我在招待所闷了两天，冥思苦想想出了个带有当时政治色彩又有些离奇的故事，名字叫《嫂子兵》。大致情节是：下乡女知青在农村结婚生子，她被批林批孔运动所感染，把不满周岁的孩子交给婆婆积极参加民兵训练，引发了一些自以为很感人的故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嫂子兵》。由于后来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本民兵故事化为泡影。

当时我把这个故事说给农民作家听，他象一个评论家，评头品足地发表了一番意见，听后对他油然而生敬意。他还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写作技巧以及他的作品。尽管他肚子里有很多墨水，可还是个长着老茧的农民，在离县城很远的乡村有他的妻儿，所以他在招待所住了几日，就匆匆回去了。从此以后再没有见到他，但他朴实而又十分自信的样子事隔20多年仍记忆犹新。

二

我把故事《嫂子兵》交给武装部就去了县知青办。县知青办听说我在武装部，就直接找到我，还有两名知青一起借调上来搞报道，我们仍住在招待所。我们的领导是一位中年男子，因为没有官职，我们都称他老师。他在知青办可以说是个笔杆子，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材料，他的思维经常活跃在先进知青典型之间。他这个人一碗水清澈见底，走路大步流星，说话开门见山。他经常给我们布置任务，然后我们下到集体户去采访，再分头去写稿。

每次我把写的稿子交给他时，他粗略浏览一下，就挥笔删改，一会儿功夫本来抄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变得乱乱糟糟，返还你时他三言两语地说明改动的理由。当我与他那十分自信的目光相遇时，我常常想，怎样才能让下篇稿子少些他的墨迹呢？

也有的时候是他龙飞凤舞地写，我和其他知青在一边一笔一划地抄写，或是用复写纸誊写一式几份。当时比较兴奋的事，莫过于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播音员播放我们动笔写的稿子的声音。广播站的大喇叭不止一个，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在县城的街上大都能听得见。

转眼到了一年一度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下乡已经两年多还入了党，有被推荐的可能，上大学是我镀金和回城的最好选择。我心里有事，饭吃不香，觉睡不着，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他谈。谁知他几句话就把我多年来梦寐以求上大学的欲望给熄灭了。

那个场面我记得太真切了，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办公室他正在看材料，我走进去坐下，满怀希望地述说着，他回答的态度很坚决，无非是干什么都是需要。从办公室出来，我的眼泪就象天上的小雨滴落下来。冷静下来一想又有点自责，被借调才几个月就跟组织讲价钱。可能这自责仅仅只源于我，第二天见到他时，他什么询问的话也没有，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有点怨恨他，我由此失去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还是听组织的话的，如果当时真的被推荐上大学，或许对人生事业的选择是另一种情形。

后来我到省城工作后，他来看病时特意找过我，说话不再是当年居高临下的口吻，好象我这个学生成了他的老师，这反倒让我不安起来。我随便问了几句他后来的工作，好象不太顺利和愉快。对此他都不在意了，他实实在在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隐约中透着对生命的珍惜和渴望，我的心一下子软到了极点，时间让我溶化了我对他的不解甚至怨恨。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就知道上大学不是我惟一的选择，还有新的机遇在等着我？事隔一年后听说他就病逝了，我心里着实难过了好几天。我知道他这个人是真实的，工作执着，为人坦诚，他的形象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高大起来。

三

初冬，市里要开知青代表大会，市知青办又把我借调去筹备会议。开知青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是重头戏。那位个头不算高，说话嗓音大的科长是知青办的大笔杆子，起草报告的任务理所应当地落在他身上，听说他写的材料领导都认可。记得那次我和另一位同志去给市主管知青工作戴着眼镜的老领导送材料，他先是问材料是不是那位科长写的，然后才戴上眼镜慢慢地阅批起来。

起草报告的时候，领导为了锻锻炼炼我，让我也跟着滥竽充数。科长写材料给我的印象是一丝不苟，他的字有板有眼很有形体，如果不是后来一个劲儿地改来改去，根本不用抄写。他每写过一页稿纸，大致用眼溜一遍，然后用力扯下来放在一边。更多的时候是他领着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题纲，标题怎么立，每部分怎么写，用什么观点，举什么例子，然后分头去写再由他统稿。一篇报告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多天，常常是后半夜才睡觉。我纯属凑数帮着抄抄写写打个下手，坐在那困得直打磕睡，躺下又精神得翻来复去睡不着。我后来有时失眠，想来多少与这段借调时光有关，是一种心理、能力不适应的结果。

事后我知道，这次借调有点先试后用的味道。果然代表会开过之后，我被转为机关干部。那年我刚好20岁，每每跟科长去农村集体户调研，比我大的或是比我小的知青也称我为老师。

后来的一切平平淡淡，行云流水般自然，借调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是从零起步的过程，但终因我的悟性太差，没有练成耍笔杆吃饭的本领。借调是我人生的一个铺垫，也是一个转折，它向让我初涉社会渐渐地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