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坚强

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心灵感应，我很想找出答案是在那个并不炎热的夏季。因为工作变动，便有了多少年来难得的一段空闲时间。从那间坐了近九个年头的办公室走出来，感受最深的就是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我不知道自己已经行进了多远，却知道离工作的终点越来越近了。我在想光阴似箭，多留点爱给自己、爱自己，才能更好爱别人的一瞬间，觉得当下最想或者说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去河南看生病的姐姐。

姐姐是个癌症患者，脆弱的生命在时断时续的医疗中延续。每每见到她，从亲切的眼神里，我读出了一种无奈的坚强，使得本来性格就十分坚强的姐姐，变得特别与众不同。

买好机票还未出发，就接到来自河南的电话，说姐姐走了，刚刚告别人世。这意外的消息，让我顿时痛苦万分，泪流满面。是彼此的距离太远，还是事情来得太突然，反正我迟到了一步，而且永远无法弥补，命运安排我们只能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相见。

六年前，我在外地开会，外甥女的电话从天津肿瘤医院打过来，我还未放下电话，便不由自主失控地在宾馆的房间里哭起来。平日身体一向很好的姐姐，怎么患上了可怕的癌症？凶多吉少，老天不公！恰好会议刚刚结束，急急忙忙飞往天津，和我一同赶到的还哥哥、二姐，以及在外地出差的丈夫。

走进病房那一刻，我抑制着自己的情感，眼泪还是一个劲儿地在眼框里打转。姐姐刚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她说话声音很低，但一字一板，就像她那个人，说话办事决不拖泥带水。我从她与我们交流中那疲惫的眼神和无力的手势中，明显地感受到她对我们兄妹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前来探望内心，充满了温暖和感激。

我知道姐姐是个坚强的女人，她一向不善言表。我注意到她的眼里有几分无助，却看不到绝望的泪花。她这个人有多少苦和痛，都喜欢默默地埋在心底，不愿让别人为她牵挂。说心里话，此时，我真希望她对生活有一声叹息，对命运有一丝报怨，或者干脆当着我们亲人的面大声哭出来，因为诉说本身也是对痛苦的一种渲泄。

世界上最宝贵的莫过于人的生命。肿瘤医院汇集着全国各地的求医者，只要还有一点生的希望，患者的家属也好，亲朋好友也好，都要想千方设百计寻医讨药。医院附近一些中、小的宾馆人满为患，居民楼里用一道道夹板简单隔开的几米空间，凭借相对便宜的价格，窝居着天南地北的陪患者，尽管狭窄的空间，让本来就很沉重的心情更加压抑。

安顿住下来，一连几天在医院穿来走去。手术比较成功，一周过后，姐姐要求出院回家继续治疗。那天，孩子们找来一台宽敞的商务车，把她像孩子似地围坐好，接她回了河南。我特意给她带了件火红的毛衣，送她一份吉祥。临别时想对姐姐说点同情的话、安慰的话、祝福的话，反正就是想让她充满信心地活下，坚强地走好并不平坦的人生旅途，可是我说不出来，也不知说什么才好。

算起来姐姐已抵达人生中60多个年头，望着她疲惫无力的眼神，不知道她生命的路还会有多长，只能暗暗地在心里为她祈祷。姐姐朝我们挥挥手，还是那句话：没事，不用惦记。

接下来是一连几个月的不堪回首的化疗。为了死而重生，姐姐一次次被病痛和化疗折腾得精疲力尽，痛苦得生不如死。孝顺的孩子们安排好各自的工作，挤出时间陪她打针吃药，为她洗衣做饭，甚至伸出自己的胳膊，让原本来自母爱的滴滴鲜血又还原给予他们生命的母亲。我们不停地打电话关心询问病情，一次次跑去看望，给她送去亲人的温暖。爱是神奇的力量，坚强的姐姐终于挺了过来。

我和姐姐相差10多岁的年龄，刚刚记事时，她就去外地读书了。姐姐学的是地质堪探专业。她教我唱过《地质之歌》，至今还记得那歌词：我爱钻塔高又高，顶天立地入云霄。那时毕业，工作都是由组织分配，学地质大都被分到天南地北的偏远省份，繁华的都市里找不到宝藏。姐姐很幸运，她和另外一个男同学被分配到首都北京，参加新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建设。我常常因此为她骄傲和自豪。

文革初期，姐姐要做母亲了，我陪妈妈去北京照顾她。那时她工作单位，就在王府井街口现在的北京饭店后面，单位的牌扁怎么称谓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姐姐带我去过两次。她的那些男男女女的同事来自祖国各地，说起话来，各种口音混杂，很多话说得一快，我根本听不懂。但我一开口，他们又觉得满口东北味儿，挺可爱又可笑。后来地铁建成通车后，姐姐就在军事博物馆站工作，好象还负点什么责，那时的地铁还是半军事化管理。再后来，为了家庭团聚，姐姐便离开北京跟随姐夫去了部队所在地河南工作。

这么多年来，姐姐在外打拼，父母离她远，家里经济条件差没能力帮她，生活很结据，吃了不少苦，但她从不提起过。唯一听她报怨的事，是70年代中期，姐夫从部队转业，按当时的做法，从哪来回哪去。姐夫和姐姐是同班同学，他从部队来学校学习的时候就是干部了。当年当兵从山东农村走出来，那个地方现在还不算富裕。从来不给组织找任何麻烦的姐姐，固执地和部队来的领导讲，姐夫可以听从组织安排，回山东她都没意见，但自己和孩子决不跟着再折腾了，言外之意，似乎当年她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随姐夫来河南就是一种牺牲和奉献了。部队领导回去研究后没再坚持，姐夫转业留在了河南。

姐姐常常愧疚的是离家走得太远了，这么多年对父母照顾太少。或许正因为如此，从不落泪的姐姐，在那个细雨纷飞的清明节，站在父母的墓碑前哭了，哭得有些泣不成声，我知道她内心的感慨有多复杂。

后来，当我们兄妹四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的时候，平日坚强的姐姐，不知不觉成了我们眼里的弱者，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视线里。大家照顾她，怕她路走多了累了，衣穿少了冷了，饭吃不可口饿了，影响她体力和健康的恢复。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远隔千里的我们，听到的大都是她康复的信息，相安无事，彼此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曾怀疑过、争论过，姐姐根本不是癌症，是不是被医院误了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科学面前、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收回天真的幻觉。

人对死亡是否有一种的可怕预感，姐姐病情复发生命最后那一段日子，她不再与命运作无效的抗争，听从家人的意见，孩子似的安份地住在医院，每天按部就班地打针吃药。去世的前一天夜里，她却一反常态，坚持要出院回家。孩子们理解她的心情，又很担心她的健康，被她磨得没办法，最后熬到天亮找到大夫，大夫认为既然已经没有什么特效药挽救她的生命，还不如就依她所愿。

出院回到家里，身体已经很虚弱的姐姐，躺在床上百感交集，一会儿让孩子们为她擦拭身子，一会儿吩咐帮她换换内衣，后来又从衣柜里找了件自己平日喜欢的衣服换好，便毅然地坚决地要回医院。现在想来，她当时的心情一定特别的复杂和矛盾，似乎预感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完成了与心爱的家和亲爱的家人告别的心愿，不得不恋恋不舍地迈出家门。回到医院，重新打上吊瓶，没过多久，心脏就停止了跳动，生命停止了呼吸。

那天走下飞机到姐姐家时，天已经很晚了，不知是旅途疲劳还是心情沉重的缘故，迈向姐姐家门的心情和脚步一样沉重。以往每每相见，姐姐都是上前拉着我的手，留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温馨，瞬间都已变成遥远的回忆。镶在黑色镜框里的姐姐照片，尽管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但由于没有了血肉，没有了生命气息而让人产生许许多多的幻想，流出的泪水也很复杂。

姐姐和母亲长得有些相像，那一刻，我还联想起了母亲，母亲已经过世了20多年的光景了，似乎记忆都有点模糊了。算起来母亲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姐姐现在年龄大。命运对她们都很不公平。我总认为，这个年龄的女人，从生活的磨难中刚刚跳出来，还没有来得及真正享受人生晚年的幸福，就撒手人寰，人的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活着的人一定要学会珍惜。

送别姐姐那天，天气很晴朗，没有一丝云。火化场几个告别厅一字排开，屋檐下的条幅上，亡者的名字白纸黑字，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老幼。灵堂里外，耳边哭声此起彼伏。姐姐简短的悼念仪式，除家人外还有一些同事和朋友，人不算多，但我知道，在这种场合出现的都是她人生至亲至爱的人，无处不透着一种亲人般难以割舍、难以替代的情感。孩子们和姐姐最后的告别方式，是跪下身躯一一用面庞亲吻灵柩里的母亲，脸贴脸心对心地为给予他们生命的母亲作最后送行。

催人泪下的哀乐，让悲痛的心碎了。我没有勇气效仿孩子们的做法，只是泪眼模糊地远远望着她，看着她是怎样伴着孩子们撕心裂肺哭声，被簇拥着推向天堂化为灰尽。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一生无法拟补的遗憾。我请求天堂里的姐姐理解我，没办法，我怕梦里没有休止地梦见她，我会因此害怕，会好长一段时间在漆黑的夜晚，不敢闭上自己的眼睛。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这么恐惧亡者，包括我一生我最至爱的亲人。

姐姐是个唯物主义者，不像很多癌症患者，回避或者说疾讳谈论自己的病情。她知足长乐，庆幸自己活得这么久，因为当年和她一起住院手术的病友大都安静地走了。就连她的墓地也是自己选择的。她病情出现反复的时候，家人想为她买块墓地，怕万一有那么一天走得突然措手不及。开始还不大敢跟她商量，怕她伤感，怕她难以承受。没想到她表现出一种超常的豁达，因为她懂得任何人都有走向坟墓的那一天，自己遭糕的身体状况，更要积极地面对现实。她跟孩子们一起选了一个离市区较近的陵园，选了一块宽敞的墓地，作为自己走向人间天堂的最后归宿。她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家人有时间时来看望更方便些。她是个遇事先替别人考虑的人，身后事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