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这样抵御寒冬

小时候的冬天，风吼雪飘，寒冷刺骨，我的手、脚、耳朵总会红肿冻烂。怎么御寒，穿什么才不那么冷，成了我每天绞尽脑汁应对的大问题。

我姐弟5个，一件棉袄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依次轮到老五。一直穿到领口袖口补丁加补丁，棉絮成了死疙瘩。记得我读三年级的一个腊月天，寒风呼啸，气温零下几度。见我要上学，母亲在我的袄子里面加了件卫衣，依然冻得我清鼻涕直流。我背着书包迎着风拼命跑，风直往脖子里灌。在村子拐角处，遇到了婆婆。她颠着小脚喊我站住，一只手给我擦鼻涕，一只手从棉围裙里提出个火坛说：“带到学校去吧，暖和。”火坛是泥烧成的釉罐，有个提把手，里面盛着锯木屑或粗米糠，用灶里刚烧透还没有熄灭的火灰引燃，不起火苗，温度却很高，农村都用它烤火。怕风把火灰吹走，婆婆把围裙解下来罩住火坛。我抱着火坛走在路上，手是暖的，胸口也暖烘烘的。

学校前面有个山坡，长着茂密的松树，

我刚走上坡，就闻见焦糊的味道。蹲下看火坛，围裙不知道啥时候烧着了，正在冒火。我赶忙扯下围裙一把扔掉。哪知道风大，围裙引燃了地上的枯草，火苗呼啦啦蔓延。很快，火从山坡爬向田野，爬上树林，到处是“哔哔啵啵”的响声。风一阵赶一阵怒吼着助威，火势越来越大，几个火球滚到松树上了，火光冲天。我吓得大哭大叫：“来人啦，打火啊！”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由于松树高，火苗跳得也高，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看见后及时赶来，一场火灾才避免酿成。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火坛烤火，只能变着法往身上加衣服。

家里棉衣都穿在身上，到哪里再找衣服呢？我在衣柜里打主意，一股樟脑味扑面而来。我刚翻找了一下，就看见母亲的中长呢子。绿色的呢子好软和。我把脸贴上去，受凉塞了几天的鼻子猛地打了个喷嚏，通畅了。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把呢子穿在身上，还好没拖到地上。我穿着衣服在房间走来走去，感觉周身的血液在沸腾，暖意一阵阵袭来。不觉溜到堂屋，瞅着没人，走到大门口。母亲还没有回来，干脆穿到学校去。我在学校出足了风头，回家自然免不了一场狠揍。那呢子是武汉小姨送给妈妈的，妈舍不得，走亲戚才穿了几回，被我当外套糟蹋，不打才怪。

这些闹剧只是那些年抵御寒冬的花絮。冬天是漫长的，最靠谱的保暖方式还是罩衣。别看薄薄的罩衣，套在棉袄外面既能保护袄子不脏不受磨损，又紧俏挡风。罩衣有领子，样子和衬衣差不多，多选花色，穿上暖和又抬人（养眼）。即使再穷的人家，过年做不起棉袄，也要做一件罩衣。老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服穿多少年都行，用罩衣罩住破烂，走出去体面。这就像大姑娘小伙子穿的毛线裤子，尽管是自家纺的棉线织成，只在裤脚处织了点毛线，也自豪地叫毛裤。哪管城里人讥笑：“农村娃们真爱俏，棉线裤子毛线脚”，自个快乐就是。

如今，想起那温饱都成问题的过去，感觉恍惚而遥远。当70岁的姨妈给我送来自己种的棉花打的新棉絮，我仿佛又听见婆婆说：千加万加，抵不上个絮疙瘩。那些和寒冷较劲的日子，苦中寻乐，冷暖自知，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