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郎往事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摇着小鼓，行走在乡间小道上的货郎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笔者家乡陕西关中的乡下，常能看到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

我认识的货郎是位老头，个头不高，冬天穿着臃肿的黑粗布做的棉衣棉裤棉窝窝，腰里裹一条厚厚的粗布腰带。老头是邻村农民，春冬农闲出来溜溜担子，乡人叫他“摇鼓的”，他的鼓是一只旧且笨的拨浪鼓，两侧各一根辫子似的鼓槌，摇起来前后甩打，声音响亮且干脆。老头面善，人缘极好。一进村就有熟悉的大人小孩远远地站着向他打招呼：“摇鼓的，冷不冷？”老头也不答话，一边挑着担子走路，一边笑眯眯地举起手中的拨浪鼓，“不冷！不冷！不冷！”鼓声替老头做了回答。

老货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扁担两头是旧松木箱子。打开箱子，箱口上复一只木盘，木盘上摆的是些针、线、顶针、肥皂、煮青、煮蓝之类日常用品。货郎老头生意做得随和，若买主手头一时不便，可用鸡蛋顶账；若再不便，也可赊账。这时，老头便揭开木盘，从箱子取出一本厚厚的线订的账簿，取出毛笔和铜质的墨盒，一一放在另一边箱子的箱盖上。然后拔下铜质笔帽，斜着笔杆在墨盒滗了毛笔。然后侧过身子，一手端着打开的账簿，一手捏着笔杆和站在旁边的买主算账：“三根针。”“针，三根，中号，三分。”“两尺头绳。”“头绳，两尺，五分。”老头一边说话一边写字，泛黄的账簿纸上就多了几行流利且潇洒的行书。放在今天都是上好的书法。老头当过私塾先生，一笔好字是应该的。老头人和气，也并不全靠这副担子吃饭，有生意就做，没生意就和前来搭讪的村人拉家常。那些年冬天挺冷，常看见货郎老头挑着担子在残雪未化的村道上小心翼翼地行走，那“不冷不冷”的拨浪鼓声，至今想起仍令人心生暖意。

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起，货郎们渐行渐远，后来几乎绝迹，邻村老货郎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是他的故事时有传闻。记得还是农村吃食堂饭那几年，就有传说这老头曾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食堂饭吃不饱，村人得了浮肿病云云。有人佩服老头儿敢说实话的勇气，有人觉得老头迂腐得可笑，但更多的人担心这信毛主席能否收到。

那年天旱，我初中毕业回家务农。那天，我和队里十几个男劳力在村南的坡地锄包谷，太阳晒得满地包谷耷拉着叶子，汗珠子滴在地上刚湿了一点“吱”的一声就变白了。七上八下的锄头砍进晒得发烫的土地，只听见一片干燥的“嚓嚓”声。天气闷热，有人突然停下锄头没由头地问了一句：好久没见货郎担老头了，不知现在干啥呢？有人接茬说，他前几天曾见过那老头，是去公社开会的路上，老头是和他们村的四类分子走在一起，老头是四类分子中的坏分子。其间也有人停下锄头擦汗，但并无人接茬。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头，谁也没有心情再追问下去，有关货郎老头的话题就这样被淹没在起起落落的锄头扬起的尘土中。

多年来，我常常揣测老货郎给毛主席写信时的情景，农村吃食堂饭那阵儿，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老货郎已不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他也和其他社员一样扛着锄头上工放工，排着长队去生产队办的食堂打饭。当时“四清”和文革尚未开始，农民在街谈巷议中还可以发点牢骚，食堂饭则是最遭村人诟病的话题。也许那天下工后老货郎吃了从食堂打回的包谷糁稀汤仍然饥肠辘辘，他有话想说，这些话他已想了很久。他从当年的货郎箱子取出墨盒和毛笔，就着一盏幽幽的油灯，铺开一张纸，也许这张纸就是从当年那本账簿上撕下来的。依然是和当年一样潇洒的行书，他趴在炕桌上给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写信。他没有政治企图，甚至谈不上勇敢和勇气，只是想给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他说的都是实话，他很平静，也很踏实；没有心潮澎湃，也没有跌宕起伏。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只是写了他认为应该写的一封信，尽了一个农民的本分，顶多尽了一个农村文化人的本分。事情就这么简单。

尽管这封信后来没有了消息，甚至有人怀疑毛主席真的能否收到，但一年之后，农村的公共食堂确实不办了，村人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如今，老货郎早已作古，偶与熟人说起那些旧事，似有隔世之感，然而于我，却总有些东西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