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情缘

乡党口中的大戏，即为秦腔。

秦腔不仅是秦人的文化娱乐，更是秦人的血脉，是秦人的灵魂，也是秦人的精神支柱。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秦人，冥冥之中我与秦腔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知是上天有意的安排，还是命运之神的专注，我出生在一个秦腔艺人之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14岁的父亲迫于生计，跟着回乡陕籍秦腔老艺人远赴甘肃平凉平乐社学习秦腔，主攻须生。兰州解放前夕，参加了西北野战军二十四师文工团，解放后辗转转业到陕西，在渭北小县创办起秦腔剧团。因唱得一口好须生戏，担任业务团长，驰名于渭北及陕甘交界诸县。

是福也是祸。因演得一手好须生戏，妖孽盛行的文革之初，父亲被作为白专路线的典型，屡遭批斗，饱受摧残。在风雨如晦的日子，父亲与秦腔相依为命，硬是靠着秦腔支撑，度过了一生中最苦难最阴郁的岁月，逃过了一劫，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日子。尽管文革中后期父亲得以平反，恢复了工作，但遗憾的是再也没有回到自己钟爱的秦腔舞台。

有一年我们村子过会唱大戏，探亲在家的父亲在同行和乡亲的再三邀请下，演唱了自己拿手的《烙碗计》和《苏武牧羊》两折戏。父亲的一招一式，甩袖、抖袍、吹须和声情并茂的浑厚苍凉唱腔把善良仁慈的刘子明，凛然正气的苏武，演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赢得了满堂彩。

“龙生龙，凤生凤”。受父亲的影响，从小我就迷上了秦腔。我小学时暑假每每是在父亲单位，伴着秦腔声度过的。每天清晨早早就听到剧团的学员“咿咿呀呀”的叫嗓子声，看到他们蹲马步，高踢腿，练身段的身影。他们推出新的剧目排练时，我作为唯一的观众，从头看到尾，往往一个剧目看过无数遍。剧情、人物、唱词几乎烂熟于心。

村上过会唱大戏那可是农民们的文化大餐，我也美美地过了一把秦腔瘾。记忆最深的一次看戏是秦腔名家李爱琴在我们村演《周仁回府》。海报早早贴出去后，十里八乡的人们，就开始省吃省穿，想节约几块钱目睹一下省城来的秦腔名家的风采，听听正宗的秦腔，那种感觉比吃上一老碗粘面还要滋润，比喝上一瓶西凤酒还要爽辣。演出的当日下午，人潮如海水一般涌入我村的露天剧场。我在晚霞即将烧起黄昏的时候，早早搬上小凳子，占据了一个离台口不远的位置，既能听仔细，又能看清楚文武场面。急切地等待着太阳落下地平线。终于天黑了。好家伙，偌大的一个露天剧场，足足容纳了上万人，人挤人，人挨人，几乎透不过风。锣鼓一响，二胡吱吱呀呀奏起，台下人头攒动，上万双眼睛齐刷刷看着舞台口。前面演的什么折子戏，早已经淡忘了。只记着《悔路》一折刚开始，露天剧场里已水泄不通，外面的人挤破头往里钻，场面大乱，演唱只好中断。秩序维持足足半个小时后，李爱琴再次出场了。尽管父亲曾领着我去过易俗社、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三意社、尚友社，也欣赏过秦腔大师刘毓钟、秦腔名家刘易平、阎更平、张新华等精彩的演出，见到过许许多多看戏的热闹场面，但那次是我见到看戏最为壮观，也最热烈的场面。李爱琴的《周仁回府》连演三天场场爆满，尽管在人群中我被挤得透不过气来，但仍连看了三个晚上，还边看边品，摇头晃脑跟着演员小声地哼着。

秦腔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秦腔戏里铁面无私的包公，赤胆忠心的杨继业，舍妻救嫂的周仁，舍己救孤的公孙杵臼、郭凤和程婴，这些忠臣、仁人志士、侠女烈女也深深种在了我心里。

中学时代直至刚刚步入教坛，当同龄人哼着流行歌，蹦着迪斯科，我却酷爱着自己的秦腔。曾经有同学讥笑我落伍，但我依然沉迷其中。每当生活或者工作不如意时，听上一段雄浑高亢、大气磅礴的秦腔红生戏，就如同吃了一大口油泼辣子，顿生大汗淋漓的舒畅；每当悲伤时，听上一段哀怨凄楚、荡气回肠的秦腔苦情戏，我五脏六腑的忧苦情绪全部彻底释放出来，浑身顿生一种飘飘然的轻松；每当生活或工作遇快乐之事，听上一段欢快流畅的秦腔快板戏，那种高兴劲犹如燃放的花炮，火焰尽情地向四周飞溅。工作闲暇，或者周末看书学习累了，坐在自己书房，一边品着茶，一边听着秦腔。有时兴起，唱上一段，酣畅淋漓，快乐非常！

秦腔的粗犷豪放，造就了我豁达和豪迈的性格。秦腔的气势磅礴，成就了我大气和高远的心胸；秦腔原生态的吼唱修就了我正直和率真的本性；秦腔的凄婉塑造了我仁慈和悲悯的情怀。

秦腔将与我相伴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