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我们的学校是地处户县余下企业子校惠安中学。

进入1989年后，所谓的周日，只是一个意味着不用上晚自习的日子。那时我们学校还没有声名之累，老师们的工资奖金只与厂里效益挂钩，不与高考成绩挂钩，因此，虽然学校对毕业班抓得很紧，但外紧内松，目标也很粗放。我所在的文科班，据说班主任的军令状是考上四个，但这一目标丝毫也没有打击到我们这些排不进前四名的学生，因为我们都年轻而无畏。老师们比较放松，举动间仍然闪耀着个性的光芒。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在毕业这一年仍然组织班级的文学小组开展活动，并以是否有“文学意味”为标准来评判作文的品质。历史老师上课，只是拿个提纲，将那薄薄的几册历史，掰开了揉碎了地讲，有时候一节课只讲一个问题，但却能跨越上千年，纵横几大洲，在各种联系、比较中显现思维的乐趣。英语老师仍然实践着他的“全英语教学”，既严格又严厉，距考试只剩几个月了，他还亲自到西安跑小书店为我们选购习题，因为僧多粥少，就抓阉分配，小小的抓阉带给我们些微乐趣。地理老师直至毕业这年，还在我们身上实验他的以自学为主的教学法。绝大多数同学并不认可他的创新，觉得有偷懒之嫌，我却在百无聊赖之中意外发现了读地图的乐趣。我们的数学老师在这一年显得力不从心，而邻班的数学老师虽是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却显得精力充沛，信心满满，他为我们临时代过几节课，其思维之简洁、条理之清楚，让我们艳羡不已。

同学们的状态更是千姿百态。有的同学在这一年到来的时候，就将学习时间延长至凌晨，有时还在教室学通宵，但他们每每在白天老师讲课的时候，趴在桌上补觉，一损一益之间，成绩并没有明显提高。我的同桌属于学神一类，一直以一种轻松的姿态保持着一骑绝尘的成绩记录。随着倒计时的数字一天天变小，紧张气氛逐渐浓厚，为节约时间而不回家吃晚饭的同学越来越多，开夜车的同学也越来越多。有一天，一名女同学突然在数学课上埋头痛哭，惊得满教室的人瞬间安静下来。老师也只呆若木鸡地立着，不知该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哭声停止，人还趴在桌上。老师小心地重新开始讲课，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但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挥之不去。也有一些同学并不紧张，有漂亮的女生动静很大地懵懂早恋，有精力充沛的男生关注远方发生的大事，有热爱文学的同学留心王朔发表的新小说……预考之后，班里空出了一半的位置。

高考完之后，我们这群偏僻小镇上的毕业班，成绩出奇的好，班主任超出几倍地完成了军令状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