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一生好修为

在陕西学界、书界乃至考古界，大凡与曹伯庸先生交往过的人，都会对他作这样的评价——品德刚正，作风质朴，书艺超迈，学识广博，煦煦然有长者之风，洵洵然多儒者之气。先生之所以有如此好的口碑，盖源于其修为也！

先生处世谨慎，治学精严。他注重生活中的细节，曾用工整的小楷把自己从初中到大学的日记，一天不落地记录下来，装订成册，既留下美好的回忆，又用以示教子女。在市43中任教时，他蜗居在一间约8平方米的陋室里，书柜、床头、桌子上摆满了新版书、线装书和发黄的古版本。那些书码得整整齐齐，为检阅方便，书中夹满了白纸条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存疑或点评语。那时，我曾翻阅过先生的教案，一律的钢笔或毛笔小楷，跃跃然字字鲜活，森森然整饬有序。我从事教育工作多年，见到的教案不少，像先生那样精致的教案至今却未得一睹。

书法是先生的至爱。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他，自幼与毛笔结缘。上学时，他是学生中的书家。解放后，在中学、大学任教，对书法爱之更甚。他藏有许多古帖、拓片，使当时不少已成名的书家都感到眼红。80年代以前书事不那么活跃，先生习书，除临帖外，主要是为学生写仿影，用毛笔批改作文，再就是上课写板书，或为友人写条幅、中堂、楹联之类。80年代“书法热”兴起，先生久隐而出，书名日隆，求字者络绎不绝，有时竟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他一一接待，个个满足，从不骄人、负人。

先生学识过人，向来低调。论书艺，他是当之无愧的书坛名家；论学识，他于金石、版本、训诂、古钱币、古镜、瓷器、书画鉴赏等均有涉猎，且造诣非凡。然而，他从不哗众取宠，也从不屑于在书界、学界捞取一官半职。有人求教，他商讨指点；有人奉迎，他摆手制止：“我是个教书的，才疏学浅，还得好好学习哩”。由此，我想到有些人，稍有成就便装腔作势，盛气凌人。与先生相比，实在是可笑而又可悲！

80年代中后期，先生的许多门生走上了领导岗位，不少人想为先生做些事情。先生却依然是老作派，你派车，我不坐；你送礼，轻者收下，重者奉还。1994年，我到西安美术学院任职，先生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写字”。他从手提袋里抽出一卷字递给我，我展开一看，是先生写好的四条屏——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霎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的眼眶湿润了。

在美院，写字的机会多了。一次，有人找我题写校名，我推荐先生去写。那人与我找到先生，待先生写好后便递上润笔。先生数了数字数说：“才十来个字，免了吧”。那人执意不肯。先生见推辞不过，便从案头抽出一张四尺横幅送给了他。

垂暮之年，先生喜欢回忆在中学任教时的事儿。我去看他，免不了谈到一些同学的近况。有位同学喜好先生的书法，文革中曾“勒令”他写字，他执意未从。听说那位同学现在常搞点收藏，先生笑着说：“他生性爽直，外粗内秀，有机会请他到家坐坐，我欠他的债，总是要还的嘛”……

《道德经》云：“死而不亡者寿”。人总是要死的，有的人死而即亡；有的人死而不亡，精神永在。先生一生的修为，表明他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