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扁担五尺长

几十年了，那根红木扁担，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那根5尺长、泛着暗红光泽的红木扁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分地主财产时，父亲点名要的。

上世纪四十年代，父亲给地主王兴顺当长工，用那根红木扁担起早睡晚、披星戴月、雨里泥里、风里雪里给地主挑水挑粪，挑粮挑油，挑砖挑瓦……红木扁担每天压在父亲的肩上。父亲不知流了多少汗水，肩上不知磨破了多少血泡，脚板不知结出了多少老茧。

后来，父亲用红木扁担，喜眯眯地挑着粪肥，把希望送到自家的田里，把丰收的果实挑回自己家里，越挑越高兴，越挑越有劲。

父亲挑着红木扁担加入了互助组，加入了农业合作社，走进了人民公社。挖堰修渠，他用红木扁担挑泥土，建水库，修滑坡；他用红木扁担挑石头，挑水泥；他挑着红木扁担走南闯北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修汉丹铁路，建丹江水库，挖引丹大渠……

我老家是大河地，人多地少，年年吃国家的供应粮。那年月，脸朝黄土背朝天干一年到头，还落个“透支”。为了买供应粮，父亲当起了“脚夫”，用红木扁担给别人挑货。无论是盛夏烈日，还是数九寒天，一有空，父亲就扛着扁担站在竹条街头，等人雇用。一次，父亲挑货到老河口，来回百十公里，中午只吃了一碗8分钱的光头面。还有一回，给雇主挑鸡蛋到樊城，不小心摔了一跤，鸡蛋打破了一些，结账时，落了个“倒贴皮”。

从此，父亲不当“脚夫”，学会了编背笼。编背笼需要竹子。父亲挑着红木扁担从竹条渡口过汉江到对岸的街上买竹子。

1968年冬的一天，父亲起了个大早去对岸的街上买竹子。这回，买了四大捆，父亲先挑两捆到河边，再回过头来挑剩下的两捆。谁知，天公不作美，快晌午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夹雪，父亲啃了两个自带的红薯面窝窝，把四捆竹子挑到家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巴掌。父亲把竹子一放下，就倒在了堂屋里。我和母亲赶忙把父亲扶到床上，一看父亲的肩膀磨得血红血红的，脚板上也磨出了几个血泡。

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日子里，编好的背篓不能大明大白地到集市上卖，父亲就用红木扁担挑着背篓，走乡串村，吆喝叫卖。

一天，父亲串乡卖完背篓刚到家，大队“割资本主义尾巴战斗队”队长找上门来，要收缴父亲的红木扁担。父亲紧紧抱住红木扁担，无论“队长”怎么咋呼，怎么夺拽，就是紧抱不放。说急了，父亲怒气冲冲举起红木扁担要打“队长”，“队长”吓得扭头跑了。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1970年麦收季节，有一天，弟弟妹妹们把捡的麦茬放在门前场子里晒，麦茬上带有土坷垃。中午，父亲在队里加班打麦子。我们收工回家后，看到麦茬上的土坷垃，顺手拿起红木扁担拍打麦茬上的土坷垃。我扬起扁担打啊打啊，一不小心，用力过猛，红木扁担“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

父亲回来一看，心疼得哭了。他哭得是那么伤心，那么动情，全家人都跟着擦眼泪。

是啊，红木扁担跟了父亲几十年，扁担上浸着父亲的血和泪，写着父亲的苦和甜。父亲用红木扁担给我们讲家史，给我们挣钱、挣工分……他咋不难过、咋不心疼啊。

父亲含着泪把两截红木扁担紧紧地绑在一起，挂在堂屋最显眼的地方，每天他都要看一看、摸一摸。

1975年秋，父亲离开了我们。遵照父亲的遗愿，我把红木扁担用红绸布包着，让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把它带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