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过年时

作者: 罗必鸿2017年01月03日来源: 荆州日报情感散文

翻开日历,才知道又快过年了,尘封已久的记忆也一下子打开,使我想起了儿时过年的情景。

那时,意识到快过年了,是学校放寒假了,可以随便玩了。一天,清晨醒来,感觉门窗外的光线特别亮,没来得及把衣服穿整齐,急匆匆推开门一看,下雪了!菜园、麦田都不见了,只见白茫茫地一片,大地仿佛盖上了一床巨大的棉被,花还在悄无声息地飘舞着,屋檐下挂着半尺多长的冰凌。我不顾一切地跑到雪地中,直直地向前趴下去,欣赏印在雪地中的人形,和小伙伴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跑到村后向冰冻的河面掷瓦片,回家时拿根竹竿把屋檐下的冰凌齐刷刷地扫下来。

盼着过年,是因为即使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过年也有很多好吃的。腊月二十左右,家家户户开始为过年准备吃的食品。趁着雪后初晴,太阳暖暖的,摊豆皮,晒豆皮;蒸糯米,打糍粑。到了晚上,各家的厨房都灯火通明,主妇们忙着炒豌豆、炒花生,炸麻花。我们一帮小孩则兴奋地到处串门,相互交换刚出锅的美食。做零食最花功夫的要算熬糖了,上午,就点起锅灶,将米粉、麦芽等原料文火慢熬。一直到傍晚,才熬成糖稀。这时,邻居们都来帮忙,看热闹。卸下一块门板架起来,擦洗干净,铺上炒米,倒入热气腾腾的糖稀趁热和匀,用扁担压结实,再切成条,切成片,香甜可口的炒米糖就算大功告成了。剩下的糖稀,可以拉成麻糖,但那是要有手艺的人才做得出来。到了二十七,就开始忙着买鱼、割肉、杀鸡。夜晚,温馨的村庄飘出一阵阵卤菜的香味。

忘不了的,还有过年那浓浓的喜庆气氛。离大年三十还有几天,就要“除尘”,扫掉屋顶下的吊尘和神柜上的灰尘,把家具擦洗干净。大门两边都贴上大红的春联,不少对联还是毛主席诗词,如:“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屋内贴上新买的年画,大堂正中贴上毛主席像,两边墙壁贴满样板戏剧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不到大年三十,我们这些小孩就把鞭炮拆开,变着花样放,或点燃后抛向空中,或点燃后用破碗盖住,甚至有的把鞭炮插在牛粪上放。到了年三十晚上和初一的早上,全村的鞭炮声连绵不断,震耳欲聋。

过年的重头戏当然是大年三十和初一。年三十吃过早饭,家家就开始忙做下午的年饭。开席时,桌上摆满了蒸鱼、蒸肉、肉丸子、鸡汤等,一年上头,就数这一餐最丰盛。傍晚时分,我们随着大人去给祖先的坟上上灯,有用萝卜做的简易灯、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还有白纸糊的灯笼。天黑以后,远远望去,灯光闪烁,仿佛祖先们也在过年。初一清早,小孩像比赛似得早早起床,换上新衣服,先是给父母亲拜年,讨得一两个红包,然后出门给爷爷、伯伯、叔叔们拜年,待口袋里装满了糖果、糕点再回家。初二开始,约好了几家一起走亲戚,到镇上花上一元钱称一斤糖棍,老板麻利地用草纸一包,取上两指宽的红纸作装饰,用细绳一捆,每人拎上一包就算是礼物了。到了正月十五,先是本村舞龙的来了,我按照母亲的吩咐赶快放一挂鞭,待舞龙的在家门口舞一阵后,再递上两包烟。然后是邻村拜年的陆续进村:舞狮子的,踩高跷的,划旱船的,一天喧闹下来,才宣告年过完了。

长大后,我离开村庄,到外地工作,我母亲带我的兄弟姐妹也到县城与父亲团聚,我再也没有回到村里过年。多年后,我有了妻子和孩子,每年都带她们回到县城过年。回单位的前一天,母亲就弯着腰,拿着大袋小袋开始装东西,要我们带上。当我们离开家时,年迈的母亲扶着院墙,注视着我们一直走远,我回头望了一次,就再也不忍回头。近几年,父母亲先后离我们而去。每当快过年了,想到再也不能回家乡过年时,我不禁潸然泪下,没有了父母亲的老屋只是冰冷的空壳,没有了家的家乡只是故乡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对过年的理解已不像小时候想的那样,过年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过年的习俗延续上千年,早已由纪念征服年兽变成一种对感情的表达。随着时代的变迁,过年的习俗有些变化,但传统的核心部分没有改变,过年的习俗也不会消失。每到春节,机场、车站,人头攒动;公路上,大轿车、小汽车、摩托车,浩浩荡荡。春运也可以说是人类最大规模的一年一度的集体大迁徙。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冰天雪地,人们都不顾旅途的艰难,怀揣一个共同的目的向前,回家过年。我想,这浓得化不开的年味,就是我们中国人对情感的释放,回家与亲人团聚,就是要表达对长辈的孝敬之情,对子女关爱之情,对亲朋好友的友爱之情,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节日像我们过年这么浓郁、这么隆重、这么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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