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朋到老友

作者: 熊传甫2017年01月03日来源: 荆州日报情感散文

在红城刘铺家乡和我一起喝梅兰渊之水长大的朋友,吕家桐和我接触最多,感情最深,彼此也最知心。他与我同年,大我月份,当然他是兄,我为弟了。俗语说:“落地皆兄弟,何必骨肉亲。”家桐对我真比亲兄弟还亲,我们,从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争也争了,吵也吵了,还是棒打不散的好兄弟。

家桐有四姊妹,三个姐姐,他最小,又是独子,父母视他为宝贝,吃穿优厚,并能独享一张床铺睡觉。而我家贫困,弟弟妹妹六人,家里只有两张床,睡觉很挤。家桐知道后,主动邀我上他家去睡。他口才好,每次总要和我并肩共枕一头,好听他天南地北絮絮叨叨说新闻讲故事。家桐总是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根本没有我插嘴的份。有时我生气了,就装着打鼾不听他讲。他扫兴地推我:“怎么就睡了!”我说:“你一个人包场,总得听我说两句。”“好好,听你说。”他停止了意犹未尽的侃谈。我一开口就抬他的扛,非议他的言论,然后谈我的见解。他默不作声,我以为他在听我高谈阔论。谁知我用手去推,才知他早已进入了梦乡……

10岁左右,我们一同上刘铺小学读书。因迟到早退经常受老师批评。有一次,我和家桐又迟到了,姜质臣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要我们向刘先知同学学习,说刘先知守纪律,成绩又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于是我们开始忌妒刘先知。吕家桐对我说:“刘先知是姜老师的宠儿,我们不再和刘先知玩,把他孤立起来,还要约一些同学打他。”姜老师得知后非常恼火,拍着桌子说要处分吕家桐和熊传甫。于是我们便开始一同逃学。一天早上,我和家桐背着书包去欣赏西流河上来往的船只,看渔翁扳鱼。又逛到沙坑边打水漂,还在老马的菜园里买了两只香瓜吃。眼看到了放学时间,我们便回家去,并约好下午到梅兰渊去游泳。

下午两点,我们如约而至。梅兰渊是我们经常游玩的天堂。那绿草覆盖的长堤、河中的沙洲、清亮的河水是我们的至爱。我们沿着河岸信步漫游,看到三三两两的野鸭在河中此起彼伏地钻进钻出,好不自在和得意。我们便脱了衣服下水,去追逐野鸭。野鸭见有人游近,扑闪着翅膀飞走了。家桐游泳的本领比我高,双手像风轮击水,破浪飚进,很快游到沙洲上,呼我上沙洲一起寻找野鸭蛋。我俩在沙洲草丛中兴致勃勃地找了一会,但只见鸟窝,不见鸟蛋,不免有些失落。眼看时间又不早了,我们等裤衩一晒干就穿上回家了。

我们的逃学引起了姜老师的重视,他家访时说:“只要你们明天去上学,再不调皮捣蛋,可免于处分。”第二天我们只好乖乖地上学去了。现在回想起这一幕,不免有些汗颜和好笑——我和家桐那时可真够顽皮啊!

1956年暑假期间,家桐又约我去新洲的铺子湾游玩,我欣然同往。我们从县城二矶头乘机帆船顺流而下,仅半个多小时便到了铺子湾码头。铺子湾有供销社、食品店、医疗诊所、饮食店,还有一所学校,在长江大堤外的一个柴洲上能有这样的小集市,让我们倍感意外。我们在集市逛了一会,进一家饮食店吃了饭。转眼夜色将至,站在江岸坡上观望,只见瓦蓝的天上一轮皓月当空,江中的一轮圆月静影沉碧……

正在我们欣赏天下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的美景时,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喊道:“有人帮忙下粗壳吗?下一船粗壳给5元力资。”家桐问我:“我们来干吧?”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马上向那人回话:“我们来下。”那人看了看我们,怀疑地问:“你们小小年纪能行吗?”“怎么不行,不就是背粗壳嘛!”我理直气壮地说。“那好,请你们两个小青年吃亏,将船上30麻袋粗壳背到供销社的伙房里堆好,背完后付你们5元钱酬劳。”那人说着给了我们两条披肩,我们便头顶披肩背起粗壳来。

由于江堤坡高,台阶陡,要把一袋40多斤的粗壳背上去,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头上冒汗,腿肚子发软,上下30趟,各背15袋,终于将一船粗壳背完了,获得了5元力资费。供销社经理见我们干活麻利,仅一个多小时便运完一船粗壳,并摆放得整整齐齐,很受感动,主动将单位的客房免费给我们住一宿。我们高兴地接了钥匙,出门宵夜,去饮食店要了一盘肉丝、一盘煎黄古鱼、一碟花生米、两碗鸡蛋汤、两碗饭、三两白酒。家桐二两,我一两,我们开怀畅饮,连连碰杯,真是开心!那一夜,我们酒足饭饱,一觉睡到大天亮。

1967年文革期间,我乘大串连机会,到武汉测绘学院去看望家桐,一进校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人山人海的围观群众,一派热气腾腾景象。家桐见到我喜出望外,要我在学院多玩几天。我说这次是小教红卫兵组队来的,我抽空与你会一面,呆一会儿就走。“好,我陪你逛一逛。”他边说边跑到门房打电话。不一会,他邀来了一位女同学。那女同学皮肤白净、长相端庄,上穿咖啡色夹克,下着深蓝色长裤,脚蹬黑皮鞋,颈上挂着一架照相机,形象不错,就是个子矮了点。家桐向她介绍:“这是刘铺老乡,我的朋友,叫熊传甫。”又向我介绍她说:“刘秀英,我的同学。”刘秀英连忙伸手与我相握:“你好,欢迎欢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给我,又给一把家桐,我们三人一边吃糖,一边踏赏景。刘秀英给我和家桐拍了好几张照片,我也为他俩拍了一张合影,可惜那几张照片现在一张也找不到了。后来听说他们原是一对初恋情人,彼此十分情投意合,家桐为此付出了很多,仅刘秀英的哥哥在文革中到监利避难,在他家一住就是几个月。家桐和我还送她哥哥到刘铺大姐家过了一段时间。但不知什么原因,这段爱情终未修成正果。

看来真正的夫妻是需要缘份的,后来家桐与刘克锌大夫一见钟情喜结良缘,两人白头偕老,子孙也很幸福

1986年5月,我妻因患类风湿病,要到北京朝阳门医院求医购药。途中路过河北徐水物探局,我们特意拜会了久别的老友吕家桐。见到我们,家桐高兴得不得了,他和刘大夫非常热情地接待着,又是递茶,又是打水我们洗,并关切地询问我妻的病情。家桐还烧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款待我们;刘大夫搭铺垫床,被絮铺了一床又一床,生怕病人睡不好。在他们家呆了两日,第三天,家桐向总厂请假,送我们去北京看病。他处处想得细,动身前特地带着刘克锌的工作证和他自己的工作证,一到北京,就让我们顺利地住进了国家石油部招待所。那里宽敞、安逸,花草成片,绿成荫,环境幽静,且价格便宜,真是难得的住宿之处!

翌日,他带我们到朝阳门类风湿专科医院请专家看了病、打了针,并购了药。一切顺利办妥,家桐高兴地说:“看病的主要任务完成了,只要按时吃药打针,病一定会有好转的!你们就放松心情吧。”我妻笑道:“但愿如此就好!”我接着说:“那要感谢你啊!”家桐说:“有什么好谢的,我们是什么人,从少朋到老友一路走来,你对我的帮助还少吗?”他停了停又说:“好了,不谈这些,我带你们去游览颐和园和故宫去。”两处景观的门票都是他抢着买单,还从挎袋里拿出早已备好的相机,为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并请游客为我们三人合了影。那日我们游览了天安门城楼,观赏了雄伟而辉煌的建筑,心情好不惬意。

70多年来,家桐与我不知经历过多少事情,在外人看来也许不足为道,然而就是这些从少朋到老友一起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温暖了我们一辈子,让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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