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窗花
陕西渭北塬上、塬下的厦房、厨房、柴房，以及窑洞，用的都是木格格窗户，有这样的窗户，就自然要贴窗花，红红绿绿的窗花还是要“顶到额头上”的，那是对未来的向往。
窗花有好多种：
——有剪纸剪窗花的。一把小巧玲珑的亮剪刀，拿到姨、娘、姑、婆，以及姊妹的手中，她们的巧思慧念，对明天的念想，全攒在剪切的窗花上了，三旋两转，纸屑儿下落，最后将折叠的窗花打开，就有了美美的造型、图像和神韵。
——有熏窗花的。熏窗花是要有“花”样子，花样子下放上一沓子已经剪好、没有杂色的白粉帘纸样，然后，拿到煤油灯下熏烤，如同印染一般，白纸上便会有了图案。
——有刻板印窗花的。而这刻板印窗花，此乃吾家事。当然，也不能说是父亲的首创，他老人家一定是借鉴和拷贝了别人的经验和做法，谁是首创者？可能谁也说不清。
改革开放时，父亲去邻县陕西凤翔取经：“连”（莲）年有“余”（鱼）、刘海戏金蟾等饱含发家致富思想的凤翔年画开拓了父亲的眼界，父亲的窗花板刻制得越来越生活化，越来越简明，也越来越世俗。花儿草儿、鸟儿、雀儿，窗花就是窗花，讲求的是素净、淡雅、鲜艳，豁亮，而土地爷、灶王爷、仓神、马王爷，这些五圣六神父亲也全刻成板，印制，这些神神鬼鬼的特殊“窗花”，是农耕文明的理想闪现，满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销量还真不错。
一交上九，我家印制窗花的营生就开始了。买白纸、裁样张、印窗花、上色——一般至少要上红、黄、绿等几种颜色。高原的冬天那个冷啊，北风在屋外“呼呼呼”地吹，空气渗冰一样寒气刺骨，树木光秃秃的，村庄静谧又有些许的荒凉，偶尔有乌鸦在半空“嘎嘎嘎”地叫几声，就急匆匆地飞远，好像怕把这冷峻的气氛冲淡，就连家养的猫儿也懒得跑下热炕去外面游弋，总是缩成一团蛰伏在被窝中安眠，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我们一家人盖着花被子，团成圆圈，坐在热土炕上，个个拿着彩笔，笔尖在颜料碗里蘸一下，并在碗沿上滗一滗，就描红抹绿地给窗花上色了。“笔要拿稳”，“颜色要上满”，父亲犹如威严的船长，在忙活之余还时不时地发号施令。我的心和那热炕一样的热。我和姐姐知道，这窗花卖得好，我们的年就过得好，就能穿新衣服，能吃肉，开年的学费也有了保证。
窗花印出来了，红红绿绿的色也上了，该卖窗花了。腊月时分，年集越来越热闹，家里满屋子的窗花要卖出去，砸在手里，那就把钱给“瞎”了。父亲骑着他那“高大威猛”的加重凤凰自行车，带着粗布花包袱，里面装着分发好的窗花，我坐在后座上，我们父子俩就出发了。我的姐姐、母亲一般会选择另外的镇点去卖窗花。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卖窗花经历发生在绛帐古镇。扶风县绛帐古镇就是东汉大儒马融设红帐、传经学的地方。那一天，雪花忽然没来由地飘了过来，越下越大。我和姐姐原来摆两个摊子卖窗花，姐姐最后收了摊，到我这边来了。来的时候，她还带着她的同学、好朋友王亚丽。“卖窗花，卖窗花，谁家过年把窗花忘了？”“土地爷，灶王爷，大叔大婶，你们把神请了没有？”我们叫卖着。雪扯柳絮般地，斜斜地飞刮着，路人行色匆匆，没有人多加理睬这三个“小大人”的招呼声。“看，这窗花多素净，颜色多鲜亮，快来买啊！”——亚丽姐富有逻辑地向行人推销。雪花一点儿也不给人留情面，好似天空有天兵天将，正在将雪花扬场般地撒了下来，一层粉白、湿润的雪花盖在洁白而鲜艳的纸窗花上，我的眼泪也被冻了出来。
我真的记不清楚，我们家是何时不再做这卖窗花的营生。不仅我们家撒手不干了，当时，我们村的几户人家也不再卖窗花了。大伙儿现在都盖大房，盖小洋楼，大玻璃窗再也不需要贴那小窗花了。
一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子女辈的也人到中年。眼看更年轻的一代在成长，我总想给他们讲一讲这纸窗花的故事。我爱人是陕西眉县槐芽镇的。我对女儿说，爸爸过去在槐芽镇卖过窗花，你妈妈和你姥姥买过爸爸的窗花。是真的吗？我家姑娘扑闪着双眼，望着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