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记得回家过年
很多人爱看房，尽管未必买得起。光明正大被领进屋，且能理直气壮数落建材差、巷弄拥挤，口气、说辞，仿佛已是新宅的主人，这样的厚待，依稀微醺。房子最美之时，该像新娘初嫁，一个空房、一座阳台，都婀娜无限。好奇母亲与我看房时的心情，过玄关、转客厅、进厨房，她怎么想象新宅与她的联系？
置产学问大，除了投资客，人的一生购屋不过数回，母亲仅有一次经验，她充分发挥杀价原则，尽挑毛病，“一部电梯，三个住户，不会太挤吗？而且还是9楼？”售屋小姐显得气虚，“我们也有一部电梯，两户住家的……”她边说边翻检横摆胸口的资料，当真找着，也更认真盘算，来看房的是什么角色。
当时，我住在新北市三重区，一心想换环境，访屋、看屋，三重完全不在考虑之列。等把新店、中和、永和等台北的卫星城市都瞧过一回，才发现住处不远前的巷弄，悄悄盖了栋崭新的大楼。晚上进售屋招待所，被引领浏览，房子格局方正，双面采光，房间与客厅都通风良善。这比我所看过的任何一间新屋都要好。我没把握，约了母亲一起看。
“厨房小，阳台也小，烧饭、晒衣怎么办呢？”母亲朝我使眼色。我懂。
此前，三重的房子我住了快二十年。大门的春联，贴过佛光山、慈济功德会等单位赠予的，也张贴孩子歪歪扭扭的书法，有“福”与“春”，以及正经八百的七字对联。有几年，懒得打扫，对过年这事累了、乏了，“春”字一挂经年，撕扯下时，底色红，墨色浓，似乎定居已久，不忍离去。
我在三重居住久矣，老家也在此。那是仁爱街二十七巷，邻近三和路、正义北路与龙门路等核心地段。它避居小巷，完全吻合“进可攻、退可守”。它且是“断巷”，巷口高悬“此巷不通”字样，巷弄窄短，机车无法呼啸而过，如果汽车进入，也必须小心如忍者，静静进出，不动声息。后来，爸妈为大哥于三重偏隅之地“分子尾”另购住宅，我随之迁居，一住，就是好几年。
大哥成家了，再是我。“成家”一词极有意思，男孩必须成长，成为男人；男人要有名片，更要有自己的“门牌”，它是许多男人的另一个名字，也是许多男人的负担与光彩。因为年岁到了，我也匆促成家，非常世俗又非常有男子气概地去物色一块属于我的门牌。母亲又是怎么看待的呢——对于脱离羽翼而去、另立门户的孩子。
我一心逃离三重。它是家庭加工业的汇簇之地，上世纪70与80年代，这里的许多家庭配合时令制作圣诞彩球、过年装饰品。我到家庭理发店修剪乱发时，看到理发师的小孩制作元宵花灯配件，处理洋娃娃衣裳。有一回，竟然看到他们加工针灸用针，偶尔会扎到手指。处理个几百支，老板娘说：“手指都要破皮了。”
70年代，三重与各种机械噪音混居：锯铁片，嘎嘎喊得急；车床作业，轰轰烈烈。三重是台湾南部人、离岛人打拼的所在，父母都负有养家职责，在这里，对子女的照养也是无法更专心了。
到我有能力购屋时，大陆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台湾部分产业外移，铁工厂渐渐收起。我离职当奶爸的一年时光中，车床声响渐渐没了，小巷中，传来“芋粿”“菜头粿”的叫卖，未足岁的孩子常跟着小贩“喔咿喔咿”地乱喊。母亲来看孙子，讶异当年疏落有致的房屋已经被我塞满，父亲更毫不客气，“东西一摆就忘了，就不整理，客厅乱得像卧房。”
我心里抗议。要论爱乱买、爱东藏西摆，母亲绝对更胜一筹。兄弟虽然散居，最终都围绕老家。不知道是我们长不大，还是预知父母会越来越像我们的孩子？有一个习惯，是过年前回老家帮忙打扫。通常是放春节长假的前一周，兄弟三人分头进行。我的责任区域是客厅酒柜，以及几个收纳柜。
清扫灰尘比较简单，先干擦，再湿抹，可以让酒柜清爽好一阵子。我备妥报纸或者餐巾纸，擦拭酒柜的四面大玻璃。越擦越亮的不只是玻璃，还有当年我们搬进来的场景。老家不老，父母不老，在老家过第一个新年时，父母仅四十出头。过年的前几天，巷口开始堆积各户人家扫荡出来的废弃物，书桌、书架、沙发等，它们断手断脚的，很是孤独，若细看，会发觉它们多数都被贴上了“OK绷”——有用铁钉修补的，有把胶带当作绷带的，它们的确已为原生家庭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废弃物的堆积，便在凌乱跟破败之中给我温暖。“除旧布新”哪，家家户户为了新年，而做了新的布局。年的气息最早不在居家，而在街头。呼息不新，带着点陈腐，我从老家往外走，秀江街、龙门路，街头都是岁月。
不过，好戏正待上演。清理灰尘，母亲没有意见，判断什么东西该留、该丢，母亲的意见就多了。老家的人务农兼捕鱼，渔获上岸之后就都是女人的事情了，在塑料袋缺乏的年头，母亲用叶子、用报纸包装。搬迁台北，母亲早不卖鱼，但碰到塑料袋，我完全相信母亲会回到鱼贩身份，深恐没有装鱼的袋子，藏起无数个。果然，我处理妥酒柜，帮忙打扫厨房，在桌椅下拿出一只大塑料袋。这一抖，不得了，袋子生出袋子，顷刻间，厨房都满了。有几只，母亲藏匿时没留意污水未干，恶臭阵阵。母亲羞得脸都红了。当我要全数放进回收桶时，母亲制止了，“这些有用啊，留着装东西。”最后，只有几个脏污不堪的被扔进回收桶。
母亲在客厅，检索被我们判定为无用的那一堆杂乱之物，一件一件拿出。“纸条可以写字。”“订书针生锈了，还可以用。”“镜子虽然裂了，还可以化妆。”一只被遗忘、积垢难除的漱口杯，母亲也坚持留下，“洗刷一下，就亮了。”母亲发现事态严重，她那极其隐晦的收藏癖，因为年前打扫，一一曝光。她变成监工，跟在兄弟们后头，不时传来她与哥哥、弟弟的争辩，哪一个该留，哪一个该丢。
母亲的收藏功力之深，还是在她走后显露出来的。一伙人暂缓悲伤，寻找金饰、存额跟印章。存折被塞进帽子，高挂在墙上，充分体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所在”。印信在三天的搜索之后终于被找到，大嫂情不自禁地喊出来。原来，它被塞进小罐的塑料药瓶。我大惊：“怎么会呢？我猜到很可能在里边，一瓶一瓶打开，都是药。”好在大嫂多了个动作，她把药倒出来——母亲把印信埋在了药堆里，再埋上一层药丸当掩护。
父亲不死心：“金饰呢？”到家上香的慈济委员说，有一回参访某寺庙，看见母亲备妥金饰，果断地投进了捐献箱。
为了减少父亲的伤痛，并匀出房间给兄弟们、孩子们轮流居住，看护父亲，我们发动了一次大扫除。当把大袋的衣物、可回收物带到屋外，邻人投来打量的眼神，“呀，还没过年嘛！”这一回，母亲无法跟在身后述说对象价值，以及该丢或不该丢，但这一回，我们收拾得极慢，极慢，仿佛在倾听母亲的声音。
年初，淡水的新家交屋。几年前买预售屋时，只能凭空想象，而今进入室内，惊喜地发现屋子对面山势蜿蜒，竟有条溪，翠绿清新。顾盼小溪婀娜，遗憾母亲来不及看到，大姊安慰我：“妈妈作仙，什么都能看到的。”
此刻，房子空荡荡的，就像当年母亲陪我买下的三重住家一样。我完全可以想象它被我堆满的模样，然而，这里不会再有母亲的任何馈赠、精炖的红豆汤，以及她的叨念。它还没贴过春联，我也没有机会与母亲在这个新宅过年。母亲完全没看过这房子，但我想象着与她在阳台喝咖啡，看远山与小溪。
新房落成，母亲再也不会挑剔什么了，她会问我地址，然后在祭祀时，向众神祈祷，述说我的旧址与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