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忆双亲

我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生人，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耳朵聋了，眼睛花了，记忆力也差了，往事如烟，许多事情渐渐淡忘或不曾记起，唯有父母的音容笑貌和发生在我家庭里的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老家是平乡县霍林寨村，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妹四个人，我排行老四，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大哥大我16岁。家里人多地少，收入微薄，遇上灾荒，日子很难熬，赊账借债才可勉强度日。记得我小时候不肯吃糠咽菜，总想吃大北瓜，因此二嫂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北瓜”，从此不叫我的名字，常以“北瓜”唤之。

社会的动乱，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倒我的父母，他们像滏阳河边的大柳树，顽强地支撑着我们的家庭。因为我是家中老小，父母疼爱有加，日子再难也要千方百计供我上学读书。

父亲读过两年书，有文化，深明事理，家境贫寒仍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家里人都说他爱管闲事，无论是本村的事还是外村的事，只要有人找上门来，父亲总要出面协调，从不推辞。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我的一个远方叔叔，孤苦无依，尽管我家很困难，父母还是把他接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与我和父亲一起睡在磨房东头的土炕上。

母亲没有念过书，但她深明大义，治家有方。父亲、大哥和我都是共产党员，在那个年代，母亲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参加共产党。父子三人我入党最晚，我的小学老师周会彬和我以及远房叔叔一起挤在东屋的土炕上睡。周老师经常给我讲述共产党宣言，传授革命道理，最终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她经常叮嘱我好好学习，以后为社会做出贡献。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明白我和父亲、大哥都在为老百姓做事。在我和大哥遇险时，她那异乎寻常的镇定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令人难以置信。那是在1939年春季的一天，我回家探望二老。当时我在中共平乡县委书记孙光瑞同志身边做文秘工作，主要负责文件的起草、刻印。大哥是平乡抗日大队的骑兵连长。回家后，我在小东屋里看文件，突然本家叔叔风风火火地跑进家来，一边跑还一边喊我的小名，说日本鬼子和皇协军进村了，赶快躲躲。我赶紧把文件藏进炕洞里，跑到母亲那里让她跟我一块走，母亲正在纺线，平静地说，你叔说鬼子从南村来，我不能翻墙越屋，你赶快走吧，一定要小心。我翻身上了房顶，看到日本鬼子和皇协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向我家走来，便顺势跳到西邻家，听到两边的敌人进了我家，我就从西邻家出来向村子背面跑去，躲进庄稼地里，待鬼子走后，我才回了家。这时候我才知道，敌人进家后哇啦哇啦地吼叫，到处乱搜，母亲神情自若，面不改色，照样坐在坑上摇着纺车。本家叔叔赶紧指着母亲说：“她是个聋哑人，是给别人家看门的。”经过一番周旋，敌人终于走了。是母亲的淡定自若，让全家逃过了灭顶之灾。但自此之后，家里就不能再住了。家里的事务都交给了二哥打理。

父母一生操劳。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视此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加以传承并发扬光大。解放没多久，二老却先后驾鹤西去，离开了人世。父亲去世时，我因为工作，没能看到父亲最后一眼。我想，九泉之下的父母，会理解儿子的一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