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罐

酸甜苦辣咸，最爱人间味。吃货们虽饱受富贵病折磨，但挑剔的味蕾从来没有检讨的自觉，以致形形色色的灶台，总会五味杂陈，参差不齐地拥挤着一帮子坛坛罐罐。不过，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五味并不能平起平坐，譬如糖罐，一直被母亲宝贝般藏在高高的阁楼上。

糖乃肌体不可或缺的能源，即使不能通过货币方式获得，也要想方设法摄取。小麦成熟了，端午的节日美食小麦粑，是亲朋增进友谊、相互馈赠的传统礼品，各家煞费苦心，无非在白度与甜度上做文章。增加白度不难，只要将磨出的面粉多过几遍细筛、筛去麸皮即可，而增加甜度最好添加白糖，可惜那时白糖凭票供应，而且少得可怜，于是以一当十的糖精大行其道，谁都不计较化学合成物的危害性。因我贪食甜品，母亲除了房前屋后栽桃种梨，每年春天都要匀出半垄地种黑榴粟（类似甘蔗），秋天便晒山芋糕，冬天要熬糯米糖，但是她的努力并不能阻止我对糖的得陇望蜀，白白胖胖的毛草根嚼过，蜇得人嗷嗷叫的土蜂窝掏过，松树叶分泌的糖霜舔过，甚至村卫生室打蛔虫的宝塔糖也偷过。糖的诱惑，让懵懂的童年智慧而勇敢，并落下满嘴参差不齐的黑牙齿。

小时候喜欢去三里开外的隘口街。街上有两种味道不可释怀，一种是大篷车尾气散发的甜香，那时不知道这种气体叫一氧化碳，只觉得汽车的尾气陌生而好闻，以致车子跑过，就要抢抓机遇扎进扬起的灰尘里猛吸几口。另一种味道是商店氤氲着的湿湿的甜味，虽然大人不一定舍得买几颗糖果，但甜甜的味道免费供应，所以我总会找各种借口在里面多赖一会儿。记得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年，我刚读小学一年级，主动揽下买盐的差事，母亲出工前，从梳妆盒的底层摸出3角钱交给我，刚好买两斤盐，怎么办呢？我踮着脚尖对售货员说，买2角8分钱的盐2分钱的糖。当时山芋糖1角钱8粒，但2分钱只能买一粒，也不知道是不会算账还是怕盐少了会被发现，我居然从来没想过再多挪1分钱就可以买到两粒糖。为了贪吃一粒山芋糖，我经常站在马扎上，查看竹橱里的盐钵是否告罄，而母亲总是神秘兮兮地笑笑，也许她早已知道我的小算盘，只是不忍点破。

那年早秋，天气还很炎热，颠着三寸金莲的外婆突然来了。外婆成分不好，大舅也是四类分子，妻离子散，队上分了梨啊桃啊，外婆就惦记着我们，所以只要她来了，就一定有好吃的，这回竹篮里装的是新挖的荸荠。二哥去塘岸上喊母亲，母亲撂下锄草的挖耙，风风火火赶回家，爬上阁楼，抱下黄釉色的糖罐，用汤匙在里面一挖，居然扑空了，母亲刚才还挂在脸上的笑容烟消云散，迅速举起糖罐，放在光亮处歪着脖子查看，才知道存放在里面的白糖全被掏空了。好在空空的糖罐并没有让母亲手足无措，但见她给糖罐倒了一些开水，端着罐子用力晃了一会儿，再将这些水倒进敞口碗里，然而令她更加诧异的是，这碗洗糖罐的水里居然漂着几只烫死的蚂蚁。母亲用筷子把蚂蚁一只只夹出，再忐忑地端给外婆，转身时还轻描淡写地瞄了我一眼。我有些后怕，因为这些糖是我偷吃的，而且吃完后没把盖子盖严。外婆走后，二哥将我拖到老樟树下，抡起愤怒的拳头，好在母亲闻声赶来，见我满脸鼻血，三步并作两步一把将我揽进怀里，责怪二哥道，吃了就吃了，你能打回来吗？

时光荏苒，转眼过去了四十年，外婆与母亲都已作古，而夜深人静时，我望着那只糖罐就会辗转反侧五味杂陈。但愿那边的灶台，没有味觉的尊卑，也依次排列着酸甜苦辣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