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作者: 刘立文2017年04月27日来源: 衡阳日报亲情散文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一个地道的农民。跟父亲生活了近60年,半个多世纪里,跟他学种地,学厨艺,学做豆腐,感觉很轻松、随意,也就有一种平常的感觉。父亲走了,时间越长,越感觉他的不平常甚至伟大

父亲是2013年12月6日走的,这令我们全家及我们组的人都感到意外。父亲一生没戴过眼镜,老来不但没拄过拐杖,还不时偷偷溜出去捉鱼,我们都认为他能活过百岁,那年他才92岁。

那年的12月3日,大弟打电话说父亲可能不行了,他和邻居们在禾场上闲谈,父亲站在大门口听,听着听着就站不稳了,顺着门框坐到了地下。我心一惊,赶紧回家。父亲见到我,含着泪说:“立文,我要死了。”这是父亲第一次跟我说“死”这个字,这个意味着永别的字眼。“不会。”我说,“你身体那么好,会活过百岁的,这只是腿没力了,怎么会死呢?”我一边安慰父亲,一边细看他,他的两腮好像塌了,嘴合不拢,痛,但又说不上哪里痛。

闻讯来看我父亲的老人对我耳语:准备后事吧。我二姐夫那年死的前一天就是这样的状况,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随后我把这不祥之感告诉三个姐姐

我们一大家子守候在父亲的床前,我们不时摸摸他的手,他的脚,看看他慈祥的容颜,喂他一羹参汤或酒,用最简洁的语言安慰他。父亲气若游丝,不能说话了。父亲就这样安详地走了,再没有回望我们一眼。

生我养我的父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的老父亲和我们永别了,那一刻,那些日子,我们姊妹无不恸哭,家人无不悲哀

父亲出生在一个自给略有盈余的家庭,这种自给略有盈余是几代人恪守“勤俭”二字家训的结果。当年,我爷爷种田的同时经营豆腐作坊,兼做乡间厨师,经常是起午更睡半夜,农闲不吃晚饭。父亲九、十岁就跟随我爷爷做豆腐,推磨时不够高就用砖垫起,十一二岁挑着豆腐干游乡叫卖,无论严寒酷暑,逢年过节,为了抢时机多卖些豆腐干,为了帮生产队的社员做些过年豆腐干,常常是几个通宵不着床,在我人生最初的记忆里,家家都忙过年了,我们家还在为别人磨豆腐,直到腊月29日下午,爷爷或父亲抱歉着把那些没买上豆腐干的人劝回家,才开始购年货,准备一家人过年。

在我们村,好多人家的红白喜事都请父亲主厨,我们组更是无一例外,父亲主厨是从不收报酬的。主人家购回的食材常常打折扣,或干脆不购,这无疑影响菜的味道,但父亲从不责怪。他知道那时大多数家庭贫困,都办不起酒席。父亲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把菜做得好些,更好些。受托于主人,父亲做得很认真,为了第二天能按时开席,常常忙到深夜,离家那么近,他常常不回家过夜,帮人家守厨房,防猫狗偷吃。他也不要求主人家什么,坐在火炉旁打盹,或铺一把稻草,盖一件大衣,卷缩在灶旁。他常一边切菜一边对我说:“有人需要帮忙时,你不要犹豫,还要全心全意,且不要想日后人家报答你。”

我爷爷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丢下我太公太婆,我奶奶,还有我三个未成年的姑姑,最小的才7岁。我父亲是家中长子,那时他在铁路上谋了一份好差事,但他深知要撑起这个四代二十几口的家,他责无旁贷。埋葬好父亲,他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领着我三叔(我二叔严重肺结核不能劳动)种地。父亲没日没夜,白天干农活,晚上磨豆腐,拼死拼活,让全家人衣食无忧,几年下来,还买下了邻居的一栋大宅子,置下了几亩好水田。我太公太婆的葬礼,我二叔的安葬,我三个姑姑的出嫁,父亲操持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父亲因过早的劳累和饥饿,个高不足1.6米,体重不过百斤,但就是这样一副身板,凭“责任”二字,把这一切做得让家人、村人信服佩服。

因为家境尚可,父亲念过两年私塾,因他勤学好问,还具备一定的写算能力,大跃进那年,大队让他做两家食堂的会计。那时大家都吃不饱,而我奶奶不能下地干活,定量少,而她又高大,特别饿,以至于那次到父亲的会计室抢父亲手里的餐票。父亲的手死死抓着餐票不放,哀求我奶奶:“这餐票不是我个人的,是集体的,大家的,我无权动,再说了,食堂的饭是计划定量的,你拿了这餐票多吃了,就有人少吃挨饿,你叫我今后怎么面对全大队的人!”

这都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后来在闲谈中告诉我的,父亲自己从没言及过,但我见过父亲做生产队的会计。父亲在生产队做过将近二十年的会计,直到1973年眼睫毛倒长去医院做手术才辞去这一职。父亲记账都在晚上,那时大队秘书每月都要和父亲核算一次生产队的账,有时候到了吃饭时间,留秘书吃饭,从没要生产队招待秘书,多添一个菜,没菜的时候,秘书、出纳、父亲仨就着豆腐乳或剁辣椒吃饭。

母亲裹过脚,干不了农活,家里的体力活也都是父亲干,还要出集体工,赚工分养活一家人。父亲很忙,而每到早、晚稻收割的季节更忙,中午要负责分生产队的稻草,社员要靠稻草煮饭,而将稻草挑回家只有中午休息才有时间;到了晚上,父亲则要把晒干的稻谷过秤收进仓库,或按工分或按人口分到户。因为父亲要负责分配生产队的稻谷,我们家将稻谷搬回家的责任落在了我头上。我也和父亲一样是家中长子,这事对我来说也是责无旁贷,尽管我只有十几岁,还未成年,而两个弟弟更小,根本挑不动稻谷。开始时我用小箩筐挑,一担几十斤,后来用大箩筐,每担百斤,百多斤,到满满一担。我们生产队有三十几户人家,每分一次稻谷都要到深夜,而父亲总把最后一个留给自己。那时候因白天劳动疲劳了,我年少又睡眠重,希望父亲按屋场的顺序或抓阄的顺序早点把稻谷挑回家休息,父亲不同意,说反正他是要最后一个离开禾场的,能方便人家就方便人家吧,何苦要大家一起在禾场上咬蚊子,耽误睡眠呢?

父亲不曾读过《岳阳楼记》,更不知范仲淹,他是用他一个农民最朴实的人生哲学和苦乐观教育我,影响我。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人生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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