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那些曾经的乡村精英们致敬

在我还小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吧，那时候正值人民公社化，故乡的村子和我家都很穷，祖产就是几间茅草房。我父亲在外当兵，母亲在外乡教书，我和弟妹是跟着爷爷在那个下雨就漏大梁用支柱撑着老鼠乱窜的小黑屋里长大的。那时候的个人生活质量和重要记忆，基本上是以自家的房子如何作为象征的。因为土地都是“公家”的，因此，村里谁家房子好，就证明谁家“有福儿”，有钱，过得好，令人羡慕。当时，我们村有一千多口人，号称“长屯村，三里长，二里半，没有房”，是说村居坐落得稀疏，基本上分两排散落在一条俗称“豁路沟”的大沟两旁，仅有一条街，就在这条大沟里。村里的房子，大都是土坯茅草房。村里只有一座青砖灰瓦起脊的二层楼房，村人称之为“大瓦楼”，坐落在村小学对面的坡岗上，是一户地主家的，姓方。“大瓦楼”矗立在一片低矮的茅草房中，显得鹤立鸡群、威武气派。每次上下学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扭头朝那像燕子翅膀似的一角翘望，总会发现有几只白鸽在上面踅飞，或栖落在瓦脊上张望。从我记事起，这座楼房一直被大队封闭着，斑驳陆离的黑漆大门上，挂着一把硕大的长方形铜锈锁，二楼是一排拱形的雕花小窗户，大部分已破损了，像捅烂的蜘蛛网，这些常常让我沉浸于楼里曾经的辉煌和热闹甚至神秘。姓方的老地主白头发白眉毛白胡子，绰号叫“老白眉”，羸弱不堪，村里常开会批斗他，让他在村革委会的戏台上低头弯腰。他和家人住在瓦楼一旁的小黑屋里，个个灰头土脸的。老地主经常挑着两只大粪桶在街里弓着腰一脸茫然地踽踽独行，还不停地咳嗽。他儿子老大了还找不上媳妇。村里人很多年以来都那么穷，可唯独他家盖了个大瓦楼，是怎么回事从没听人说过。就这样，一座瓦楼，一户地主，一家人的命运，久久地萦绕在我年少的心灵里。

有关方姓地主的传闻很多，说他娶过两房媳妇，解放的时候，据说国民党的一支军队占据了他的瓦楼，在二楼上支着机关枪跟进村的解放军打仗。解放军把瓦楼包围了，国民党的军队就佯装投降，把枪从二楼的窗口扔下来，还在窗口举起了一块白布。解放军信以为真，就去楼下捡枪，结果敌人突然在楼上朝下开火，我军死伤了十几个人。总之，这座瓦楼和这个家庭，是有故事的，在我幼小的脑海里充满着神秘感和沧桑感。那时候正值“文革”，方姓地主的高楼宅院成为“摆在大街上的腐败”或者说“矗立在村街上的罪恶”。从前过得好的人，尤其是在旧社会房子好土地多的人，全部是坏人和罪人。当时我还小，还不懂世界上那么多蹊跷事，只是这么简单地认为，有好房子大房子的家庭，跟我们广大贫下中农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他们的故事和生活可能比我们特殊或者说复杂，也许，这就是命运多舛才构成了曲折和趣味吧。

正是因为童年的这段经历，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比较关注乡村的房子形制、规模或者说建筑文化，喜欢民俗，尤其是对明清及民国年间的民居有着浓厚的兴趣，总是匪夷所思臆想那些青堂瓦舍“大宅院”里昔日的情形和光景。近些年来，我外出的机会多了，每到一地，主人总是向我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他们那里的历史文化名胜，而其中最为直观的遗存，莫过于经过岁月洗礼的建筑了。建筑是凝固的文化，是那个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文化传承的象征。站在江苏周庄沈万三“沈园”、同里任兰生“退思园”的大宅院里，我想起了我们村的方姓地主，相比之下他真是太“小”了；在甪直，我看到从前由一百多家地主所缔造出的富饶之镇，又想起了我们村的方姓地主。我们村的地主，相比之下真是太“少”了；在山西“乔家”、“王家”大院，河南的“康百万”庄园，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收租院”，甚至在山东的“孔府”，还有黑龙江呼兰河畔其父为大地主的“肖红故居”里徜徉时，我同样想起了我们村的地主，他怎么就名声不够大，如果“大了”，我们村也有可能全国闻名，现在只需吃一个乡村老大院的“文化遗产”，也就子子孙孙几辈人享用不尽了。这些年，无论到了哪个县哪个乡，我都先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大地主从前的房子，如果有，我肯定要去看一看，而且，毫无例外的是，只要有，如今几乎都保护了下来。并且，每个县的地方志或者编印的当地历史文化书籍上，都有乡村遗留下来的这些地主们的“老房子”的介绍和图片。从前的罪孽，现在却成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着实让当地人沾沾自喜。于是，我惊讶地感觉到，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一切东西，难道真是“田家辉”们所给予的吗？又联想到了中国的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如果不是秦始皇和胡夫，我们引以为豪的世界文明将大打折扣。巴黎圣母院亦是“欺压劳动人民”的产物，但罗丹却说：“整个我们的法国就凝聚在这座大教堂里，正像整个希腊凝聚在帕提侬神庙里一样。”的确如此，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地主”阶层曾经是传承和驾驭中国经济和文化的重要舟楫，其形成也可能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就像刚刚步入“新时期”中国突然出现了那么多“万元户”一样。为此我不由自问，这些“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是不是比“穷人”更智慧一些，肯干一些，也曾经吃苦耐劳呢？我的这些想法，直到1999年的春天才突然得到了更丰富的材料佐证。当时，我到距邢台市约15公里的“田麻痒庄园”采风，浏览着这座建造于民国初年并“蜗居”在深山里的庞大建筑群，我极为震惊。庄园的后代、时年57岁的田修身一边开他的诊所一边给我讲述田家辉煌而又辛酸的历史。不知怎地，我的幻觉又回到了故乡，想象着“老白眉”活了起来，脑海里同时晃动的，还有天南地北那些各式各样大宅院里的主人们那活蹦乱跳的故事。这些故事，最终营造了我的长篇《庄园秘史》的结构内核与思想元素，也可以说是偶然的契机“击活”和“连接”了我那诸多的匪夷所思。

一种触动，一个理念，一丝情怀，能在我的心底盘桓十几年挥之不去，是我写作经历中绝无仅有的事。先是短篇《将军墓》、《景物与一些人》，之后是中篇《阖岚镇沿革》，现在则是长篇《庄园秘史》，短篇和中篇十多年前都被许多文学报刊转载过，并获得了一些文学奖，从此奠定了我在写作上较为坚固的基础。这一系列的写作“出发点”或者说“兴奋点”，都源自于我多年间对中国乡村建筑一以贯之的关注与倾慕，现在仔细想来，我其实是在向那些曾经的乡村精英们存念和致敬。

在邢台西部广大的太行山区，有许许多多像田家辉式的普通农民，他们是乡村的精英，坚韧，勤劳，睿智，善良，他们曾经缔造和结构着中国式的“美丽梦想”，也许，这就是我们如今所津津乐道的“中国梦”吧。他们忍辱负重，为了生活和生存的富裕和安康，祖祖辈辈在一方水土上顽强拼搏，但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时候并不被我们的政治或者说意识形态所认可，甚至被社会所唾弃。好在，现在这一切都成为历史和过眼云烟甚至古旧的老笑话。然而，我们可以遗忘，但不能不承认这是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活生生的现实，是湮没在民间和社会底层的历史。我们的文艺作品，有理由和责任对他们肃然起敬地关照。因此，我还会继续《庄园秘史》下半部《蝎子沟》的续写，再现田家辉的后代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到今天那块土地更为沸腾的现实生活，以一个小山村为写作切入背景，完成中国乡村百年变迁中社会最底层的民间叙述和艺术书写。试图让那些即将消失的事物、人物和故事复活，让我们后代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在什么基础上所获得的并永远铭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