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伯父的抗战往事

作者: 谢丙月2017年05月02日来源: 邢台日报情感文章

日本鬼子进占清河的时候,父亲只有几岁,虽然他没有能力投入到抗日的行列,但是作为一个成长在革命家庭的成员,对于那段峥嵘岁月自然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因此,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父亲便一遍遍地告诉我当年爷爷、伯父的抗战往事,激励我珍惜现在的好时光,多为国家做贡献。

我的爷爷名叫谢九洲,又名谢霞瀛,抗战以前,他以经商为业,靠着诚信经营,不但在油坊开有“洋子”号,而且将分号开到济南、德州等地。抗日战争时期,怀着对日本侵略者刻骨的仇恨,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仍然以商人的身份借着做生意,走南闯北,暗地里为县大队筹集粮食、钱物等。他不但送儿子(即我的三伯父谢梦山)参加县大队,还利用经商作掩护,竭尽所能为抗日的队伍提供帮助。县大队缺乏药品,他通过贩运咸鱼,把密封好的药品装到鱼肚子里带回清河,在油坊码头雇人卸货后,先转移到隐蔽的地方,再将密封好的药品收集到一块,辗转交到县大队手里。

住在王官庄炮楼的鬼子闻知爷爷的影响后,骑着高头大马,带着重礼请他出山,帮鬼子做事。作为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爷爷不甘心做日本汉奸的走狗,又不能强硬拒绝,于是他借故身体不好,与敌人巧妙周旋,拿出看病抓药的单子,摆在鬼子面前,推脱自己正在病中,病好后再出山,打发走来人,当夜便乔装改扮,独自悄悄离开清河,躲藏了起来。

我的奶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地支持着爷爷和伯父从事的事业,使我们家成为支持革命队伍打击日寇的堡垒。

一次,有个县大队战士遭到日寇和黄协军的追击,匆忙间跑进奶奶住的西厢房里,迅速脱下外套,顺手摸了个棉袄套在身上,匆匆跳墙逃去。奶奶急忙将他脱下的外套塞到自家的炕洞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重新坐到炕上纺棉花。随后追来的鬼子逼问奶奶县大队的人逃到了哪里,奶奶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敌人恼羞成怒,将奶奶绑在门框上,用绳索勒住她的脖子,逼迫她说出战士的下落,奶奶故意装聋作哑,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讲,因此受尽了敌人的折磨和摧残。到了黄昏,鬼子离开了,当奶奶被救下来的时候,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凶残的敌人差一点就要了老人家的性命。而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父亲,因为受到了惊吓,大病了一场,连续多日高烧不退。

三伯父是县大队的通信员,也是锄奸队的骨干,他的手里藏有手枪和手榴弹。在当时,三伯父每天早出晚归,去骚扰鬼子,铲除汉奸,做革命工作,几乎不在家里睡觉,就算偶尔赶到家里一次,他也是爬到房顶上去打个盹儿,每有风吹草动,即刻迅速撤离。1944年春天的一个黄昏,奶奶、伯父、父亲一家人正围坐在厨房吃饭,父亲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三伯父坐在父亲的对面,奶奶坐在一侧。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在胡同里喊了一声:“鬼子来啦!”三伯父二话没说,呼地站起身,迅速从父亲的头顶上方跨过去,三两步蹿上墙头,转眼间就越过好几处院落。后来才知道,原来竟是一场虚惊,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这样的遭遇应该说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还有一种可怕的人,叫做老杂,他们就生活在本村或者邻村,对各家的情况知道底细,白天装好人,晚上就蒙上面,故意扯着嗓子用南腔北调地说话,冒充外地人来干尽伤天害理的坏事儿,让人防不胜防。因为三伯父手里有武器,让老杂们垂涎欲滴,因此也就成了他们算计的对象。好在三伯父凭着过人的机智和敏捷的身手,一次次成功脱险,打碎了老杂们的如意算盘,使得屡屡难以得手的老杂们恼羞成怒,有一天半夜摸到我们家,将手无寸铁的奶奶打了个半死。

经过八年抗战,日本鬼子终于被打跑了。1949年,三伯父随军南下,转战湖南,先后担任中共澧县县委组织部长、常德地区化工局副局长等职。解放后,爷爷担任清河县供销合作社第一任主任。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爷爷在抗战时期的人生足迹,我查阅了有关史料,并在族人中进行了多方寻访考证。堂兄谢丙儒为我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线索。他曾经听我的二伯父生前讲过:杨儒林村杨九如是爷爷的挚友,膝下无子嗣,按族规将弟弟的儿子杨波过继给了自己。杨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河县立高小后,一心想到北平继续读书学习先进文化,遭到长辈拒绝。1934年,杨波背着家人跑到我爷爷那里求助,爷爷卖掉了家中仅有的一头耕牛,给杨波做路费,资助他去北平求学。后来杨波参加了革命队伍,先后担任豫北抗战干部训练班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太南地委前卫报社社长、冀南日报社总编等职,解放后历任辽宁省委工业部部长、辽宁省委常委、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均在辽宁党史网所刊发的《杨波自述》中得到佐证。

1976年爷爷去世时,年长他数岁的杨九如不顾年事已高,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前来送行,呜咽的哭泣、纵横的老泪,千言万语也诉不尽,两位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沧桑老人在峥嵘岁月中结下的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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