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童趣的记忆

蒲井村是我的故乡，这个过去隶属于黑龙江省呼兰县许堡公社的小村庄，是那样的普通。简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地方。可我，就是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里出生的。

刚记事的时候，那时整个村庄都分布在整齐的四趟街中；在东大坑的北边还有稀稀落落参差不齐的六七户人家，如果也算作一趟街的话全村的村落可以算作五趟街。

在村子的东南部还有一片荒地，叫做“南大甸子”；在东大坑和西大坑的中间是通往邱堡的一条乡村土路。往北直通王堡村；全村的中心是东西向的一条大的乡村土路，这条路西边通向许堡公社，东边通向尚家店和小镇康金井。

那时候，村子里的树很少。记得南大甸子那六七户人家的屋后是一条东西向泄洪分流的大壕沟，在那几户人家的房后是十来棵大榆树，在那条大壕沟的村西头也有几棵稀稀落落的榆树。此外在村西头北面有三四棵大杨树。除此之外，就只有离村西头三四百米的两三处村民的祖坟有树了。

村子虽然属于平原村落，但是在整个大的区域上，越向东土地越高一点点，越向西越低一点；用农民的话说叫“二洼地”，既不旱也不涝的平原区。听老人说，以前有过遭到涝灾的时候；是新中国建立后五十年代的时候，发动群众挖了顺畅的泄洪壕沟，就没有涝的灾害了。记得夏天小时候常去南北大壕去打小鸟烧着吃。泄洪大壕沟得有两人多深，都座落在村子与村子的地界周边，泄洪大壕沟与农田的顺水沟相接。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的农田基本上没有遭受到洪涝灾害。

幼时，记得村子有三百多户人家，那时还是生产队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期，全村共有八个生产队；我们家是在七队。村子是个平原村落，几十公里的范围没有山地与河流，当然也就没有沙子与石头；有的只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春天，站在大平原上，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家乡是个没有一点矿山与水利资源可资利用的小村庄。幼时的记忆就是那样的贫穷。一年一年，农民只靠着老天的赐予所艰难的生活着。那时的壮劳力每天能挣十个工分，普通的劳力也就挣个七八个工分。一般的年景一个工分到秋大约能值八分钱，算来一天大约能挣个块八角钱。一年到头算下来，劳动力多的能分个百八十块钱，劳动力少的，往往还要 “涨肚”——即不但分不到钱还要欠生产队的口粮钱。

集体经济时期，生产队的种植计划大体上是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划布置的，生产队只能做一些小范围的调整。农民的口粮也是按计划来“分的，记得大约是每人每年五百二十斤左右（乱七八糟的全都算上），年成好的时候，生产队也有的能偷偷地私分一点。年成不好的时候，口粮就分得少一点再加上农民的食物里没有什么油水，农民胃口又大，有的人家的粮食就不够吃，口粮就接续不上。这样的人家就只有靠吃青土豆和野菜来充饥了。好在记忆中这样的人家只是少数。

为了解决不时之需，农民也想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些经济作物，我记得那时最常见的是种大蒜。一到夏收时节农民们就坐上火车到市里或者山里的林区去卖。这种在自己家的自留地里种植经济作物的行为，有的时候也遭到乡里面的制止，记得七十年代我当老师的时候就受到乡里的派遣一伙一伙的到农民的自留地里去铲蒜；美其名曰——铲除“资本主义尾巴”。

儿时的家乡实在是太贫穷了，然而，在家乡时儿童时光的自由与乐趣却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儿时的率性与天真在家乡那个小村庄得以展现，儿时的顽皮与野性得以释放，儿时的求知与探索得以实践。这是现时的城市与农村的孩子们所无法得到的。旧时的家乡印象大约就是这样的贫穷而又普通。但是，我真的应该感谢；给予了我一个美好童年的故乡！

春天的时候，是孩子们快乐的时候。农村的孩子虽然没有什么可以买到的玩具但是绝不缺少玩具。十多岁的时候，自己就做风筝放飞；每个孩子都会做上一只去放飞。我一般会做只蝴蝶或是小燕子，并把燕子的眼睛做成两个飞轮，放飞的时候会发出嗡嗡的相声。看到自己的作品放飞到天上我会感到十分的满足与自豪。记得那时候，最会做风筝的是我的老舅，他做的蜈蚣有一百多片，长长的一串浮在空中，需要用很粗的绳子拴在树上才行。

初春过去没有高空风的时候，放不了风筝了，孩子们大都会一帮一帮的在一起弹“溜溜”，有时候也踢铜大钱。有时候也扇“pīa ji”，一种用纸叠成的方形或元宝形两面不一样的纸片；一个人先把纸片放在地上，另一个人拿着纸片去扇，如果把地上的纸片扇得翻过来时，纸片就归赢家所有。然后输家在地上再放上一个纸片继续玩；如果没翻过来，则二人的玩法就换过来。后来供销社也买过一种纸壳上糊着纸的图案的此类玩具，一版十个圆形的人头图案；孩子们买来再用剪刀剪下来扇着玩。那时候，农村的孩子们手里没有钱，卖纸壳玩的孩子不多，大多玩自己用纸叠的。农村的纸不多，孩子们往往不是把作业本扯了，就是把书给撕了叠着玩；所以有时候家长气呼呼的找来，一边打还一边在骂。

其实六七、十年代居住在农村的孩童是快乐的。我没上学的时候，几乎天天跟邻居家小名叫“根宝子”的付世海在一起玩。一边拍手数儿歌呀，在房前屋后捉迷藏啊，也有时候去听付世海的爸爸，我叫做老姥爷（庆春弟弟的叔伯姥爷）的讲故事。我记着幼时去他家时，他家的屋子里的四周画着一圈一幅一幅的速写画；基本上都是取材于古老的故事。他把这些故事编成儿歌教给“根宝子”，时间长了连我都学会了。到现在还能记得一些：“…一群大雁天上飞，八戒就把悟空追；山下黑瞎子来舔掌，小孩骑牛光个膀，手拿红旗揺又揺，孙膑老祖来看桃…”，每一句都是一幅图画。老姥爷家是地主，看得出老姥爷是读过书的，知识丰富的人。可惜在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没有他发挥才能的空间。

等到春天榆树钱满树的时候，孩子们就都会爬上老榆树去吃榆树钱。我是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学爬树的，当时把大人都吓得够呛。后来也曾数次到王家坟去掏 “老聒”（乌鸦）窝，秋天爬上树挂鸟笼。

当农民开始种地的时候，孩子们有更快乐的事情去做。记得当时常与邻家的小伙伴叫“根宝子”的去南北大壕里去打小鸟吃，每人都带上几十盘捕鸟的“夹子”埋在壕里稀稀落落的小灌木下，然后跑到另一边去轰鸟，然后两人就坐在壕沟里说一会话再去起夹子，往往一次就能夹住十来个小鸟。有烙铁背、红蛋壳、蓝蛋缸、豆瓣等，最泄气的时候是打着了我们叫做“号溜子”的一种很小的小鸟（烧熟了只有手指肚大，没有肉吃）。有时候也带着“扣网”（一种能够把鸟扣在里面的网状大夹子）去扣几只“红金盅子”装到笼子里玩，其实只是好看、好玩；这种鸟虽然叫得好听，但是养不长的，因为它们多数是吃虫子的，给他们吃谷子是活不长的。

捉鸟的时候，一般就没有了时间的观念，直到有点黑的时候才想起来“哎呀，晚了”，赶紧把拴着一串几十只小鸟的绳子挂在身上跑回家去。

等到麦苗长到半尺多高的时候，就是用大夹子捕捉“油了罐子”（喜欢呆在沼泽地和刚翻过的农田里捉虫吃的鹬鸟）的时候。一到那个时候，这种鸟就成群的飞来到麦地里吃些小虫。这种鸟飞行的速度极快，有时候也有在电线上撞死的。这种鸟像鸽子一样大，腿有十多公分高，嘴有六七公分长，但是不好捕捉。需要顶风下夹子，顺风遛鸟。因为这种鸟尾巴短，只能迎风向前走。打这种鸟，很是费力；记得小时候只打到了十来只。孩子们一般是合伙打鸟；一发现地里有鸟，大伙要赶紧顺风下夹子，夹子要下在垄台（埋在土里，前面成斜坡型，只露出个诱饵——玉米虫）上并且比垄台要高一些，诱饵是玉米虫，爬动的虫子前面还要踩一条平整光滑的小道。基本上每人一回大多要下十多盘夹子，然后大伙要分别绕道跑一两阶地去顶风遛鸟。如果有夹子打到鸟了，发现的鸟会飞走，可是后边的鸟会继续向前走，还可能打到。可是如果是打到活的了，那就坏了，发现的鸟飞起来会在挣扎的鸟的上空一边盘旋一边叫，所有的鸟就都会飞起来，就只能逮到这一个了。这种鸟非常好吃，弄干净了大的有半斤重，小点的也有三四两重，浑身是油，农村的春天没有菜的时候用它炒咸菜恐怕没有比它再好吃的了。

记得十来岁的时候，夏天常与儿时的伙伴去两个大坑钎蛤蟆，所谓“钎蛤蟆”，就是把自行车辐条一头磨成尖尖的像针一样，另一头插在长长的秫秸上，让那插着钎子的秫秸漂浮在水面上，人泡进水里用手拿着秫秸的另一头，远远的看着水里的青蛙浮在水面上，就用釺子一扎，就把青蛙扎住了。那时侯常一起去的有老付家“根宝子”，寒暑假到姑姑家玩的哈尔滨的老刘“小库子”、老王小黑子、老潘家“少勇子”等一帮儿时的伙伴，钎到的蛤蟆，都把腿勒下来去了皮，然后在大小腿的肉条间塞上点盐粒，在把青蛙腿一串串穿在钎子上放在火上烧烤着吃。

等到麦子长到快熟了的时候，农村的孩子虽然没有了鸟可捉，但是还有更好玩的事情。十多岁的孩子到暑假的时候，好多顽皮的孩子都到生产队的大炕上去住，目的是晚上去生产队的瓜地里去偷香瓜吃，孩子们只要用手弹一弹就知道香瓜熟没熟。有时候也到个人的自留地里去偷西红柿和黄瓜。其实孩子们只是偷吃着玩，偷的东西也只是兜里揣着几个罢了。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去捉蝈蝈，用秫秸或麦秆做蝈蝈笼。捉的蝈蝈有大肚子的绿豆、火蝈蝈；有的时候也顺便捉几只“呱呱”—— 一种叫声很短，肚子比蝈蝈小，翅膀很长的鸣虫。其实捉蝈蝈好多时候把麦子都给扑倒了。但是孩子们哪里会关心麦子的倒伏？玩累了就弄点晒干了的亚麻去烧青苞米吃，有时候还没等烧熟就让“看青的”（生产队专门派遣的农田守护员）给发现了，就得赶紧跑了。看青的一般的和孩子都熟悉，撵跑了就是了，一般也不去追。

秋天，孩子们玩的就更多了。到地里找青苞米烤着吃、烧黄豆吃。到苞米地里找“黑甜甜”吃，也找野生的西红柿、香瓜、 “野姑娘”等。

等到割完了苞米时，就是拍黄雀，滚苏雀的时候了。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年秋天我帮助爸爸在王家坟的地里捆苞米秆子，把滚苏雀的笼子挂在坟边的树上，等到回家的时侯，笼子里已经捉住了几百只苏雀，回家后用开水一突撸，用盐卤一卤再用油炸一炸非常好吃。

农村打完场的时候，那光溜溜平整的场院就是孩子们的快乐去处。一般的来说孩子们到光溜溜的场院里不是捉迷藏就是玩跳马。农村的孩子玩跳马可没有专业的体育设备，是用人来当跳箱的。一群孩子先围成一圈一边喊“手心手背”一边伸出手来，如果手心多于手背，那么出手背的人还要继续玩出手，直到分出最后一个人来当跳箱。首先当跳箱的人要弯腰双手伏地，然后其他的人排成一队像体操队员一样双手一按那人的腰分腿跳过去。如果都跳过去了，那么当跳箱的人就把腰直起来一点用手指尖着地再跳，然后用双手握住脚脖再跳，用双手扶住膝盖弯腰，用双手扶住胯骨弯腰，用双手叉腰低头，如此这般使这人工跳箱一步步增高；如果有谁没有跳过去，那么这个没有跳过去的人就被换去当跳箱。而新换的人要从最矮的跳箱做起，孩子们再重新跳。有时候也“玩骑官马打官仗”，即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单肩上，同另一对这样的人互相厮打，知道玩累了或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才相互散去。

冬天孩子们也有好多的玩法。孩子们一队队地在大道上蹬滑冰鞋或者到前面的大坑的冰上去溜冰车。拄着两个钎子一玩玩到天黑才回家。大一点的到大地里去下“兔子套”，到雪地里领着狗去撵野鸡。

其实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是过年的那一阵子。一快近年时，家家都包粘豆包、包冻饺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包冻饺子时，我在外面看着；因为外面冷，我回屋暖和的一会就丢了一盖帘饺子。爸爸说，丢就丢了吧，孩子们淘气偷的。有时候几个小孩偷饺子就是帽子楼一些跑到一家去在火盆里烧着吃。淘气的孩子们只是偷一盖帘饺子去吃着玩，并不是成人意义上的偷。

一近过年的日子，孩子们就穿上了新衣服，帮着大人贴对联、打扫卫生啊，东窜西跑好不乐乎。晚上一帮一帮的提着用罐头瓶子做成的或者纸糊成的小灯笼各哪跑着玩。尤其是来秧歌的时候更是热闹，几乎是全村出动，大人小孩里三层外三层的跟着秧歌走。有的孩子家里没有鞋穿，也踢拉着前面露出脚趾头后面露出脚后跟的破鞋片子也跟着看。可见再冷也夺不去孩子们天真的乐趣。

小时候，我很会做一些小孩子玩的东西，尤其是做捉鸟的笼子，有用竹子和钢丝做的“翻拍”（一种捕鸟笼子上的机关，也叫翻天印）的鸟笼，有好多人来买，但是我从来也没卖过。有用秫秸做的大滚笼，记得我做的最大的滚笼是六个“滚”（鸟站到上面就会滚到下面去）的，有一米多长。那时，农村的竹子材料很少，做滚笼多用蒿子秆扎。爸爸和爷爷都喜欢看我做一些东西，小时候做过扑克、画过纸牌（那时候没有卖的），也用纸刻过很多影人子（照着看农村演驴皮影样子，大约有一小箱子），做冰车，滑冰鞋，把木轮车上的铁箍敲下来做滚铁环用。过年时，还做过不少灯笼甚至宫灯。上学后也自己学着画画，在纸上画水彩画，在柜子上、玻璃上画油画。事实上，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意识，只是喜欢去做罢了。

回忆起儿时的快乐，真的是浪漫惬意。看看今天的孩子们完全失去了儿童的天真率性。刻板的学习环境禁锢了孩子们求知的快乐。父母们盼子成龙的心情和学习的压力，剥夺了孩子们天真的童年。束缚了孩子们自由探索的天性，也剥夺去了孩子们自由的空间。对比起来，我们那一代确实是幸运的；其实孩子们在玩乐中的探索是自觉的，快乐的求索。我倒认为引导孩子在游戏中的探索是最有益的求取知识、学问的办法。那种禁锢的办法只能使得其反。

家乡小村落，留下了我的童年，刻下了成长的记忆。如今时过境迁，已物是人非；昔日教过的学生也已经失去了阳光的面孔，在过着爷爷辈的时光。昔时的土房村落也变成了带有太阳能热水器的砖混结构房屋或是小楼房，村子也变成了小镇子的模样。青年人大多到市里打工去了，有很多人家还在市里买了楼房；孩子们也都到城镇里去上学了。好多亲戚也都搬到城镇里去生活了，像我的老姑家、庆权、庆春弟弟都搬到了县城住上了楼房，还都买了小汽车。庆国弟弟还买了一百多平米的高层。九叔一家还有大姑家的表弟都搬到哈尔滨去生活了。

农村生活好了也就有人到农村去生活了，像我二姑家的一个表妹小晶就嫁给了农民，而且也不比城镇生活差。我的同事退休后也有几个在我们这的当地农村买了房子去过田园牧歌似的养老生活去了。

家乡确实变了，也富了；它已失去了往昔的印象。记得第一次回家乡的时候是家族中的叔伯弟弟庆春去哈尔滨接的我，别说哈尔滨我分不出东南西北，就是呼兰县城我也找不着那几趟街了。去拜谒萧红故居也是侄子们陪我去的，如今孩子们也随着我的脚步走出了那留下了我童年岁月的小村。

家乡变了，可我没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前几年做了一些努力，为家族编写了一部家族谱书，希望能以知识兴旺和辉煌家族。遗憾的是工作在异乡，没能为家族多做些事情；好在晚辈们都在发扬光大，这是我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的。

离家三十余年了，乡情是那样的亲切。每次回去，都愿意到留下我童年岁月、青春时光的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总想闻一闻故乡的泥土气息，回想一下儿时的天真，重温一下青春时的浪漫。如今，我把儿子送回哈尔滨去工作了；也算是我对家乡寄托了那样一种任重道远的情怀。

家乡，生我养我的黑土地；你给予了我黑土一样粗犷朴实的品性，我也承继了你平原一样的广阔胸怀。我无时不在怀念你呀，留下了我快乐时光的小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