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父亲

去年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包饺子，妻子和母亲是主力，我和儿子也奋臂出袖，踊跃而上阵。只有父亲没有活干，坐在沙发上乐呵呵地看着我们。妻说：“爸，给你也分配个营生吧？”父亲点头答应了。我们就把案板移到父亲面前的茶几上，父亲也洗手加入了。父亲的营生是把切好的饺子面团，揉成圆蛋蛋，算是擀剂儿之前的粗加工吧。大家都说“揉得好”，大家都笑，父亲自己也笑了——笑得很单纯，但也难掩其中的几分迟钝。

霎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从我的心头掠过——我知道那是什么，但没敢抓住它，此时此刻，它是不合时宜的，扭头无视，就任它一掠而过了，甚至是赶它走，赶快走开。

那是一种酸楚的感觉，是一种虽时隔久远，此刻想起来仍然叫人泪眼婆娑的酸楚。父亲老了，痴呆了。如今老人家在过年包饺子这个重大的事务中，只能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一个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曾充任过的角色。其间有多少相似，又有多大差异，生命的螺旋在旋转了不知多少圈之后，又经过曾经的一个刻度，但两者之间却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更没有春晚，包饺子就是我们家的春晚。我最早与闻其盛，干的头一件事，就是揉面蛋蛋。扫完院子，贴完对子，户外的准备大约就结束了，接下来把鞭炮放在炉子后面干燥着，孩子们就去参与包饺子仪式了。奶奶或妈妈总是叫我数饺子，一遍一遍地数，一遍一遍地错，始终是数不清楚的。于是便张牙舞爪地要求包饺子，又笨手笨脚战战兢兢地包得破皮露馅，于是我和妹妹就只有一件合适的营生了：揉面蛋蛋。这是一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其实也是一道可有可无的工序，只是给热情高涨的孩子们提供一个鼓励性的就业岗位。对于我，揉面蛋蛋也就是一种兴奋而欢乐的游戏。可如今，父亲能够参与的工作，也只有这一种了。看着父亲揉面蛋蛋，一种巨大的悲伤在我心底里潜流。父亲啊……

父亲的衰老得是如此地突然，连邻居也说他比别的老人老得快。前两年还张罗着办学校，盖房子，没几年却走路和思维都出现了问题。我每隔半年回一趟家，就看到父亲明显苍老了一截子——正如隔了一段时间再见一个小孩子，会发现他长高一截子一样。大约09的暑假，父亲还与我深夜长谈，说他半辈子没有跟人说过的秘密和愿望，但此后，说话便一年少似一年。今年暑假，当我和我儿子一起站在他面前时，他指着我的儿子笑，叫出的却是我的名字。父亲老了。逝者如斯，不需要用流水作比喻，生命的流逝，在父亲，就是一个可以亲见，可以听闻，可以触摸的硬邦邦的事实。可是我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百无一用。

在我还很小，天气也似乎更冷的那个时候，过年前几天有两件事是父亲每年必做的，一件是写对子，一件是扫院子。对子给我们家写，也给送来红纸请他写的邻居家写。写对子似乎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父亲铺纸蘸墨，然后仔细打量眼前的红纸，口中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一冬无雪天含玉，春来少雨地藏金”之类，同时手指在纸上比划着每一个字的位置，然后，指实掌虚，运腕落墨，似乎每一个字都要用上很大的心力和气力。他写，我帮他拉纸，写完一个字，他说“拉”，我就往前拉一截儿。把纸拉直拉平，一方面便于书写，一方面使刚写上去的墨汁不至于漫流，所以要拉得不松不紧。一旦过松过紧了，父亲一生气，必是一声大吼，继而一顿臭骂。给他当书童，必须得小心谨慎，大气不敢出，即使挨骂之后，也是既不敢怒，更不敢言。

扫院子这种婆婆妈妈做的事情，父亲是轻易不做的。但腊月三十扫院子，没人给他指派，他每年都主动承担，也跟腊月三十晚上包饺子类似，好像是举行一种什么仪式似的。每到除夕黄昏，父亲便仔仔细细地扫一回院子，角角落落，无所不至。扫完之后便在院子里很响亮地拍打身上的尘土，很响亮地跺去鞋上的尘土。此刻想来，声犹在耳。而此时的父亲，却再也跺不出那么节奏铿锵而富有生命活力的声音了，老人家坐轮椅已经几年了。

今年冬天特别冷，妹妹来短信说了父亲母亲的一些情况，说“这个冬天真叫人揪心啊”。元旦已过，年关又至。我快要回家了。回家，在过年的时候陪伴老父亲——我还有什么办法能在他生命的冬天里，增添一点点温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