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理解父母为什么能走到一起，而且，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父亲英气俊拔，一米七二的个子，身材魁梧，面庞端正，笑起来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母亲身材矮小，不足一米五，嘴唇外突，眼睛一只略大，一只略小，年龄比父亲还大两岁。
父亲和母亲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外公先见了父亲，觉得小伙子不错，人长得好，还勤快老实，便让母亲来见。没想到母亲见了第一面就急急忙忙答应了这门婚事，好像生怕人家会抢了去一样。
没多久，母亲便嫁了过来。
当时父亲除了一张床，所有的财产只有一个红木箱子和分地主财产时分到的一个雕花碗柜。红木箱子我上大学时作了我随身携带的衣物箱，毕业后由父亲带了回去。后来，我出嫁，两个哥哥先后分家，这箱子便不知所踪。雕花书柜是父亲家里最奢侈的一件家具，我用它作了书柜。后来，作了哥家里的橱柜。母亲嫁过来的时候，床上连床好一点的被子也没有，父亲只得到人家临时借了一床新的踏花被，放在床上以衬喜气，并答应人家只借三天。母亲过来，看到床上厚实的踏花被，还很高兴，没想到三天后就眼巴巴地看着新被子被人家收走了。她陪嫁过来一个盛衣物的红漆大箱子和一个纯实木的红漆碗柜。大箱子现在仍在母亲的房间里，盛着父母的衣服；那个碗柜，如今也在父母的灶屋里忠实地派上它的橱柜用场。只不过油漆早已剥落，几近看不到原色，灰不溜秋，却一直随着时光随着父亲忠诚地守候在母亲身边，成了母亲的最爱。
父亲穷，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连贫农都算不上，应该是属于贫雇农吧。爷爷替人下脚力赚来的米仅够每天的食粮，奶奶去世得早，父亲读了两年书后，不得不辍学，早出晚归赚取生活费，几乎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直到土改，爷爷分得地主在山塘冲的正中间的一套房，爷爷、父亲和伯伯才算有了真正的落脚处。我小的时候去过多次，这是一幢老式的宅院，除了伯伯家，还分给了另三户人家。其中一户的奶奶是位小脚女人，听说我奶奶也是，不过奶奶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常看到隔壁的那位奶奶颠着裹了白布的小脚晃来晃去。当时只有几岁的我觉得她好老好老，老得我与她之间不但隔着那层白布，还隔着一个散发着霉味的时代，我甚至不敢跟她说话，生怕一说话，她屋梁上的灰尘会掉落一地。几棵大的樟树和柚子树掩映了这座青砖大屋，大树遮了大半阳光。屋子昏暗，还有些神秘，每次去都感觉自己的呼吸里都塞满了青苔，让我窒息。
好在父亲结了婚不久，便从地主的屋里搬了出来，自己用稻草土砖在离老屋三里多远的一个叫高家岭的地方搭建了六间屋，正式有了自己独立的家。爷爷也随着父亲搬了过来，我出生在这个新家里，伯伯一家仍然住在地主的青砖黑瓦屋里。父母大概有先见之明，几年之后，那座老宅院在一个风雨之夜从中间倒塌了，塌掉的正好是伯伯家，还压死了伯伯的第三个儿子。这时，伯母已于几年前去世，伯伯一家不得已也从那宅院里搬了出来。
母亲虽然矮小，皮肤却白皙。这一点还是后来，这后来是很后来了，直到今年年初大舅忽然间去世江苏的满舅来奔丧才告诉我的。人们常说，一好遮百丑。也许父亲就是这样看中了我母亲？
新家很简陋。在我的印象里，一天到晚，母亲矮小的身影在家里家外穿进穿出，忙里又忙外，不知疲倦，还得出外挣工分。母亲生了我们四兄妹，我们从小到大的吃喝拉撒，生活起居，除了爷爷有时帮衬一下，母亲一人几乎全包。凡是房屋的维修，家具的改造，生产队里的大事小事，则都由父亲管。年轻时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外面的事多，家务活他是不插手的，母亲自觉自愿全揽了过来。他们分工明确又互相帮衬，不为家庭琐事争吵。母亲不指责父亲，父亲也不批评母亲。母亲交代父亲做的事，父亲会很快做完；母亲几乎不用父亲张口，就已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的总是母亲，烧火做饭，饭熟了父亲才在母亲的呼唤下慢悠悠爬起来，洗漱。父亲从外面回来，没事了，便坐在厨房的椅子上，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上，悠闲地看着母亲钻过来钻过去张罗，母亲再忙他也不动手。这是我们家一条颠簸不破的定律，我在家的日子，从没见打破过。
两人就这样相安无事配合默契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小时候，父亲也不知为什么，怎么看哥哥怎么不顺眼，好像什么事都要教训他们一顿才好。我很清楚地记得，母亲在灶台忙前忙后，父亲回来，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看着母亲忙。哥哥来了，他立刻情绪转移，命令哥：“去，烧火！”哥哥动作慢了一点，他就声色俱厉起来：“这么大了，还不去帮大人干活！做事要主动一点，不要老是让别人来说！”吃饭的时候，有谁将饭粒掉在桌子上，他生气的话便会吹风机一样劈头盖脸地吹过来：“不要把饭掉在桌子上，人家劳动多不容易！古语说，谁知盘中餐，粒粒都辛苦，连这点都不懂！”父亲在教训我们的时候，母亲是决不帮我们说话的，有时还会帮着父亲说。这时我们是决不能辩解的，只能低着头，无论愿不愿听都得听着或照着去做。否则，砸到头上的就不止骂声，还有棍棒了。
在我们眼里，父亲是威严的化身，他的威严是神圣不容侵犯的。
父亲其实不懒，手还很灵巧。家里的椅子都是父亲一手制作出来的，他不但知道如何将木头糅成想要的形状，还能将椅子做得很漂亮。对儿女骂归骂，却看得要紧。我小的时候常常和村里的孩子们到处玩，由于缺少零食，我们在外玩的第一要紧的事便是找吃的。草地上的野人参，路边熟了的红乌泡、刺松子，山地里的劳几茇，丛树上的野蜂蜜，还有菜地里的黄瓜、豆角、萝卜等等，只要是能吃的，都被我们取来用手一擦便吃进了肚子里。我经常莫名其妙地闹肚子，带我看病便成了父亲的一项任务。医生说的几乎都如出一辙：孩子肚子里有蛔虫。我隔三差五地乱吃东西，父亲便隔三差五地带我跑医院。小的时候我骑在他的肩上，大一些时，父亲用土车子（当地的一种运载工具，前面一只轮子，后面由人握着两边的手柄，手端用绳子连起来，用肩膀挑着往前走，比担着东西省力）载着我跑医院。直到上了初中，这种情形才得以好转。这时，再怎么累，父亲不会有怨言，也从来没有说过我。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父母不阻止我随便吃东西呢？是不懂，还是不想让我失掉童年的乐趣？这时候，父亲的脾气到哪去了呢？
又一次，二哥下塘游泳，结果掉进了扮桶眼，挣扎不上来。其时，父亲正在塘基下的丝瓜地里浇水，听到喊声，瓜瓢一丢，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来不及脱衣服便奔进塘里将二哥救了上来。我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节省钱，我寄宿的粮食都是父亲用土车子运到学校，近二十里的崎岖不平的山路硬是父亲用汗水踩在了脚下。放下车子时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他掏出汗巾擦一把汗，还朝我笑！
许多夫妻为生活琐事经常吵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这些，在我的父母这里，就像是在叙说一个与他们毫不相关的故事。
我问母亲，母亲说：“是人都是有脾气的，关键是看你怎么对待。”她说，有一次回家晚煮饭急吃了夹生饭，父亲责备她不用心，浪费粮食，口气重了些。母亲一句话没说，默默掉了一下午的眼泪。从那以后，父亲再没说过她，连重话也没有一句。我说：“假如爸爸生你气怎么办？”母亲说：“他会不说话。”沉默也是短暂的，很快两人就会冰释前嫌，和好如初。我想，难道父亲眼里根本就没有母亲，才不屑与母亲争吵？还是他们感情深厚到脾气都没有了呢？
后来我问父亲，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就看不得你妈妈哭。”看似暴燥的父亲原来也有一颗细腻的心，懂得对方不愿意听自己便不说，哪怕生气的话到了嘴边也要把它们嚼碎了吞进肚子里。
二十多年前，小妹生孩子，少有出门的母亲去照顾。母亲回来的路上迷了路，当时天又快黑了，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急一上火，眼睛忽然就啥都看不清了。父亲带着母亲求医问药，最终还是落下了残疾，一只眼睛青光眼看不见了，另一只眼睛白内瘴只有点点光明，随着年龄的增大，这只眼睛也越来越坏，几近失明。
母亲失明的时候，父亲还不到五十岁。为了赚钱，父亲去了三十里外的林场工作。林场很偏僻，房子周围一坡一坡的山，山上是密密丛丛人工种植的杉树。每天，不是杉树默默地看着房子，就是房子无比落寞地看着杉树。离得最近的人家有三百来米，转了一个弯。门前一条不宽敞的尘土路，也转了一个弯，一忽儿便不见了，但不时出现的摩托车，偶尔出现的汽车还是泄露着与外界的点点信息，让人觉得这地儿还不至于完全与世隔绝。父亲常常一个人守着一栋冷清的房子，守着一座偏僻的山度过一个个孤寂的夜。有空儿的时候，父亲会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咯吱咯吱走上三十里山路回来与母亲团聚。
后来，母亲也去了林场，在林场里的一栋平房里一住便是六年。父亲去砍山，母亲便默默在家洗衣做饭。时间对于母亲来说，充裕也好，局促也罢，都变成了每天的柴米油盐，将日子打理得咸淡适中。看不见的母亲在心里为自己安装了一双眼，她知道什么时候天亮了，什么时候该做饭了，案板放在哪里，菜切在哪里，与手的距离有多少。她承续着几十年不变的老规矩——每天煮熟了饭菜等着父亲归来。父亲不回来，她决不先动筷。
我们回去，饭菜自然是我们自己做，但偶尔也会吃一餐母亲做的菜。她做的菜常有这样几个特点：夹生了煮烂了，淡了咸了烧糊了，碗里面的油墨烟子（锅烧过头了如果不及时清洗里面形成的细碎黑灰）常常辣椒粉一般点缀在菜里，一看就没了吃的欲望。可父亲不说，不抱怨，照样大口大口吃得很香。一般人做不到的，父亲都做到了。
有一回，父亲到哥哥家，回去的时候天快黑了，哥哥要他住一晚。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推出车就要走。他说：“你妈妈说，她晚上一个人害怕。”在林场，只要母亲在那里，父亲从不在外过夜，无论多晚都要回去，这成了父亲的规矩。
我笑母亲“赖”着父亲，让父亲不自由。母亲说：“我这辈子就赖着他了，他知道我害怕！”说这话的时候，母亲用看不见的眼睛望着父亲笑，那笑里说不清是得意还是骄傲。
在母亲眼里，父亲是能遮风挡雨的天。
父亲将我的散文集《凭窗听雨》里写他们的文字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后反问我，我有那么丑？你爸有那么俊？母亲的眼睛不看见多年，那眼睛明显一大一小，没有神光，常常迎风流泪。脸上的白皙早已在灶火的红光里褪了色。父亲仍高大，脸仍端正，只是脸庞显清瘦了些苍老了些。我对母亲说：“妈，您那样儿就是我们心目中母亲的样儿，在我们眼里，您无论长成什么样，都是天地下最美的。不信，你问问爸。”父亲笑，说：“你在我眼里，一直不就是这个模样？俊纯（我母亲的名字），又俊又纯。”母亲撇撇嘴，说：“瞎说！”我知道，母亲矮小，心气儿却高，不愿意别人说她的不是，连外表也不愿。
父亲有他的一套理论，打牌不要欠账，做事不要混帐，讲话要讲理，做人要尽礼。过年的时候父亲辈分大，小辈来看他，送上一百元两百元。按风俗，小辈送礼给长辈必须回礼。一般人家送两百回礼一百或五十，送一百回五十或二十，有的不回。父亲不同，回了家的父亲尽管没有了生活来源，靠的是子女的孝敬，可他宁愿自己不花或省着花，也不想欠人家的。人家送一百他回五十，送两百他要回一百五！他就是要比别人多！他常说，一辈子活的是什么？是脸面，是心安，是人家说你的好。这个时候，母亲也是坚决站在父亲一边的，决不会因为自己没钱，回人家回多了而抱怨半句。一般人做不到的，母亲也做到了。
每次我打电话回去，接电话的都是父亲。也许是老了，责骂没有了，换成了家长里短的罗嗦和婆婆妈妈。不管你听没听，他田里土里，小菜大蒜，猪有几头，鸡有几只，说上一大通。老公来接听，父亲又会从头说起，有的话重复了几遍还在说，让我们觉得好笑又不忍心打断。母亲偶尔也会接接我的电话，母亲自是又一番琐琐碎碎。
现在，白发一天天爬上了父亲的头顶，不过身体仍硬朗。只是膝关节没以前好使了，担一大桶的水有些费力，我劝他少担些，他答应着，说每次只担半桶多一点。但他仍会每天把水担到家里，把菜地浇好。父亲一如既往，外边的事是不要母亲操心的。母亲仍然喜欢忙，在厨房里摸索着干完这个干那个，烟熏火燎得直擦眼泪也不在乎。她不喜欢烧煤，她对不中煤眼。生活十分简陋，可是母亲一脸的笑，一脸的满足。母亲说：“我年轻的时候就请人算过命，说我命好，还真叫他说中了，我就是命好！”母亲的牙又缺了好几颗，父亲给她镶上了假牙。说这话时不想脱落下来，掉在地上她也不知道。她望着我笑，笑得露出了嘴里的空空洞洞，笑得被烟熏成肉色的脸上满是皱纹，笑得我眼泪直流。
我问母亲，你跟父亲一辈子不争不吵，有什么秘诀吗？母亲说：“哪有什么秘诀哟，你要是死心塌地跟着对方，就会心甘情愿付出啊。”
死心，塌地，心甘，情愿，我忽然觉得手有千斤重，重得提不起这几个词语的分量。
云有了风，才不会停留；山有了树，才不会荒凉。如同地与禾，禾与水，水与树，树与山一样，既然在一起，就得相依，既然相依，就得相惜。
父亲和母亲如今已是组里七十岁以上夫妻均还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几对之一。
父亲没有读过多少书，可他却懂一个“怕”字，懂起码的惺惺相惜。母亲则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守着她的那份简单，那份单纯，守着父亲，度过她的每一个日出日落，不作妄想，不去奢求，平淡率真，从容乐观、安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