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母亲的情份

如果一个人同时有两个母亲，那么从小到大对父母的记忆一定和旁人不一样，我就是这样。

小时候曾庆幸自己是个被收养的孩子，因为我知道小伙伴们在调皮捣蛋后都或轻或重给父母教训甚至挨打，而我却从没有受过如此待遇，虽然我也时常调皮捣蛋。

四岁那年，养父母告诉我，我还有个母亲和两个姐姐住在一个叫江门的城里，这个地方需要先坐汽车，后坐火车，然后再乘轮船才能到达；之后才知道，生父就是在这一年得病去世了。

七岁那年，养父母领着我从粤北到江门探亲访友，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出远门。那时候的心思与其说是对目的地的探寻，不如说是对汽车、火车和轮船这连串交通工具的好奇；同时疑惑遥远的母亲为何只生不养，而只养不生的母亲倒是好理解，她是职工幼儿园的园长，教养孩子是她的天职。我时常见到孩子家长来我家，说些感激的话，多半是他们的孩子在养母的教育下变懂事之类的；在这种时候，我通常会连带受到表扬，而养母总是笑呵呵地说，别看我是女孩子，其实也很顽皮。

远方城里的家和我常居的家很不一样。我的家在粤北山城的远郊，出门往东边看是一座高高的山，往西边走二十分钟就能见到一条宽宽的河。在童年的记忆中，山河之间的树木花草和小动物就是人们天天共享的生活内容；而城里的家除了嘈杂的人声，望见的都是杂沓的房屋，孩子们在街巷里玩耍，似乎作伴的就是这些干巴巴的砖瓦灰石。

记忆中城里的家唯一一棵植物就是支楞在窗台上的一盆富贵竹，两个母亲挨坐在窗前，对着这棵绿苗子说话，时不时听见她们呵呵的笑声。我不清楚她们说了多久的话，等我跟着两个姐姐在外头逛了一大圈回到家，两个母亲还是那样，似乎她们从没挪动过，似乎时间也因此停留。这幅温馨的画面就这样永远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了。

我就是这样在两个家庭的爱护和亲情的牵挂中一天天长大，放暑假时或随养父母、或随他们出差的同事到遥远的家探望生母和姐姐们。总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南来北往输送温情的小鸟，使两个原本就情深的家更加意切缘长，让我觉得这种特别的家庭关系其实自然得就像粤北秀美宜人的山水和往返中波折新奇的旅程一样。

养父母在我刚满十七岁那年先后退休，慈祥这个概念似乎过早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而对往事的回忆也开始从他们的口中款款道来，我也是在这个时候真正知晓两个母亲的交情和两个家庭的牵伴。

上世纪解放初期，十七岁就参加革命的父亲转业到江门地区旅业部门工作，作为转业军属的母亲领着大女儿也从粤东移居此地。而在解放前夕以一家小小的锁具钟表修理铺谋生的养父母，在解放后他们的行当收归国营合作社，当时的社长和父亲同是转业的战友，一来二去的两个家庭就这样因缘巧合地认识、相知并最终成为世交了。

养母回忆说：有一天你妈妈对我说，我都四十好几了，怀孩子的机会估计不会有了。看我平时工作时兴致勃勃，一闲下来就愁眉苦脸，猜我就是发愁没有孩子。她倒是有个办法，就为了我这样一个好姐姐生个孩子。我听了并不当回事，还以为你妈妈就是说说，结果她还真叫上合作社社长一起给她作保，不管她的第三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一定过继给我和你爸爸。

我出生的第二年，正是文革闹得火热的时期，养父母所在的单位响应政府支援山区建设的号召，整厂迁移粤北，这样两个家庭不得不分开，两个母亲只能长期以信件联络，相惜相持。

两个母亲的性格其实差异很大，生母为人豪爽、严厉却不乏幽默，养母则温婉、坚毅而善解人意。作为普通的女人，两个母亲都以她们独特的坚忍撑起家这一片天空，让这片天空下的三个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长；而作为工作者，她们的中年都很出色，生母从普通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家中型企业的副厂长，而从未生过孩子的养母却是一位优秀的幼儿园园长。

当时间和家的温暖把我哺育成人后，养父母却在退休的五年后相继去世了。守寡多年的生母一直以来都习惯对着房间的窗台遐想，这窗台早已不是我小时记忆的那个窗台了。不管人生的窗台如何变更，望向窗外的苍茫天空或蓝或灰，母亲的面对和担当最终让成年独立后的我明白，无论哺育生命的过程如何充满志趣且波澜不定，无论人生是福是祸，对生命延续和对生活担待的胆识和责任除了割不断的情缘，两份母爱和教养让我对生命境界的理解和感念尤为宽广。

说来大部分人对生和育的理解是两者不可分割的概念，“生育”这个人生的关键词串联着每个人一辈子的生活；也有一部分像我这样的，由于上一辈的种种原因，而使“生”和“育”这两种存活状态分离开来。

一个初生婴儿在温暖的母胎中经过一番剧烈搏斗后投身人间，来自父母的养育可以说是天经地义，而将如此天经地义的情缘恭敬珍贵地转手他人，除了天定的缘份外，对生命维系的信心和情感的告慰一定占了很大因素。

多年后回想自己的出生，似乎源自单个母体都不可能使这样一个生命降临人世，唯有两个母体才使生育确定下来，如此生养实在是情份缘定而充满趣意的人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