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我看见了自己的青春碎片
因公因私，霞浦是我去得相对多的县份，现在有了高速公路和动车，到霞浦不过几十分钟。有几次办完事情，在县城闲逛，走着走着，便不自觉地走向原先住过的县武装部。当经过霞浦一中的原校区，总会在门口驻足一阵。虽然我的脚步没有往里走，但我的思绪却往里走了。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高中阶段都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前的人。那时，因文革而取消了高考，这就意味着高中毕业就无可选择地走上社会，意味着从此承担自食其力甚至养家糊口的责任。同时，高中阶段也是青春最萌动的阶段，那无知无畏的莽撞、那不计后果的冲动，都是校园内不可避免的产物。
我的高中毕业证是在迄今已有110年历史的霞浦一中获取的，之所以没有说我的高中阶段是在这完整度过，因为我是转学到霞浦一中的。转学的理由很简单，父母从宁德调到霞浦工作，未成年的我只能跟从。那是1974年初，我读高一。需要说明的是，一学年本来只有两个学期，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这一届的高一却读了三个学期。我是在宁德一中读了两个学期之后，去霞浦一中读第三学期的。开学后注册，被安排在六班。
不可否认，在文革期间读高中，不像现在这样有太多的作业，也没有晚自修。尽管如此，老师还是会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该读的书还是要读的，迟早总会有用的。这话在日后的回味时是醍醐灌顶，但当时却没有被引起重视，因为前景可见。无论读好还是读差，皆殊途同归，那就是毕业后统统去往农村，城市户口的叫插队，农村户口的叫回乡。还给个响亮的封号：知识青年。“知识”那真不敢自我标榜，毕竟，高中毕业算不得学识渊博；但“青年”倒说得准确无误，十七八岁正是青春最闪耀的年龄。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课程设置得很奇特，什么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我记得有一科和卫生基本常识有关的课程，考试是让学生用银针扎自己的虎口穴。当时，国家搞了个针刺麻醉，惊动了世界，那国内自然也少不得轰动一番。于是，学校设了针灸课。我是在军队大院长大的，不怕疼这点倒是像极了父辈，不就是扎针嘛，一下子的痛快事。右手抓针，猛地朝左手虎口穴扎去，而且达到了银针站立的要求。那些怕疼的同学尤其是细皮嫩肉的女同学，又犹豫又胆怯，眼泪都挂在了眼眶，但在监考人员如炬的目光下，只得咬牙闭眼地瞎扎，那针气力不足只沾了皮，挂不住站不起。这就不及格了。扎进去还得搓动，老师催问，有没有麻痹的感觉？每个人都说有，没有只能是及格，有了就是优和良。
学校有一个学农实践基地，地点在崇儒乡（当年批林批孔，崇儒便改名为从农）地界，各班轮流。背着背包，提着网兜（装着脸盆牙杯等生活用品）走路去，约七八公里的路程。吃大锅饭、住上下铺。不上课的日子倒也惬意，把自己干得精疲力竭，晚上洗了脸烫了脚，早早进入了梦乡。夜里，风雨大作。那屋顶经不住肆虐的鞭挞，几处裂开了缝，雨水左躲右闪地往屋里逃，滴滴答答的滴水声，惊得那睡下铺的同学以为上铺的同学尿了床。有人骂骂咧咧道：妈的，下什么不好，偏下雨。我们的幽默水平真得太有限，不懂得说下金子那样的经典段子。赶紧起床卷铺盖，拿来脸盆接水。这么一闹，就折腾到了天亮。雨停的第一件事，就是爬上屋顶去整理被风欺凌得七零八落的瓦片。这学农虽然辛苦，但对即将毕业的我们来说，还真如金子般宝贵，它对我们即将面临的乡村生活，是一个很好的铺垫和引领，算是我们学会农业劳动的第一桶金。
霞浦一中是闽东最早的中学，创办于1902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进入了古稀之年。它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朝代，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什么稀奇古怪没有遇到过。所以，尽管文革如蚂蚱还在蹦达着，但对霞浦一中来说，一叶知秋，已经知道了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多久了。所以，它气定神闲，水来土掩，始终把教书育人当作第一等的要紧事。一百来年，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学生多达数十万，其中的佼佼者也多如牛毛。前年，市里组织专家确认宁德市历史文化名人馆的人选时，我们是精心挑选，认真比照。从隋朝至民国（按照入选者的出生年份）的千余年，也不过仅寥寥五十七人入选，但其中就有霞浦一中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游寿和易经宗师黄寿祺两位德高望重的校友入选。今年的五月下旬，在闽东宾馆举行的霞浦一中校友总会宁德分会成立大会上，两百多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校友以统一的身份欢聚一堂，那就是，我们都是霞浦一中培养出来的学生。正因为母校为我们奠定了良好的学业基础，才有我们今天自以为豪的成绩。
在霞浦一中提供的材料中，我看到母校是“福建省体育传统项目（足球）学校”，这确实当之无愧。记得当年的体育课就有了足球这课目。老师将男同学分为两个队进行足球对抗训练，我属于凑数的替补。一旦有机会上场，就兴奋得满场乱跑，没有触到球，反把自己累得是气喘吁吁。老师和同学说，你这样踢没有章法。但从此喜欢上了足球，记得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熬夜看球，兴致高涨，竟写起了看球笔记，不想这一写就收不了手。人家踢一场，我写一篇，一个月下来，居然写了64篇近十万字。结集取名为《决战德国》。寻根问底，这应该归结于少年时代在霞浦结下的足球缘。
高中阶段，是青春萌动的阶段，不说说男女的事是说不过去的。但当时的男女之间几乎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彼此间绝少交往。偶有发现有男女同学动静稍微大了些，立即引起全班人的关注和鄙夷。我曾经和班上一位模样姣好的女同学的哥哥学美术，常去她家求教，难免和她有些交往，不想却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搞得我灰头土脸，不仅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让我对学美术的态度如同鸡肋。不过，那时毕竟是青春期最冲动的年龄，有些事是拦不住的，私交的秘密渐渐公开。到了高中毕业前夕，男女同学突然明目张胆了起来，成群结队串东家走西家。我还记得，我们一大拨同学结伴步行去了离城关好几公里的利埕村的一个女同学家，在她家的院子里通宵达旦、海阔天空地说话，困了，打个盹；乏了，喝口茶。尽管第二天一个个倦意满脸，且被蚊子叮咬得一片红肿，但夜色给人留下的秘密却是美好的。直至若干年后今天，同学相聚时，还有人刨根问底提及此事，猜测着那时谁对谁上了心。
我们六班也不知什么原因，在高一结束后像部队裁军似的撤销建制。部队裁军是减员，而学校裁班却不减员，而是把六班的人分到其它班。我去的是五班，又认识了一批同学。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姓曾。个头不算高，戴一副眼镜。他对我颇为器重，给我安了个学习委员。其实，我当个宣传委员还是合适的，因为我会美术，办个黑板报什么的不在话下，我在宁德一中读初中的时候就干这活。但这个职位让我对学习不敢马虎，起码不能让人说学习委员的学习真不怎么样。毕业时的各科成绩都在优良之间，如果参加高考，中举应该不成问题。但我们没那个命，你成绩再好也没用，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想上大学，怎么也得先在农村干两年再说。
年少不知愁。一晃我就度过了一年半载的时光，然后，从霞浦一中领取了高中毕业证。这证我至今还保存着，是一张纸而不是一本证。但这段时光对我来说，是极其难忘的，因为留下的青春记忆实在是太多了，而且都是青涩的，关于学习、关于人生、关于莽撞的青春、关于朦胧的爱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和处世的方式，那渐行渐远的中学时代，也悄悄地走进了记忆的深处。但同学的情分是被很多人所看重的，因为这情分包含着青春时期的单纯和真挚，没有任何的杂质和功利，“同过窗”被认定为最铁的人际关系之一，而且排在首位。这里既包括了对彼此间平等、坦诚的友谊的珍惜，也包括了对促使彼此相识的母校的感恩。
今年是霞浦一中建校110周年。回眸历史，感慨万千。风雨飘摇的清末，当世人还处在脑后垂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封建社会时，霞浦就有开明之士创办了“宁郡中学堂”，开启了霞浦中学系统教育之先河。这对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霞浦来说，无疑是一个推动教育、文化持续发展的载体。百十年的持之以恒，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有用之才。
今年又是霞浦建县1730周年。日前，霞浦县作家协会负责人给我打来电话，言称县里正在举办“披满霞光的故乡——霞浦建县1730周年征文活动”，届时将邀请一批作家赴霞浦参加文学采风活动，我亦忝列其中。正思考如何写这篇征文时，霞浦一中的原副校长方家言老师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先为母校的110年校庆写一篇文章。我被他心系母校、退而不休的精神所感动，很爽快地答应了。
在回眸往事的期间，霞浦一中渐渐从记忆深处缓缓走出，我欣喜地看到了自己的青春碎片，看着它渐渐靠拢、慢慢聚合，还原出一个充满着青葱快意、洋溢着少年激情的校园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