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文章
对联文章（精选28篇）
红红的春联
文/红红的春联
春节，为对联的事，惹了一段笑话。
一位老朋友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搬新房了。我答，还是原来的老楼啊。通话间，听声音他就在我家门口，赶忙打开门，只见他还拿着电话，愣怔着端详贴在门上的春联，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情。
坐定后，他才道出原委。原来，他已经爬到我家七楼的门口，一看门上贴的对联，觉得走错了门——那对联是横七竖八、歪歪扭扭，如同初学者写的字。他知道我平常练字，还是书法协会的“会员”，那春联上的字，和我的水平差了十万八千里。他琢磨是不是什么新“体”，也不是，只好转身到下一层，一看，那家门口是印刷品对联。他思谋，我不会放着自己的书法作品不在新年展示，而去买那种千篇一律的对联贴。他认定一定是他记错了楼层。只好又下了一层，这一次，他实在是敲错了门！主人告诉他，我的家就在七楼，这两天都见过面的。但他返回七楼时，为了在大过年时别碰一鼻子灰，惹出不快，只好拨了电话。
小小的插曲给朋友的相会增添了别样的欢乐和情趣。望着他不解的神情，我笑着解释：那是小孙子写的！
他还是大惑不解：你怎么让娃娃胡划拉的字当春联，也不怕朋友笑话你这个“大师”，也亏了你的一手好字没用场！
“写字从小时候就要抓起，我是鼓励孙子，培养他写字的兴趣呢。”我道出了真实动机和意图。但无论我如何解释，朋友总觉得，全家门脸的春联让刚开始练字的娃娃涂抹，实在有伤大雅。
那是暑假里，我领着正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儿扬扬参加一个书画活动，我们挥洒笔墨，玩得热闹开心，根本忽视了孙儿在干什么。忽然，我发现有张画案周围有几个观众，过去一看，原来是孙儿！他拿着书画家们丢到一旁的宣纸条儿，学着将纸叠成方格，握着大笔划拉了起来，惹得几个人围观。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孙儿毫不怯场，只见他一笔一画“春眠不觉晓……”尽管笔画粗细长短不合法度，但却透出童体的嫩稚、朴拙和清新。一首诗写完，几个观者还噼里啪啦鼓起了掌。孙儿像是受到了鼓舞，放下大笔，又跑到书画家那儿，捡起地上条条缕缕的纸，铺到画案上，认真地折叠起来……
其实，孙儿平时也练字，那是在印有米字格的毛边纸上，用的笔是中号的白云笔。大多是拓着我给他写的“影格”，字顶多比核桃大一点，可是这一次，那么大的笔，那么大的字，他就敢大着胆儿像“老将”们一样龙飞凤舞地挥洒起来。
从此以后，孙儿除了习练小字外，时不时学写几个大字。春节前，我给亲朋好友书写春联，孙儿扬扬不满足于给我扥纸，他跃跃欲试，铺开裁好的红纸，学着我叠起米字格，浓墨饱笔写了起来——“爆竹声中除旧岁，梅花香里迎新年”。那红红洒金的纸，黑亮的字，还真是别具一格、分外惹眼呢。尽管笔画不甚规范，点横撇捺稚嫩，但我觉得，正是那不成熟的童体，会给人一种难以言表的趣味和审美，多像春天柳枝上绽放出的嫩芽和含苞欲放的花蕾，那不正预示着未来的希望？我选了一副，端端正正地贴在门口，左瞧右看，愉悦和兴奋的心情是从来没有过的！
笑话还在后头，一天，又一个朋友来拜年，他是在另一个单元给我打手机，也许这家恰好也走亲访友去了，敲了几次门没有反应。他还是犯了正常思维的错误，也是被那歪歪扭扭、横七竖八的童稚字体弄糊涂了，还好，他记得我家是七楼，以为弄错了单元，便提着礼物又气气啃啃爬到另一个单元的七层。按几次门铃没动静，他扶着栏杆喘着气，这位老弟舞文弄墨诌几句诗，他套用古诗《寻隐者不遇》，边擦汗、抽烟歇息，还真构思出一首诗呢……
和前一位一样，听完我的解释，这位老弟总算倒是没有否定我培养孩子的心意，却还是劝阻我以后过年时再别贴小孙子写的春联，避免再闹出类似的笑话和麻烦。
我却不以为然，明年，孙儿一定写得比今年好多了，我还会贴上孙儿写的红红的春联，说不定还会以假乱真呢！
过年那些事
文/肖娴
在我们有着三千多年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古老国度里，在传统文化所衍生出的许多节日中，过年作为其中的节日之一，是所有节日里最为隆重的一个节日。因为它蕴含着起承转合、辞旧迎新的要义在里面，所以我们中国人过年时都比其它节日多了一分宗教般的祈愿、憧憬在里面。而最浓的年味一直是根深蒂固地，萦绕在大中国的农村。在乡村，一过腊月初八，上了年纪的老人就开始手扶门框开始嘀咕：“年了，跌进年里了！”。村庄的小儿也欢天喜地唱着农谚：“阿婆阿公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那时，在我们北方的家乡，除了办年货，还有传统的乡俗。二十三敬灶爷、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杀年猪，二十八蒸年馍、年三十贴对子、年初一去磕头（拜年）。做完豆腐杀好年猪，母亲便一头扎进厨房里，父亲在堂屋的红木桌上铺开红纸，摆开给十里八乡写对子的架势。在我们家乡，写对子是一件最隆重最热闹的事。不贴对子就缺失了年的喜气、祥瑞、红火。父亲的架势一拉开，四里八乡的年便被父亲的笔墨印染得红了。那几天我们也成了旧时的“书僮”，帮父亲裁纸、晾对子。一直要忙到腊月三十中午，父亲打发走最后一个来家里写对子的乡邻，才舒展一下酸痛的腰身，开始给我们家写对联，那时全村家家户户的门上，都已贴好了父亲写的对联，弥漫在年的喜气里。只有我们家的门楣还是一片空白。
贴对联在乡村也有讲究，要贴端对齐。我们家贴对子时，父亲先站在高凳子上，要让我和妹妹看两边的对联贴得齐不齐，我们左瞅右看大声地说齐了，父亲还是不放心，又叫来在厨房里忙得油乎乎的母亲再目测。在父亲的意念里对子贴的不齐整，新年的日子也仿佛不会和美，不会如意。除了给人丁出入的门上贴上对子，挂上红灯笼，父亲还要给鸡笼、牛圈门上去贴对子。我们则被奶奶叫了去给房前屋后，结果或不结果的树喂年夜饭，奶奶边给树喂年夜饭边叨咕“一年到头了，有人的一口就有树的一口。”我们跟在奶奶身后，给树上贴着象征果木丰登的红纸条。父亲也给鸡笼、牛圈贴好了对联。除夕的最后一件事就剩下“敬祖先”了。在北方的农村，敬祖先时，先要给家族亡故的先祖，用红纸包好纸钱，在红纸上写上他们的名字，顺着堂屋的墙一字排开，父亲点上三柱香，我们随父亲跪在地上，看着红纸包上“祖先”那些陌生的名字，我心里最盼望的是，大年三十的这最后一个仪式尽快结束，赶快让母亲给我们姐妹三人散发压岁钱。等到敬完祖先，母亲已把一桌丰盛的年夜饭摆好了，红红的炭火里煨着的白酒散发着诱人的酒香，在如煮的鞭炮声里，村庄的年在红红的对联、在红红的灯笼红红的映照中，便红红火火地开始了。
村庄的年是一幅俗艳的画，年年看。经年之后站在画前，那色彩淡了，年味也淡了，但家乡的年却永远是对联上的横批“四季平安、五谷丰登”。而底色永远是红的。代表着来年日子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红红
写春联趣事
文/刘永臣
六月初，奈曼旗老年大学老年诗词书画工委举办书法绘画有奖大赛，我参加了书法比赛。参赛大厅里，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是书法家，有的是书法爱好者，人人挥毫泼墨，个个尽展才艺。
望着遒劲有力的真、草、隶、篆不同汉字书写体纷纷跃然纸上，我的心陡然一动，少年时初次拿毛笔的趣事又浮现在眼前——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住在大山沟里，全屯近百户，除了一户地主家有一个文化人外，其余百姓都不识字。记得那是一九六六年，我十三岁，过了小年了，写春联还没有着落。因为轰轰烈烈的“文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地富反坏右”是阶级敌人，不许乱说乱动，不能找写对联。生产队会计、记工员经过公社专门业务培训，倒是有点儿文化味儿，可还是个半文盲，当会计纯粹是拿鸭子上架，整天算账还弄不明白呢，哪还有功夫写对子？再说没拿过毛笔，肚子里也没词儿。记工员更是拿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记工分张冠李戴，错字连篇，把“倒粪”写成了“刀分”；把“山坡”写成了“上皮”……像暗号一样，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过年不写对子怎么行？农村大忌呀！正在父亲和大伯一筹莫展之际，看了看趴在窗台上看画册的我，突然眼前一亮：“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家里不有学生吗？”于是去供销社买来一支毛笔和一块“金不换”牌墨块，找一大块碎泥瓦盆片当砚台，大伯亲自裁红纸、研墨，并鼓励我说：“‘官不嫌字丑，’写对就行。”
写啥呀？胸无翰墨，啥词儿没有，“破四旧、立四新，”过去的老对子不能抄写，于是，把《毛主席诗词》当对联写。拿笔还和捏自来水钢笔一样，下笔粗一下细一下，十分吃力。好在字丑却没抄错，尽管内容与过年无关，可老人们心花怒放，年年写对子，再也不犯难了！
听说我会写对联，左邻右舍都拿着红纸来了，我大伯、父亲满面春风，乐不可支，十三岁的小学生就有人求，文化人家风光啊！
迷信的邻居老贫农林老太太会“瞒天过海，”旧酒新包装。深夜，把写供南海观音的黄纸揭下来，找我父亲，求我照样子抄下来，把对联和横批换成新的革命内容。于是我从《毛主席诗词》里抄下两句：上联“一从大地起风雷”，下联“便有精生白骨堆”，横批“斗私批修”。老太太拿回家，贴在原来位置上，把黄纸外贴上一张挂钱盖起来。
当时多亏全村都不识字，此时如果有文化人，还不得笑破肚皮？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从此，我就成了全村的“文化人”“书法家”，一写就是几十年。
写对联的记忆
文/李成林
对于过年的记忆，对我来说莫过于写对联。
父亲七八岁就到庙里念私塾，那时的学校，不论写什么作业都用毛笔。在家里，爷爷找来一个端饭的盘子，里面装上沙子，用树枝当毛笔，让父亲练习写字。每次写上几个字，就把沙子摇均匀重新写，这样翻来覆去地练。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常看到父亲伏案苦练的情景，如果打瞌睡，手掌就要挨板子。春去春来，由于爷爷的严厉管教，父亲练就了一笔好字。爷爷的“沙子练字”，使我想起达芬奇的“画蛋”，的确做什么基本功都很重要。
每年腊月二十七八，父亲就着手筹划对联，他不像别人每写个字要思考一阵子，而是追求一气呵成，字不能拖泥带水。在每副字中他还穿插草书，对联就会不呆板，具有了美感。贴对联，哪个左哪个右，他都有讲究，我粗心弄反了，被他狠狠地数落了一顿。县上举行迎春楹联赛，父亲的一副字获得了二等奖，他高兴地和朋友痛饮了一场。
父亲写对联，我在一旁研墨，拿来我初中的《农业基础知识》做参考，那上的是现成的，内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都是“社会主义事业万年长青”“六亿神州尽舜尧”“农业基本建设暖人心”……受纸长短限制，有时缺少合适的对联，那就要自己编，我当时就冥思苦想了一幅：“莺歌燕舞人人笑，万紫千红家家乐。”虽然牵强附会，还是被父亲夸奖了。上了初中，老师讲对联要对仗，字数应相等，指出这是修辞中对偶，我对此轻而易举就理解了。如今当了老师，教学生写仿句题，我就将它和对联联系起来。就这样，父亲由于钟情对联，对我也是耳濡目染，从中我懂得了不少语文知识。
父亲一直认为，对联是年的一部分，没有对联就谈不上过年。有一次，父亲患感冒，躺在炕上休息，邻居赵大婶来敲门，她拿着红纸让写对联，见父亲有病，她转身就要离去。父亲叫住她，他不知哪来的劲头，翻身下炕去找笔墨。他写好后，又让我帮赵大婶去张贴。每年，父亲都要多写几副，送给亲朋好友。正因为如此，父亲在村里口碑好，村民们没事就来和他拉家常。
父亲的字遒劲有力，他待人也谦虚、宽容。村里有位年轻人给婚礼当司仪，嫌自己字赖，就和父亲要了一副贴在东家的门上。问是谁的手迹，他谎称是他的杰作，我非常气愤想去揭老底，却被父亲挡住：“别那样，他会尴尬的。”
春节期间，我到各处拜访亲戚，人家门框上全是打印的对联，手写的似乎离我们远了。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很多学校都开设了写字课，希望这一传统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写春联
文/姚源清
春联早在贵阳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
我没有系统学过书法，疏于临帖，但在墨香的熏诱下，逢上年节或乡村喜事，总要捉管弄毫，由着性子涂鸦几笔，尽管有乡人认为笔画差强人意，说到底不过是“野狐禅”而已。
不知从何时开始，年场上卖春联的人越来越多，各种五花八门的对联摆满了街边，而寨子里的人似乎也用惯了购买的春联。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是从来不在镇上买春联的，几乎每年都坚持自己手写。如此说来，我热爱写毛笔字，大概与父亲写春联是分不开的。
父亲只有初小的文化，坦率说字写得并不好，但他对春联却别有情致。幼时，每年除夕将至，父亲再忙也总会腾出手来，先是用糍粑熬成浆糊，而后郑重地裁叠红纸，待到笔纸铺陈，便将劣质的毛笔蘸饱墨汁，粗枝大叶地书写一番。父亲没有作对子的水平，因此对联的内容无非是一些老调陈腔，记得那时他写得最频繁也最得意的一对是：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换新春，横批：春回大地。字虽一般，但对联一贴，年味顿时浓了起来。
那时，下坎满祖父家尚还在世的一位堂叔颇有字笔，写春联时，父亲通常会带着我下去观摩，并让我多向堂叔学习。那位堂叔上过师范，字写得是真好，只见他屏息凝神，略加思索后当即落笔，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字体清雅脱俗。大概之后没过多久，父亲便放开手脚，将春联的差事交给了我，此后自己再未动笔。
“这个象字也太丑了。”见我将写好的对联贴上大门，站在旁边的父亲突然说道。父亲说的那副对联是我在贵阳抄写的，因是仓促挑选，内容不免稍嫌俗气：玉犬传捷辞旧岁，金猪送喜贺新春，横批是万象更新。父亲的话不无道理，但通观全联，败笔多的何止这个字？一直以来，对于我的毛笔字，父亲并不多加评论。通常我写对联时，他总是站在一旁静静观望而后默默离开，只有在喝了些酒后，父亲才会偶尔依着他的审美标准，随口点评几句。
事实上，在写好的对联当中，也有几幅的内容是自己临时创作的，比如“且沽风雪漉春酒，漫赌诗书泼趣茶”“比兴常有拏云气，弦诵时闻翰墨香”“不借风花添锦绣，但凭诗酒长精神”等，不过是图个热闹，全然没有了春联的气象。因我家是木房子，只需在老屋的大门口和前柱各贴一幅，加上新屋大门的一幅即可，这些闲联最终也没有派上用场。
不过，除夕这天还是动了笔墨。满叔今年进的新屋因是砖瓦房，大门需要一幅大字长联，让我帮忙写上一对。上坟回来，裁好红纸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满叔赶着要祭祀，我只好摘抄一幅：春风浩荡山河添锦绣，华夏欢腾东风扫残云。老实说，对联并不工整，但时间紧急，也顾不上这许多了。
写对联的时候，父亲、满叔、弟弟都在场，满叔一边帮着拉纸，一边问弟弟，“龙，你不来搞两笔吗？”弟弟从没练过毛笔字，但他的回答却干脆而幽默，“切，我只是不爱写而已，要写，可比这个好看多了。”
大家都笑了，只有父亲不说话，他依旧和往常一样，静静地看我把春联写完，而后默默离开，我想，我恐怕再难看到父亲当年挥毫的神采了。
又到春联竞赏时
文/吴国荣
过年最红火、最热闹、最有标志性的事就是准备春联。过去，春联大部分是书写。在农村，或是请本村本巷有文化的人写，或是逢集赶会到街市上定制现写现卖的。在城市，则是单位、部门组织书写，作为年终福利给职工发送。后来，人们不太追求春联的书写了。逢年过节有银行、商店作为印刷礼品赠送的春联，有街市上出售的印制好的春联，也有广告性质的春联，反正随便拿来贴上一副春联图个吉利就行。
有位朋友叫孙涛，一直在市文化部门工作。他是作家，每逢大年初一，都要到南华门，到“西、李、马、胡、孙”几位全国著名作家的家里去拜年。拜年是件讲礼节的事。到门口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春联。春联是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他从“眼睛”里能看到老作家一年的专业收获和文学成就，甚至，还能看到家庭生活和美好愿望。这些老先生家的春联都是自撰自书，编得很有情趣，也符合各自的实际。平仄对仗、音律格局自不必说，单看书写便是百花齐放、各领风骚。孙涛先生先欣赏了对联，有时还用本本记下来，客到满屋香，到老先生家里落座以后，祝福也有了内容，问候也有了针对性，交流也有了主题。这样的拜年，既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审美的过程，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是文化人干的文化事。
省城的单位成千上万，大街小巷里布满了不同体量的高门大户。一到过年，春联是展示每个楼院门庭水平的标志。省城有一个文化单位，每年的春联都是职工编写，内容总少不了当年工作亮点的张扬和来年目标职责的宣示，读后让人心情振奋、浩气满怀。书写也是内部人士，为著名书法家。幅长一丈八尺，看后疑是银河天落、大气磅礴。当然，街上的各单位像这样自撰自书、坚持传统、又有创意的春联悬挂的还有不少。但大多数只是在规模、色彩和形式上下功夫，很少在内容上、书写上标新立异、弘扬传统。有的甚至在用字、遣词、格律甚至在张贴上出现问题。对联，是文学样式最讲究的体裁，最考究学问。如果，我们忽视对对联的运用，就是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如果，我们忽视对联的书写，就是对乡愁的淡忘。
可贵的是，还有一大批传统文化的守望者。赵望进先生长期在文化部门工作，学养深厚，著述颇丰，坚守传统，不忘初心。他不仅躬身省、市文化部门耕耘几十年，而且，还长期担任山西省书法家协会、楹联协会主席。对于春联这种大众文化的传承、运用，他始终作为职责和义务格外重视，每逢过年，他都要到大街小巷去巡看。有的他发现有错字，有的他发现不对仗，至于平仄和音韵，就不能太难为现在没有专门训练过的年轻一代。但对于春联张贴的常识性错误，就不能缄默尊口了。对联的张贴，虽然现在无所谓左为上，还是右为上。但是有横批的就必须按横批的规矩来张贴。从右起始的横批，右边就是上联，左边就是下联。从左起始的横批，左边就是上联，右边就是下联。老先生巡看以后，总要点评，或以文字见诸于报刊，或以口头演讲于有关培训班，以拳拳之心，坚守着传统文化。
对联，是一种艺术形式。无论它的格式韵律，还是它的书写，刊印或悬挂，即为人们所欣赏。春联的本质就是对联，只不过是新年时张贴，更能够烘托节日气氛，起新桃换旧符的作用。无论是登门拜年，还是灯火赏月，映入眼目的首先是春联。
春联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样式，也是一个家庭、部门、单位的门面。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精神文明家园的新时代，春联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晶莹珍珠，也是反映人的精神面貌、思想境界和文化格局的精神载体。如何把春联写好贴好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年关将近，又到春联竞赏时。贴春联应该是除旧布新的重要仪式。能把春联写好贴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故乡石榴红
文/卜庆萍
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石榴树，结出的果子清香脆甜。
石榴树是爷爷栽的，后来，父亲接手成了石榴树的直接管理者。每年春天，父亲都要培土、施肥、喷药。石榴树吮吸春天的雨露，在清新的空气里伸展枝条，向着温暖的阳光欢笑。五月，石榴花红似火，清香四溢，父亲笑呵呵地走到石榴树下，坚如磐石地站成一朵石榴花，满院子的喜气与祥和。盛夏，石榴花褪去，枣大的果子挂满枝头，石榴树在火热的夏季里疯长。到秋天的时节，绿茵茵的树上，一个个透红的石榴就硕大浑圆了。
站在石榴树下，眼里不时看到石榴树从稀疏到茂盛，石榴由娇小到饱满，由青涩到浅黄，最后变成红润的笑脸了。眼巴巴地望着满含笑意的果子，让人馋涎欲滴，很想用竹竿打下一个饱饱口福，无奈父亲看管太严，没有下手的机会。村西头一家同龄的孩子胆子比我大，趁父亲下地干活不在家，偷偷翻过院墙，用铁丝拧成的一个网罩钩下一个，但总归没有逃过父亲的耳目。父亲上门查问，那男孩吓得手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得知他家中从城里来了一家亲戚，那石榴是给亲戚家的一个小女孩摘的，父亲遂原谅了他，又摘了一些送过去，说让城里人也尝尝鲜。那女孩吃了几个，还留几个带回了城里去。
石榴五月开花，九月结果，十月甜心窝。秋风拂过，阳光温灿，鲜红的石榴在树上十分耀眼，忍不住要从枝头上跳下来。我知道收获的季节到了。这时的父亲脸上挂满了笑容，一顿饱酒之后，高兴地行使总指挥的职权。这个搬梯，那个拿筐，全家齐上阵。父亲指手画脚，大呼小叫，嘴张得像裂开的红石榴。姑姑在树上一脸的青春和喜悦。母亲把一个个沉甸甸的果子放入筐内。石榴喜获丰收，竟收获满满几箩筐。
我们不能独享，石榴的分配权归属父亲。父亲分成若干份，一部分送邻居，一部分送亲戚，一部分留作平日食用，其余的赶集卖掉。换些零钱，买几块布料，给孩子们做一身新衣服。穿着用石榴换来的新装，瞧一眼院子里的石榴树，再将晶莹的石榴子大把大把地送往嘴里，感觉我家的石榴脆甜而亲切。
我家的石榴不仅好吃，还大如黄梨，透红鲜亮，像一个个面色红润的胖娃娃，煞是喜人。掰开来，籽粒丰盈饱满，如一粒粒晶莹的红宝石，重叠着，拥抱着，很是好看。一天，我家大门上赫然张贴了一幅楹联：“就像石榴多结籽，子孙满堂幸福多。”楹联字体俊秀，遒劲有力，寄托了父亲的深厚情感。楹联是父亲想好了词，请邻村的一位教过私塾的老先生写的。可没两天，父亲就揭下来，更换了一幅贴上去，内容更改为：“就像石榴多结籽，少生优育福满多。”原来，那天乡计生干部来村里宣传计划生育，对着楹联左看右看，老觉不对劲，但也没说什么。父亲却看出了他的心思，当即在家里踱来踱去琢磨新词。更改后的楹联，乡亲们觉得喜气又应时，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把这句话写成对联，贴在自家的门楣上。节日里，整个村庄似乎都能闻到石榴的清香味。
如今已离家多年，每年我都会选定5月，携同家人从城里返回乡下看望父母，再到石榴园里走一趟。那年，父亲当了村主任，在他的带领下，石榴树从我家的院子里走出去，村里建成了千亩生态石榴园。山坡得到了合理利用，每家都种有几十亩石榴树。榴火的5月，满坡吐翠，万株流丹，景象壮观。千亩生态石榴园，还开发成了旅游项目。花红如潮，游人如织。游客有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村子也因千亩生态石榴园朗润起来。
家乡的石榴膨胀了，乡亲们富裕了，我们的村子正式更名为榴园村，县里还表彰为计划生育先进村。每年春节，“就像石榴多结籽，少生优育福满多”，都会被乡亲们写成对联贴出来。只是，对联更红，年味更浓，石榴更香更甜了。
想到那副对联，我就想到老家院子里的那两棵石榴树。
写对联
文/郑天佑
又是一年春节到，想起了父亲写对联。父亲写一手刚劲大气的柳体毛笔字，这一绝招我练了多少年一直没有学到手。
小时候，每到腊月，村里几十户人家买下红纸，裁好对联，有的农户不会裁，拿上整块红纸川流不息来到我家，请父亲写对联。腊月二十三一过，写对联的人家就排起了队。父亲写完一家又一家，一直写到腊月二十八。说到写对联，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研墨最关键。那时没有现成的墨汁，要写对联先研墨，轻研墨重蘸笔。乡亲们送来对联时，我先帮父亲研墨，手握“万金碇”墨碇，在大砚中顺时针研墨，边研边加水，一个小时后，研成的墨汁不浓不淡，写出的字贴在家家户户的大门上乌黑闪亮，构成了小山村里一道喜庆亮丽的风景线。
父亲根据各家的需求，一边割对联一边自言自语编对联，一般家中供奉六神（天地、土地、财神、土神、灶王、马王）使用的对联是通用的，什么“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川”、“土地堂前坐，保佑全家人”，“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大门、院门上的对联那就得结合各家的需求编写。记得满囤大爷家比较富裕，家中常有好吃的东西，父亲就把他家柜子上原来写的“金银满柜”改写成了“好吃的不断”，老人看了很高兴，一直用了好多年。我家的对联，随着时代的变化，年年有新意，岁岁有变革，唯独正房门上的一副对联，从我记事起一直没有变更。父亲活了89岁，这副“勤为摇钱树，俭则聚宝盆”的对联一直延续不变。前些日子，堂兄郑敦良与我追忆父亲生前写对联之事时，他说：“你家老院正房门上写的‘勤为摇钱树，俭则聚宝盆’几十年没有变，还是那两句话。”我说：“是呀！勤与俭是我家的治家格言，而今我兄弟们虽已各自居住，但老父亲编的那副对联还要年年贴，而且要延续给子孙后代，父亲留给我们的不是一副对联，而是勤俭持家的祖训”。
春联的记忆
文/班雪纷
父亲读过书，先是曾祖父教他学文习字，后来又上过公办的小学。因此，在老家，父亲算得上有文化之人。曾祖父既是道士先生，同时也教私塾，所教给父亲的，除了三字经等学问，还教父亲写了一手好字。
过年时，父亲便自己写春联，年年如此。在老家，春联叫对联。父亲还没有开始写我们家的对联，寨子里便会陆陆续续的有人来请父亲去帮他们写。老家大都在腊月二十三至二十七之间杀年猪，所以，来请父亲去写对联的人家都会选择在杀了年猪后再请父亲到家里去。写对联对于乡邻来说，是一件严肃而不简单的事情，不杀年猪，就没有好菜招待父亲，他们断然不会这样失礼。其实，父亲对吃的东西并不讲究。很多时候，父亲会让他们把红纸带到我们家里，利用晚上或空闲时间帮他们写。父亲写的对联都是自己编，并无现成的对联可以参照。
父亲写对联的时候，就会让我帮忙，裁纸、加墨、按纸。父亲先确定要写的这幅对联有多少个字，把红纸条儿折叠成几个米字方格，然后就在家里的大桌上开始书写。父亲写的时候，我就站在桌子的对面，两只手按住红纸上方的两个角，要保证红纸平整，特别是写到最后一两个字时，写好的这部分会拉到超出桌子的地方，父亲就会提醒我：手要平，要稳，不然写好的没干的墨汁就会往旁边流。这种时候，我就会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的拉平这红纸。写好的对联平放在地上，红底黑字。父亲的笔画刚劲有力，游刃自然。看父亲写毛笔字，确实是一种享受。只见父亲先把毛笔放进盛墨汁的碗里一蘸，提出来在碗沿上挤压多余的墨汁，灵活转动毛笔，让笔尖变得圆润紧凑，然后在米字格内挥洒，一气呵成。
一户人家的对联最少的都要写三副，大门，中门和窗户，讲究的人家还要写在牛圈或阁楼上。当他们来拿对联时，晾在地上的对联已经全部干了，父亲就会按照先后顺序给他们收好，交代好，哪副贴在哪道门框，哪一只放在哪一边。总有一些人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就会恭敬地对父亲说：伯伯，还是麻烦你去帮我贴吧，要不我都搞不清楚哪张贴哪点。父亲回来时，对联当然都贴好了，同时也酒饱饭足。有的人家未必就不会自己贴，请父亲去，也就是想招待父亲吃一餐饭，以示感谢。
过年前那几天，家里的事情总是很多，父亲也很忙。因此，帮别人家写对联，往往都只能在晚上。那时候还是点煤油灯，父亲要写对联之前，总要把灯芯挑大一些，让房间亮堂一些。记得有一年，一只猫把地上的对联全部踩脏了，天明起来一看，对联上印满了猫的脚印，父亲又让我去供销社买来红纸，放下所有的家务事，抓紧帮人家重写。
我们自己家的对联，往往都要到大年三十那天，父亲才腾出时间来写。其实，在几天里，父亲就已经在心里酝酿对联的内容。别人家的对联，尽管都是父亲自己编写，大部分也都还是固定格式和句式。我们自己家的对联，就完全是父亲自己创作的了。父亲写对联重来都不会将什么“富”啊“财”啊这些内容写上去。记忆中，父亲在正大门写的大都是勤劳、节俭之类，在侧门写的是一家人互敬互爱的内容，而阁楼的内容大都是青山绿水，赞美大自然的内容。父亲创作的对联总是让来客夸赞，都说写得很好。
那一年，我在惠水师范读三年级，那一年，父亲没有回老家过年，我和母亲的年便心酸和简单了许多。年前那几天，我和母亲忙着推豆腐、打糍粑，做以往过年前的准备。母亲对我说：今年你自己来写对联吧。年少的我，书法水平也就是偶尔上的写字课，那时候还不叫书法课。当我在母亲的鼓动下决定自己写对联时，一方面有些蠢蠢欲动，一方面又多是担心。我的字写得不好，况且要在大门上写什么，内心也没有底。尽管有太多担忧，年少时候的无畏与轻狂，我还是积极做了准备。最后，在大年三十那天，我贴上了自己写的对联。正大门的对联是我从书上借来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物力维艰；芝草无根醴泉无源，人贵自立。这副借来的对联配着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张贴在大门上，年少的我站在门前仰头观望，内心百感交集。
不曾想到，这副对联还真惹了事。大年初二，隔壁的幺公阴沉着脸走进我的家，当着我和母亲的面问我：你写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含沙射影的骂人？什么叫芝草无根？当时母亲也着急了，没有文化的母亲当然不知道这副对联的意思，看到长辈幺公这么生气，就让我把对联撕下来。我却认为自己没有错，偏不撕。幺公骂骂咧咧，见我更犟，气冲冲回去了，走的时候还警告我，说等我父亲回来了再说。在幺公的责骂中，我才明白，原来幺公认为我写对联讽刺他的小儿子家，因为他的小儿子结婚十多年了，还没有生个一男半女。幺公离开后，我的眼泪还是流下来了，一直以来的委屈、心酸像决堤的洪流，母亲也在一旁悄然抹泪。
正月十五过后，父亲回来了。幺公也来了，依然是脸色阴沉，直接数落我过年写对联讽刺他家。幺公一通脾气发完后，父亲才说：今天我回来就看到这副对联了，这是古书上就有的内容，也不是姑娘编的，幺公你也不要多想了。一直以来，父亲在家族中说话都是有分量的，幺公尽管是老辈子，可是，他也听出了父亲是向着我的。后来，他们都把话题转向了别处，对联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不再被家人提起。
那个春节，年少的我突然就成熟起来。亲人之间的伤害，尽管是无奈的，但同样锥心刺骨。在母亲的说服下，我被迫接受了家庭的变化。可是，内心支离破碎，那份痛，需要用白天夜晚来承受，那份痛，延续了很多年，直到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以后每年春节回去，都会站在大门口认真看父亲写的对联，当年我写的那副对联，如果不是很刻意去回忆，往往都会忘记了当初所写的内容。这么些年，父亲用他固有的方式，让我逐渐理解了他一直未离开过我的爱。
今年正月初三，我又回老家去看望父亲。我问及父亲，今年是不是他自己写对联时。父亲回答：当然是我自己写的啊，还去帮哪家哪家写来呢。接下来父亲告诉我：今年这对联写得辛苦，那两天桌子都被占用了，只能将红纸摆在地上写，蹲着，时间久了，腿脚就发麻，又没有人帮我按纸，整整写了一早上才写完我们家的，还不晓得明年我还写得成不。父亲最后这句话让我心痛。父亲老了，今年就已经满八十一岁。看着眼前瘦小的父亲，穿着土布的对襟衣服，大部分的头发都白了，余下的也全都花白，双眼皮往下塌，似乎睁开眼也费劲，干脆就一直眯着。父亲老了，家里的大事小事，总是要和我商量，听取我的意见。
天明时，我又站在大门口，看父亲蹲在地上写的对联。每颗字都还是那么端庄，每一笔都能体现出父亲深厚的书法功底。然而，那些笔画，缺少了刚劲、狂放。
每次离开老家，跟父亲告别后，我总要再看一眼大门上红通通的对联，看那些父亲书写出来的文字，然后跨出樔门，不忍心回头去看父亲送我的目光。
卖春联
文/胥子伍
学校毕业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上的是“三班倒”的班，工资每月只有236元，除了交房租，填饱肚皮，所剩无几。
平日拿这样的工资还能养活自己，可一到年关，自卑感尤其强烈，看着同事们平时有父母资助，年底用工资给家人送上新年礼物，心里更不是滋味。
穷则思变。腊月的一天，我利用大夜班后白天休息的时间，在大街上闲逛，想寻找一丝商机挣点钱为父母送上新年礼物，以表孝心。突然，路边叫卖红灿灿对联的小贩给了我灵感——何不批发一些对联也在路边叫卖！
想到就行动！心情尤加激动。可当我真正批发来对联在路边摆起地摊时，这种守株待兔的销售方式很快打消了我内心的激动。看着批发回来一卷卷春联，我又思考起来，新手和老摊主竞争，我甘拜下风，再说我还要上班，何不改变销售策略，骑车下乡吆喝卖春联呢！
整装待发，我利用大夜班、小夜班白天休息时间，骑车下乡，房东奶奶在我出发前，再三叮嘱我，孩子，到乡下卖春联，一定要吆喝，否则人家以为你是走亲戚的呢！
可我真正走在乡村的小道上，始终不好意思吆喝，急匆匆地从一家家门前晒太阳的人前走过，只是走到无人的田野，才对着旷野试着吆喝，给自己打气。第一天骑车下乡“吆喝”卖春联，临近中午，我还没卖掉一幅对联，路途行程倒不少。正当我垂头丧气推着车慢慢前行时，一位如母亲一样慈祥的妇女叫住了我：“孩子，你这是走谁家亲戚呀？”我慌慌地低声告诉她：“大妈，我是卖春联的！”大妈一听，笑了，“孩子，哪有像你这样默不作声的小贩呀！要吆喝，人家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再说，你一不偷，二不抢，做点小生意，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大妈说着就帮我抑扬顿挫地吆喝起来：“卖春联吆！卖春联吆！大红喜气的春联卖喽……”不一会儿吸引来了左邻右舍，大家笑着挑选着我的对联！还不停地夸我，你到我们乡下卖春联，给我们提供了方便，省得我们再去街上买了。再说，遇上雨雪天气，去街上买对联更不方便，不是被风刮撕了，就被雨雪淋烂了，加之你卖的对联不比街上的贵，你真的是为我们做了好事……大伙儿他一言，你一语，说得我脸红了起来。那天中午，大妈还特意留我在她家吃了便饭，自然我也知恩图报，给大妈留下几幅对联。
有了大妈的热情帮助和提醒，下午我再卖对联，就放开面子，高声地吆喝在村舍……第一天就卖掉了对联150副，按2角钱一幅的利润，我挣到了30元。
尝到了工作外挣钱的快乐，我又注重起卖对联的细节来。在对联的背面贴上双面胶，便于人家张贴；对于老人买对联的，我还主动帮老人张贴上门；遇有红白喜事的人家或有点文化品位的人家，我还带上裁好的不同颜色的对联纸及毛笔、墨汁，按主人的意愿，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当场挥毫而就，赢得人们阵阵喝彩……
那一年腊月，我骑车下乡吆喝卖春联，几乎走遍了全县所有的乡村，行程不少于1500公里，给千家万户送去方便的同时，我也挣到了为父母买新年礼物的1000元，生活信心倍增的同时，也让我收获了一笔无价的生活财富；懂得了一个简明的生活哲理——只要不怕吃苦，年根岁底，处处是财富！关键在于你是否有一颗不甘贫穷的心……
春联一贴新芽萌
文/桑明庆
我小的时候，物资非常匮乏，过年时村里普通农家很少能买到印刷的春联，主要靠村里小学牛老师和李老师俩人来写。
两位老师很认真，他们在一个教室支起案桌，抖展红纸，饱蘸墨汁，瞬间教室里便氤氲着浓浓墨香的味道。李老师年轻写得快，但毛糙，他笑呵呵地说：“我这是紧走不拣路，乡亲们来得快回得快，过年不耽误事。”牛老师五十来岁，戴着老花镜，脸上严肃认真，手腕起落有序，一笔一画地写，很规范，他说：“写对联就要规规矩矩，这样看着舒服，过年心里痛快。”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桌上红纸的面上，红红的颜色反射在牛老师的脸上，让牛老师满面红光。由于村子大，户数多，每年从腊月二十六七起，牛老师、李老师两个人就开始写，一写就是几天，等候的人排成长队。有一年春节，有一户排到年三十下午还没有挨到，这户干脆不等了，回到家找来墨水在裁好的红纸上画了上联五个“十”字，下联五个“十”字，这家主人解释说，上下联共十个“十”字，期盼来年家里“十全十美”。尽管物资匮乏，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日月更迭一样，谁也阻挡不住。
我的奶奶在83岁那年去世，在无限哀思中，我家迎来了又一个春节。在我们那里有这样一个风俗，谁家有人去世的第一年春节不能贴春联。“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盛大节日里，全家非常想念奶奶，特别是父亲，经常凝视着奶奶的遗像自言自语说：“娘啊，过年了，你在那边好吗？”怎样又有春节的气氛，又尊重风俗，父亲想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在红纸上写成白字。全家动员想了一副春联：“山清水秀春光美，音容笑貌记忆新”。尽管这副春联不太符合平仄对仗的要求，却表达了当时我们全家的心情。这样用红色纸有了春节喜庆的氛围，白色字又寄托了对奶奶的哀思，一举两得。
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春节，我在单位值班，单位大门口需要贴一副对联，由于大门高有三米，买不到这么大的对联，我们就决定自己写。从报纸上挑选了一副比较适合的对联，值班人员推来推去让我写，我斗胆写了下来，上联：“太行莽莽顽强石”，下联：“洹水悠悠奋进波”。写好后，贴好了，新年的阳光也多了几分柔情，照在高高的大门上，红红的对联，再加上门头上悬挂的大红灯笼，构成了一幅喜庆的年画。
现在，印刷的春联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有胶印的，有铜版印的，有烫金字的，有红纸黑墨凸现的；内容也丰富多彩，有唐诗，有宋词，有传统的，有现代的，但大多是新编的联语。这些春联既与时俱进讴歌了新时代传递了正能量，又抒发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深受人们的喜爱。最近几年，文化、宣传部门每年都要组织书法家下乡义务写春联，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拿到书法家写的春联，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一副红红的春联传承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寄托着千家万户对美好明天的期盼。红红火火新春联，开门见红纳千祥。春天，在红红的春联里不知不觉地悄然拱出了绿芽，呈现一片生机。
怀念父亲
文/王敏
父亲走时，正值夏末，酷热难耐。转眼，叶落成冬。常常想念，常常梦见，常常提起笔想写点什么，又常常被沉重的伤痛牵制无从下笔。昨夜，又梦见，依然是那有点沙哑而有磁性的声音，那削瘦而又棱角分明的面孔，那个为我们操劳一生的熟悉的身影……
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临走的前一天，他那低迷的眼神，瘦弱的身子。整整半天，他一言不发，直到下午，他才缓慢地抬起他的手臂，慢慢的指向我，我连忙靠近他，他用那只干瘦的大手在我手上写着什么，我忍着泪水问父亲，你想给我说什么吗？他没有力气张口，只是在我手掌上写着，我只感觉到了第一个字是“放”，他的手几乎是不听他使唤地在我手中晃动。老公连忙找来纸笔，父亲颤抖的手，吃力地在纸上写着，可是，此时的父亲写的什么，我们一个都不认识。曾经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此时像一个不会写字的孩子，他写下几个笔划不齐，东倒西歪的字。癌细胞已经使他的全身麻木，一直靠镇痛药维持的他连疼痛都无法感知，哪有力气写字，哪有力气说话。又过了好久，他轻轻缓慢地说出几个字：“放心不下。”然后又和前半天一样的一言不发。我们都知道此时的他身体太虚弱了。就这样，到第二天的下午，他就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走时，眼睛不时望着外面，好像是在等谁归来？这就是父亲，他一生都是这样，为我们付出，到自己病入膏肓，他想到的还是放心不下我们。
父亲的病情加重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的，癌细胞扩散，转移到了骨头，医生建议做化疗，我们不知所措，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化疗。记得第二次化疗完，正好是春节，父亲的精神看上去也好多了，全家也在过年的气氛下都变得眉头舒展了。有一天，父亲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跟前，递给我一个盒子，我打开一看，是一个椭圆形的墨盒，父亲说：“你喜欢书法，我去年在街上转，无意间看到这个墨盒，挺精致的，适合女孩子用，就买了回来。”这是父亲最后一次送我礼物。六次化疗做完后，父亲的身体逐渐瘦弱，头发也开始脱落，最后就只能用镇痛药来缓解疼痛。在那段时间里，从他日渐消瘦的身体中，从他痛苦的眼神中，从他那一夜夜无法入眠的呻吟中，我们感受到，父亲忍受着我们无法想像的痛苦……
在我印象深处，父亲勤劳，能干。他是老师，但他却会木匠活儿，家里的桌椅，农活用的农具他会做，盖房子的架梁、椽子，他也会做，他还有一套做木活的工具。在农村盖土房子之前都先要弄图纸，这些他也都会，以前村里很多盖房子的都会找他帮忙做图纸。他还会写毛笔字，小时候，每到过年前，村里的人都会拿着红纸来我家请他写对联，每到那时，我就是他的帮手，帮他裁纸，牵对联（对联写好后，要两人各牵一端，放在地下晾干后放可收起），看着摆满一屋的红对联，我就会兴奋不己，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
依稀记得那年五月，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散发着淡雅的清香，父亲坐在院子里，我依偎在父亲身旁，父亲好像跟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也似乎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坐着，我就那样静静地站在他身边，恬静，安闲地享受着乡村五月“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荚蝶飞”的景象。
昨夜，又梦见父亲，梦见我的母校长安小学，在那里父亲度过了他最后十几年的教书生涯。一切都和当年一样，两排平房并以东西两堵墙围成的四合院，校园里干净整洁，绿树成荫，两棵高大的柳树随风舞动，学校的大门上，父亲亲手写的对联还依然鲜红无比，过道中间的侧面墙上，那黑板报上的画还是那样的栩栩如生，教室里我们正在认真听着父亲给我们讲课，那沙哑而又磁性的声音回荡在并不宽敞明亮的教室中，飘荡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七分就好
文/阿紫
人常说，饭吃七分饱，话留三分好。饭吃七分，是为了养生。话留三分，也是说七分，这是处世之道。七分，其实就是适可而止，过犹不及。
《三国演义》中，杨修之死便是因为他锋芒过露，不懂得做下属的分寸，只会张扬性格卖弄才华，不懂得含，只懂得放，不知道“露七分留三分”的做人艺术，白白丢了性命。
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红楼梦》里凤姐的判词留余庆，说的正是她没有嫌弃上门“打秋风”的刘姥姥，慷慨施舍银两，在贾家落难时巧姐才得以逢凶化吉，被刘姥姥出手相救。所以说，万事不可做绝，要为将来留余地。
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个富户，在多数人家吃饱肚子都成问题的年代，他家不仅有白馍细面，还能常常吃肉。男人颇为得意，过年时在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书“鸡鸭鱼肉吃够，柴米油盐不缺”，横批“万事不求人”。这副对联一下引起了轰动，惹得大伙直撇嘴，没人相信他能万事不求人。果然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口求人了。他老婆被马蜂蜇了，疼得满地打滚，需要打针来止疼消毒，可是他不懂医术，更不会打针，最后只得陪笑去请了一名赤脚医生给解了毒。男人因此成了笑柄，大家赐他一个外号“不求人”，闲聊时只要有人提到“万事不求人”的梗，大伙儿都心照不宣地笑起来。结局是“不求人”悄不言声地撤了对联，从此低调了许多。
无论是吃饭、说话，还是做事，都要把握一个分寸，七分就好。
秀山 香柏 对联
文/王南昌
日前，我整理书信材料时，发现老朋友、老同事唐光杰给我的信。由于老唐已去世两年，我把他来信又仔细重读一遍。在来信中，他说近日去秀山旅游，好高兴，并说，你喜好写文章，怎么不写写秀山、香柏、对联呢！一语提醒我，便写下此文。
老唐，叫唐光杰，1959年毕业于重庆地质学校测量专业，四川南充人，是我的师父。我分配至云南工作时，进入他当组长的作业组，参加当时大三线建设的成昆铁路测绘勘察工作，在金沙江畔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野外工作。老唐是个“烟鬼”，每天要抽两盒“金象牌”香烟。“金象牌”是当年云南特产的中档烟，每盒三角钱，当时云南最贵的烟是红塔山和红山茶，每包五角一分，还有名烟“大重九”和“翡翠”，每包三角九分。当时我劝他最好戒烟。他则说：“不要命可以，不抽烟不行。”我拿他没法。
老唐走了，我失去了一位挚友。因而他给我的信，似成了绝笔。老唐在信中说：“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游云南时因交通闭塞，曾作诗叹曰：江山枉自秀，人物不风流。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已是江山秀丽人风流，云南无处不飞花。特别是秀山、秀柏对联成为历史文脉的传承史，更成为旅游热点。”
秀山，位于通海县城南的麓湖畔，出城数百米即是秀山公园。秀山距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45公里，至古代航海家郑和的故乡晋宁95公里。秀山自古以来享有“文献之邦”的美称，秀山螺峰顶上有一寺，名为“涌金寺”。寺内之“古柏阁”建筑稳固，柱石遍布楼底。其檐下所悬“秀山轻雨青山秀，香柏鼓风古柏香”为千古闻名的秀山第一回文对联。仔细品味对联，正反读，音韵完全一致，文理都通顺，而且抓住了秀山的自然特征，表达了双层含义，作者不仅深知秀山与香柏，而且文字引用也达到了巧妙绝伦的地步。古庙门前的那棵参天大树古柏种植于唐代，距今已1300多年，人称古柏。每当杨花结籽的时节，风动树枝就像鼓动香囊一样，发出扑鼻清香，沁人心脾。古往今来，有识之士到此瞻仰古柏，都有不同感受，得到不同启发。站在秀山上，脚下是40多平方公里的杞麓湖，四周波光潋滟，所见群峰列翠，湖上白帆点点，水天一色。
秀山青，雨轻山秀；香柏古，风鼓柏香。秀山青，令人流连忘返；香柏古，使人回味无穷。
把喜气贴到每一个角落
文/孙道荣
小时候在乡下过年，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年三十那天，贴对联。
是日午饭一吃，就可以着手贴对联了。春联都是早就写好了的，有读书人的人家，自己写，没有读书人的人家，就央别人写。调好一碗面，作为浆糊，先把门板上早已褪色的旧对联撕干净，刷上浆糊，再将对联小心翼翼地贴上去。因为门板上残存着往年的对联，所以，新对联必须要足够大，这样才能将旧对联完全覆盖住，所以，新年的对联一定要比上一年的对联又长又宽。于是，对联是一年比一年大，就像一年比一年美好的日子。
所有的门都必须贴春联，包括室内的门。如果不小心忘记了哪扇门，那就得临时赶写了，或者干脆直接裁一张红纸贴上去。你看到谁家别的门上都贴着写了字的春联，唯有一扇门贴着光光的红纸，不用说，这家负责写对联的大人或者小孩，一定是个糊涂蛋，数漏了自家的一扇门啦。
不但门上要贴，这些地方也要贴。鸡笼、猪圈、粮仓、牛舍，一个不能少。门对联是一家的脸面，又大又宽的春联，写着各种各样吉祥的对子。鸡笼、猪圈、粮仓、牛舍这些地方的春联，就小多了，内容也是年年都一样。鸡笼上贴的春联，年年都是“天天生大蛋，年年孵早鸡”；粮仓上的春联，永远是简单而美好的期盼——“五谷丰登”；至于牛舍上的联子，则是“日耕千亩田，夜吃三山草”。我曾经好奇地问大人，一日要耕千亩地，岂不把老牛给累死了？大人笑了，那只是人们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它一年比一年强壮，这样才有力量可以耕更多的地啊。
这些都贴好了，还没完，不是还剩下一些红纸头吗，找个地方，贴上去。
牛是农家一宝，过年了，它们没有新衣裳，那就给它的两只角，各贴一片红纸吧。牛最怕红色，你看看西班牙的斗牛士，手上拿的就都是一块红布，用以挑逗公牛。奇怪的是，耕牛似乎一点也不惧怕红色，至少你给一头老牛的角贴红纸片，它是绝不会拒绝的，也许，它也嗅到了新年的气息，希望沾一沾这一年中难得的彩头吧。在吃年夜饭之前，家家照例都要牵着牛出去遛一遛，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在村口，两头牛相遇了，互相瞅一眼，被对方角上的红纸片所吸引。倘若其中的一头牛角上光光如也，就立马矮顿了下来，仿佛一个新年而没有穿衣裳的孩子一样。
有人在羊角上也贴了红纸。羊与牛不同，它显得更桀骜不驯些，它抬眼看到了自己角上的异物，拼命地往树桩或墙角蹭，不出三分钟，那红纸片就只剩下了残存的星星点点。有人想了个办法，不贴红纸了，给它系一段红头绳吧。羊左蹭右磨，欲罢不能，急得在村头狂奔，红头绳在风中飞舞，遂成村中一景，又仿若一个通风报信的通信兵，告诉村中的孩子们，年，就要来啦。
那时候，村中最昂贵奢侈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所以，是一定要给自行车也贴张红纸片的。自行车瘦骨嶙峋，没有完整的一块，把红纸贴在哪儿，就成了一件颇伤脑筋的事情。办法总是有的，就贴在车把手上，左右各一片，垂挂下来，煞是好看。但新的问题又来了，骑车的时候，红纸条迎风招展，很容易被寒风撕成碎片，于是，骑车的人会慢慢悠悠地骑，耀眼的红纸条在慢风中徐徐飘扬，颇有得意之色。很快就有人恍然大悟，明白了其中的玄机，那是要让人们多看一眼他的宝马良驹——自行车呢。
这几年，村中的小汽车慢慢多起来了，自行车和后来的电动车、摩托车，已没有机会再骄傲地贴上红纸了，有车的人家，把最好的那张红纸，拿来写上对联，贴在了心爱的小汽车上。有人贴在了车挡风玻璃上，有人贴在了车门上，也有人在车的后视镜上挂了一个红饰品。去年过年回乡，在乡路上迎面看到一辆小面包车，左右各贴着四个大字：“小小环宇，任我驰骋”。不禁莞尔，只是不知道有没有挡住他的视线？
把对联和红纸贴到每一个可贴的角落，那是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愿望，希望新的一年，喜喜气气，吉祥平安。
老屋堂前那副对联
文/轻风流水程维
黄立华先生的《南街的同学》一文发表后，以其叙事写人之形象生动，评议笔调之幽默诙谐，很快在同学群和朋友圈里成为热传。
我作为主人公而出现在老同学的文章里，被包装成了一个挺有个性、颇有趣味的形象。于黄同学而言，这来自发小之情，亦在乎教授之心；于我而言，有得此等不曾有过的“亮相”机会，可以成为老同学研究学问的个案，也属有幸。
自鉴之，觉得黄同学画像基本属实，刻画入木三分；但亦不无夸张臆想。以我惯有的“认真”来看，老同学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的，手头还是少了材料依据。关于此文，黄同学在写《西街的记忆》时，就跟我吹过风了。那篇文章尚在“炮制”时，他曾发来让我看过；而这篇写南街——写我的，却是“出笼”前没发给我看，而是发往成都给吴同学看——让他事后来笑我：“文章五月里就拜读了，对你保密着。发表了，生熟就由不得你了。”一笑过后，我还是想，如果黄同学在“出笼”前跟我通个气，我则可以多给他提供点关于我本人，特别是我的家庭背景的文字材料——他的叙述评议当会更加客观，他的思索依据也当会更加丰富，从而也许能够生出一些新的所得来。
——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我就做点补叙，也算是为老同学文章的夸张和臆想作点纠偏吧，以更加有益于教授老同学的思考研究。
我并不是在一个规矩讲究多、约束限制多的环境中长大的，而基本上是在一个自由宽松、几乎无拘无束的“隔代亲”的氛围中长大的。
我1960年出生在内蒙包头，不到一岁时就因水土不服被父母送回老家来了，一直跟在爷爷奶奶身边；到18岁高中毕业，才“为了前途”而去“投靠父母”——当年奶奶在给我转户口时，那“缘由”一栏就是这样填写的。当年在南街老屋里的日子，我有《金色的记忆》、《老屋场院记趣》和《老屋厨事》的记述；与爷爷奶奶、伯公伯婆身边的相处，则有《爷爷的一份“交代”》、《没有文化的奶奶》、《一方天井，四水归堂》和《陪伴——最不平凡的美》的怀念。
“隔代亲”，给了我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对于我，爷爷奶奶并非一味的溺爱，但对我的管束，远远不同于早先对我父亲那样严厉——我后来从父亲口中才听说的。学龄前，犯了事，奶奶会打我，但家里还有一个阿婆（伯婆）；于是往往就是“奶奶打，阿婆帮”——“嚇几下”了事，而不可能像我父亲小时候挨打那样，要“作劲打，让他记得死死的”。不过，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幼体弱易病，奶奶为此吃尽了苦头，常说我是“一块血捧大”的，如何下得了手真打呢？我长大读书之后，爷爷奶奶管我就比较难了，因为我“读书识理”了！有《毛主席语录》在手，有广播里、报纸上“革命理论”的武装，老人们如何教育得了我？——他们说我一句，我可以顶嘴好几句。他们除了怄气，还能怎么样呢？无非就是通报我父亲，让他写信来训导我。……祖辈管孙辈就是如此，实际上放任多多。我还是一个老实胆小的孩子——换一个聪明顽劣的孩子，管得住吗？大概有鉴于此，我叔叔家的三个儿子，都先后在爷爷奶奶身边待过——都基本是小学毕业之前就被父母赶紧收回身边去了。
就我而言，个性的方方面面，有不少就是“隔代亲”的环境氛围造就的。
就一个孩子所学所务、立足社会和发展前途而言，我们这个家庭的讲究，就是要追求“实在”，要学得一门能够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爷爷伯公都是做生意的，自不必说；而我父亲和叔叔的事，则颇值得一说。
父亲1951年毕业于休宁中学，当时学科成绩总体比较好，偏爱文科。他晚年在跟我聊天是还曾不无得意：“我读高中时作文好，毕兆龙老先生经常给我打三个泡（在作文题目边上画三个圈，大概就是“优等”吧）。”那时，他有两位很要好的同学，一位姓段，另一位姓许，也都是文科好手。高考之后，段、许两位都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唯有我父亲，因为爷爷一句“要学就学个有实际用场的专业”，而在填报志愿时填了上海财经学院。他所学的专业是计划统计，但毕业分配却到了内蒙一机厂（617厂），专业并不对口；于是又被安排到哈尔滨一个什么工厂去学习企业管理——此后这就成了他一辈子的事业。我叔叔1956年毕业于休宁中学，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西安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所学专业是无线电。毕业后留校教书；复员后到了合肥一家无线电厂工作。再后来，就是成了这家工厂的总工程师。这就是说，我父亲和叔叔，也同爷爷伯公一样，都是靠“一技之长”吃饭的。至于我，当了一辈子教师、能够被选用到学校办公室去写材料，也算是没有走样。
黄老同学在文章中说我“天性非常聪明，语言能力和模仿能力都特别强”，还有什么“才思”、“敏锐”之类，这就未免就拔高、走样了。我的语言能力谈不上强，模仿能力是有一点点；也就仅此而已——用休宁话讲，都是“摆不上桌面”、“夹不上筷”的，离“聪明”二字有十万八千里之远！不过老同学也说得很对，倘若当年要就着这点“天赋”去考大学学表演，我父亲是绝对不会准许的。我妹妹从小跟着父母长大，头脑聪明悟性好，小时候练过体操，很有舞蹈天赋，中学时代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但我父母就是没让她去考艺校学表演。1978年夏天在黄同学家，我曾经目睹这样一幅图景：房间里擦得溜光的红色木地板上，父子俩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席地而坐，一面对弈，一面进行着朋友式的平等闲聊。——如此氛围，在我父亲和我之间，是不曾有过的。我的父亲对我一直很严厉。
不过相对于爷爷和伯公而言，真正对我影响深刻的，还是我父亲。他聪明好学智慧丰富，与时俱进事业心强；一辈子献身于军工事业，在工厂领导岗位上工作二十多年；喜欢办工厂，不喜欢坐机关，曾几次谢绝调往省级政府机关工作；长于生产管理和经营运作，尤其擅长市场预测和新产品开发。他光明磊落不恋权利，在他感觉到因为某些原因工作难以顺心如意的时候，他坚决辞去厂长职务，宁愿改任总经济师。如此任职走向，在“只能上，不能下”的官场现实中，是极其少见的。我一直很崇拜父亲。虽然由于天分原因，我没能传承父亲的聪明睿智，没有他那样的事业，没有他那样的奋斗天地，但我仍然传承了他的勤恳与厚道，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自己之所能，做到了像他那样做事，像他那样做人。
多年来，黄同学一直对我家那座祖传老屋印象深刻。其实那老屋正屋并不大，只是一个“四合屋”——四个房间一个天井，并无大厅偏厅；主要是屋后院子大，菜园大。之所以如此，大约因为过去这房子不过是某个真正的“大屋”的附属建筑罢了——详情我也不清楚。老屋结构极其简单，档次仅此而已；“典型传统徽州古民居”大概算不上。
老屋以《朱子家训》为中堂，引发了黄同学不少的臆想，诸如“每次出来玩，必要事先禀告是跟谁玩，回家的时间必须在几点之前”，“哪些活动不许参加，哪些人不能来往”等等。如此之类，不能说一点影子都没有，但我当年所受到的管束，远远说不上有那么严厉、教条。
然而，中堂两侧还有一副“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对联，在老同学的文章中，却未见提及……
外公和春联
文/汪职坤
提起过年自然会说到春联，说到春联我则一定会想到外公。
外公不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上世纪30年代，外公因读了几年的私塾而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文人，在外公的同年龄人眼里，外公总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加上外公的宽和与热情，常会有人找外公替他们写信、算账，写写春联什么的。
上世纪70、80年代的农村是很少有地方可以买到春联的，人们往往是买回红纸找人代写，因为外公写得一手好字，过年替乡邻写春联便成了他当仁不让的义务。
每年腊月二十七的大集之后，便有人陆续拿来红纸让外公给写春联，这时他便会忙碌起来。别人拿来的纸都是整张的，外公总是先要问明人家需要什么样的对联，如：几副门板，几副门框，几个横批，几个福字等等，然后根据需要把红纸裁成长短、宽窄、大小不同的条条块块。总记得外公写对联时的样子，一张四方矮桌放在炕上，他双脚分开站在炕沿的地上，低头俯胸在小桌上，凝神屏息、神情专注。外公拿过一张红纸先上下左右地目测一下，太长的纸需要按字数多少及字迹大小将纸折出暗格，稍短一点的纸，则直接下笔。奇怪的是，无论是折了暗格的，还是直接下笔的，外公写出的字总是横平竖直，整整齐齐。那时的我们根本说不上外公的字如何好法，但却会在一旁专注地看。喜欢看外公笔下的直竖，状如露珠，垂而不落，更喜欢外公的“点”笔，下笔之处如一颗小小的炸弹，落地铿锵有声。
外公每写完一副对联总是上上下下地看，那目光里有欣慰也有挑剔。外公写对联很少用墨汁，都是自己研墨，不知道当初是因为墨汁的效果不好，还是为节省外公才这样做的，现已无从考证。总之，外公研墨时那淡淡的清香会溢满房间。外公也会让我和舅舅帮他研墨，看到我们把身上、脸上弄个乌七八黑，他会开怀大笑，似乎这才是让我们研墨的真正目的。外公对联的内容总是不落俗套，有从最新的杂志上摘来的，也有自己构思的，有时外公也会让我们开动脑筋，外公当然不会采用我们那些幼稚的童话，不过听完之后，也会开怀大笑，仿佛让我们勤于思考才是外公的真正目的。
外公写对联的那几天，家里的每间屋子都摆满墨迹未干的对联，桌上、柜子上、橱顶上、甚至床上，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玩着自己的游戏，或看着外公专注地忙碌着。有时外公会写到很晚。因为那些墨迹未干的对联占据了我们睡觉的地盘，我和舅舅困极了，只有挤在屋角，仰着红彤彤的小脸，闻着墨香打起深深的瞌睡。不识字的外婆则会高擎着蜡烛，看着外公的每一个动作，品味着对联上的每一个笔画。
外公一定会在大年三十的上午把所有的对联写好，然后把其送到每个乡邻的家中。大年初一的早上，我和舅舅最喜欢到每家的门前看对联，红红的纸，黑黑的字，看到外公的笔迹鲜活地伫立在各家的门上，我们往往会对小伙伴们自豪地炫耀：“这是我外公写的”。
年，年年过，对联，年年贴，可是外公不在却已多年，各家门上的对联依然是鲜红如昨，字迹依然墨黑如初，但却再找不到外公那苍劲而熟悉的笔迹了。
爷爷的对子本
文/韩俊君
每次搬家，就像一次清零。新家将旧物什几乎都挡在门外，但是爷爷的对子本是个例外。
对子本A4大小，线装，毛头纸，一寸厚。纸张在岁月的风雨中泛黄，封面业已发黑，爷爷的名讳“韩维聪”三个字更是模糊不清。用硬纸重新做了个封面，更凸显了老旧，如一个耄耋的老者，突然披上一件新衣，与左右的书籍格格不入。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外地学徒、经商的经历，拙于农活、擅长厨艺等都源于爸爸妈妈的琐碎回忆。但是，他是我的爷爷，自然奢望与之心灵对话，却渺不可得，所幸他留下了这本对子本。
对子本是爷爷用工细小楷誊录的，印刷体般工整，又飘逸舒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到年关，爸爸都会放下炕桌，摊开对子本写春联。街坊四邻坐在炕沿上，吸着纸烟，帮爸爸按着红纸的边角，在飘着肉香的空气里，一边追慕爷爷字的漂亮，一边赞叹对联的内涵，同时挖苦一下某些对联的浅薄。实际上，爸爸的毛笔字功力跟爷爷无法相比，但爸爸依旧要忙到年根。后来甚至赶鸭子上架，让我写了几年。所幸后来集市上开始贩卖现成的春联，我的窘状终于得以结束。
爷爷的书法是精妙的，对联的内容更是精粹的。我喜欢上了那一副副来自遥远时代的对联，揣摩其中的语言、对仗、典故，琢磨参详，以《对联中的文化》《对联中的语文知识》为题发表在杂志上。我写了40余篇教育教学论文，最中意的就有这两篇。
我的祖辈从山东逃难到河北，非显赫家族，无傲人资产，所幸爷爷顽强谋生，养育了一个大家庭，而且不忘练好书法、习得文化。“诗书传家”是多么让人神往的啊，虽然多数家庭都无法企及。但爷爷一笔一画精心书写、浸濡过的对子本，爸爸也一定品鉴过，现在则传给我去领受教益。一代一代人的联结不仅仅是血缘的。爷爷留下这个与后人精神对话的媒介，于我而言即是煌煌的精神财富，爷爷与对子本同在。
今后难免还会搬家，不管搬到何处，我都会置办一个书架，放上钟爱的书，在这些书的C位，恭恭敬敬地摆上爷爷的对子本。
又把新桃换旧符
文/梅英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日历上的数字总叫人触目惊心。不觉间，2016年的366天已翻过去堆在身后，2017年元月也已近半！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却又越来越远。
沿着中华大街从西向东，远远地，便看见路北边的人行道上一片火红。大红的对联，高歌的金鸡，喜庆的灯笼，使腊月的街头添了些许年味。如果不是这些年货小摊，我真的不知道小城平日的一天和“年”有什么不同：站台边总是挤满了坐13路，313的人，车行在这里总显得拥堵，路边常有进城卖山货的老农，超市门前常有活动搭台促销唱戏，每天都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回农村看看，除了腊月的村集，似乎也看不到一点为年忙碌的景象。没有小孩子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天天掰着指头朗朗地唱：“二十三，打发老爷上了天。二十四，扫扫家地扎根刺……”没有小孩子还眼巴巴地盼望哪怕是三尺花布缝制的新衣服。不见了磨豆腐的磨坊，更听不见邻里之间商量排好日子磨豆腐的热火话。不见了院子里为蒸馒头蒸“黄蒸”垒的烧柴土砖炉，也没有谁还去帮邻居做年食。
生活就像宋祖英歌里唱的“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以前忙忙碌碌一腊月，为的是正月里有丰富的吃喝玩乐，避免因准备不足而有钱难买。以前的过年就是过年，一年来所有的劳碌和疲惫，都在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放下，点着噼噼啪啪响起的“大地红”鞭炮，让旧年的一切不顺不快统统烟消云散。过年，就该好好享受享受几天，商铺关门歇业，农人也“坐吃山空”，过了十五，年味淡去，再开始为新一年的生计做打算。
现在，便利的生活条件，随心购，随便买，蔬菜水产水果副食……大小超市过年都不打烊，贵贱图新鲜，好歹图方便。腊月里还用忙什么？
小时候邻居冯大伯腊月是最忙的，他家也是最热闹的，因为他会写毛笔字，现在想起他的字颇有“颜味”，邻居们都排队请他写对联。他端坐在一张木桌后，接过乡邻裁好的红纸，按主家的意思，大门一幅大对联，屋门几幅小对联，门神、天地、灶君、财神等神龛联，猪圈上写“肥猪满圈”，鸡窝上写“鸡肥蛋大”，水井边写“活水清泉”，老树上写“树大根深”，马车上写“出入平安”，马槽上写“槽头兴旺”，院子里写“春回大地”、“万紫千红”、“气象更新”等等等等，当然少不了几个大“福”。如此一套写下来，地上，箱盖上，桌子上到处晾着年的颜色，满屋子说笑着浓浓的年味。
排队写对联是我的活儿，我很乐意完成这个工作。我喜欢静静地站在冯大伯的旁边，出神地看他手里的毛笔，自然、随意地“画”成一幅幅漂亮的对联，小心里好生羡慕。等我长大些再去排队写对联，叔叔伯伯们就逗我：“大学生了，回家自己写去！跟老农民挤什么呀！”我惭愧地笑笑，十八岁那年腊月，我哆哆嗦嗦拿起毛笔，从早上开始，熬到傍晚，才“画”成了冯大伯十分钟就搞定的作业，过年羞涩得贴在墙上，不敢被人看，不敢被人问：“这谁写的呀？”
好不好我再也不敢写了，冯大伯再也不用写了——大家开始买对联，千户同联，数年一联，一种笔体一个味道。
满街飘飘的红春联，我却看不到一丝生动。许是少了儿时连蹦带跳去买一张红纸的兴奋，少了小心翼翼拉一条细线裁纸时的开心，也不会有用剩下的红纸做成风车扎在高粱秆上满街呼呼转的欢悦。大年初一的晨光里，那些喜欢文墨的老人挨门挨户欣赏对联的别样风景，装成一帧黑白照，永远地藏在回不去的那些年里，离2017越来越远，越来越淡……
浓浓的年味贴出来
文/钱国宏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大红的对子与精巧的“零碎”，把一个火火的年迎到了村屯巷陌！对联与“零碎”也便成了乡村重量级的春节元素！
在乡下人眼里，对联与“零碎”是年的标签。在我的故乡，过年时就有家家贴些年味十足对联与“零碎”的习俗。过年时，家家都在大门上、窗框上贴上大红的对联和楹联；而写那些对联、楹联时裁剩下的边角下料，不扔，再写上一些土里土气、不太工整的词儿，贴在院里屋内，这便是“零碎”。零碎是对春联和楹联的补充，别看它们零零碎碎，可缺了它们，年味就会清淡许多呢！
过年写对联是件很庄重的事：火炕上铺块个方桌，研好墨，铺好纸，沏好茶，然后请来喝过墨水的“文化人”，挥毫泼墨！那一招一式，瞧着，都很神圣！而写“零碎”就不必这般兴师动众了，八仙桌、炕沿、土炕、锅台，甚至是大腿上，逮哪哪写，哪方便哪写。写的人也不必是“文化人”，粗通文墨甚至是刚刚背上书包的孩子都可以操笔——零碎写的那些词无须构思，想啥写啥，写啥是啥，是啥贴啥。于是，一块块或长或短或宽或窄的零碎便纷纷扬扬，哗啦啦地飞遍了农家小院的角角落落，邀来了一缕缕年味、一片片春光。
看吧，灶台上贴了“香满乾坤”，家庭主妇煎炒烹炸更有了麻利劲儿；大门墙贴上了“满院春光”，果然就把春光邀了进来；“鸡鸭成群”贴在鸭舍鸡窝边，鸭们鸡们抖然精神着呢！牛羊也神气着哩，因为它们的圈贴上了恢弘大气的“六畜兴旺”！水井是乡下人的命脉，自然盼望它能“清泉长流”，滋润民间；农家院里憧憬啥呀？当然是“五谷丰登”啦，所以在家家粮囤上总能读到这类的期盼；车老板最关心的是自家拉柴载货的马车，所以“出入平安”是头等重要的；五谷轮回之时，谁不想“如厕如意”呢！……
寒风中，一条条零碎就这样晃在乡下人的眼里了，印在乡下人的心里了，那红纸那墨字，要多醒目有多醒目，要多帅气有多帅气！甭管是善意的提醒，虔诚的企盼，还是美好的憧憬，真诚的祝愿，句句都是掏心窝子，条条都是掷地有声！每每零碎写好，大人孩子便争先恐后地抢在手，然后像古代县官当堂看状纸一样，摇头晃脑地“顺”下来，边看边朗读，边朗读边咂嘴：“好，这个写得好！”“这句写偏了，再写狠点就对喽！”写零碎的人像小学生听讲一样谦虚：受到表扬了，也不喜，闷头再一气呵成写几条；遭到批评了，也不恼，歪着脑瓜冥思苦想，再编几句新词。恰恰是因为零碎写的都是乡下人的心里话、大实嗑，所以远比那些对联、楹联和倒贴的大红“福”字要翔实而亲切得多，零碎所带来的生活的气息和家的温馨，汇在浓浓的年味里，在村屯之间诗意地流淌着——一条条零碎，就这样倏然暖了凛冽的冬……
屋外的零碎晃花了人们的眼睛，屋内的零碎也同样精彩着哩！看吧，山墙上贴的“春条”——报春的条幅，让乡下人读出了春天的温度，闻到了年的馨香：“宜入新春喜气发，全家老少乐开花；去年挣了六万五，今年挣它八万八！”词是实了点，但绝不“水”，读了，既“解渴”又“长气”！当然，春条也偶尔会成为个别人的“撒气筒”。老家一位老者因嫌一个后生家贫而搅黄了女儿和后生的婚事。春节前，老者请后生写幅春条，后生把心里窝着的一肚子火都撒在春条上：“金鸡满架，一个蛋不下，憋得满院乱咯嗒；肥猪满圈，全都完蛋，剩下一头送庙里还愿！”如此的“祝福”绝对另类，看得乡亲们捧着肚子乐弯了腰，臊得老者差点把脑袋藏粮囤子里。
斗转星移家万里，难舍零碎一片情。每年春节，蜗居城市的我都要风风火火地回到乡下老家，一来与父母过个团圆年，二是体味乡下浓郁的年味。当然，这其中还包括挨家挨户地读对联与零碎——那是勤劳的家乡人最朴实的心声，也是村庄里最真实的、带着泥土味的乡音啊！
父亲的春联
文/刘磊
过年是我父亲最自豪的时候，因为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常有四邻八家的来索要春联。父亲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潇洒地挥毫泼墨，一气呵成，然后仔细端详一番，自己觉得满意，才郑重其事地叫人带走。
我常常奇怪，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读过两年书，竟然能写龙飞凤舞的毛笔字，让我这个大学毕业的人，也自愧不如。父亲不光能写，还能自创一些对联，虽然不算工整，却也常常让人耳目一新。
记得我高三那年，对我的学习从不过问的父亲，竟然写了一副对联，还贴在了我家大门上。上联是“人生年少只一次，勤奋才是”，下联是“泥罐子成不成器，出窑便知”，横批“高考倒计时”。我每天出来进去就瞅见这副对联，顿感“压力山大”，再也不敢偷懒，一头扎进“书山题海”里面用功去了。那年我有幸考上了省重点大学，亲朋好友都来祝贺，父亲也扬眉吐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即写了一副对联贴于大门之上。上联是“咦！哪里锣鼓喧天？”，下联是“嗨！我儿金榜题名！”，横批“心情大好”。看了父亲写的对联我哭笑不得，可是亲朋好友教子的时候都会说：“学学人家那小子，真争气！”有时候我就想，我那年考得好，父亲的对联真是功不可没呢！
记得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对父亲写的春联有两副记忆深刻。我们村里有一个不讲信用的商人，贷款、集资亲朋好友的钱，说是要办厂，出去考察，结果把钱拿到澳门去赌博，全输掉了，弄得债台高筑，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我父亲有感而发，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贷款集资充阔少”，下联是“倾家荡产祸子孙”，横批为“浪子回头”。另一幅春联是父亲写给村里一个空巢老人的。她唯一的儿子在外地工作，过年也没回来陪陪老人。父亲给他家写了一副春联，上联是“三间大瓦房，出来进去就一人。”，下联是“一台电视机，喜怒哀乐全靠它。”横批“听说有儿”。别小看这春联，贴上没多久，就有人给她儿子打电话了，她儿子羞得张口结舌，当天就买了车票，说马上回家。
今年一进腊月，我就打电话问父亲：“今年的春联写好了吗？我等着看呢。”父亲顿了顿说：“今年没词。”弟弟赶紧接过电话说：“哥，早写好了，我给你念念，上联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下联是‘岁数这么老，哪也去不了。’横批‘在家过年。’”
我一时语噎。是啊！父亲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一直守着那个小村子，从没旅游过。大都市的繁华对父母来说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做儿子的真是太疏忽了。若再不趁着父母身体还健康，带父母出来走走，就真成遗憾了。我深呼一口气，平静了一下心情，大声对着电话说：“等我放了年假，咱们来个自驾游，你们想去哪咱就去哪，怎么样？”
电话那头是父亲爽朗的笑声和一连串的“好，好，好！”
市书法家协会送春联下乡。
年的味道
文/李鑫
一说到过年，一首儿时的童谣就开始在脑海里徘徊：“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割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每年到了腊月，各种各样的习俗便纷至沓来。
在我们的记忆中，关于年味的回忆总是美好的，如期而至的皑皑白雪，长辈们给的几块压岁钱，家家户户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还有那满眼的“火红”。记忆中，年的味道是和睦的、浪漫的、温暖的。那时节过年，是“姑娘要花，小子要炮”。孩子从上一个年刚过完，就掰着手指数日子，盼着过下一个年。因为只有过年，姑娘才能买花衣裳，男孩儿才能买一两挂鞭，全家人才能聚在一起吃顿饺子、吃顿肉。那时节，男孩儿们放鞭，舍不得一挂一挂地放，都是点上一根香，揪一个放一个。那花衣裳，年前买好了，忍着等到了大年初一早上再穿。年的味道，总是那么醉人，那么诱人，总是那么让人记忆犹新。
如今，人们日子越过越好，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而年味儿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需要人们去品味。
今年过年，在去走亲访友的路上，一切都像约定好的一样，每一户大门上的对联竟一改往年的复印品，换上了那久违的手写对联。对门李大伯写的一手好字，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当过年，村子里好多人都慕名而来，只为求一副李大伯那手写的对联。之后复印品流行开来，人们也都为了省事，李大伯也就好几年没动笔了。近些年，过年找李大伯写对联的人又渐渐多了起来，今年尤其多，我有些好奇，邻居张大伯一番话点醒了我：“之前图省事儿，可这复印品对联老‘撞衫’，现在咱农村文化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从今往后啊，咱要来点儿不一样的。”李大伯也很高心能再次提起笔来，挨个儿为大家挥毫，用大伯的话讲：“这才叫过年嘛。”
老一辈一直有着这样的一个习俗：年轻人要守年夜，辞旧岁。为的就是不让供桌上面燃着的香火不灭，寓意家里香火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除夕之夜，屋里的灯也会一直亮到天明，这叫做“长明灯”，寓意家里的子子孙孙前途一片光明；炉子里的火苗也要保持烧到天明，寓意来年一切都会像那燃着的火苗一样兴旺。从我懂事儿开始，每年大年三十儿晚上都会跟家里人一起守年岁。吃过饺子后，一家人就守在电视机旁，边看春晚边唠唠家常，每当春晚主持人开始倒计时时，外边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便活跃起来了，听到那噼里啪啦的声响，才感觉到原来守年岁的还有这么多人，才感觉到年它真的来了，才感觉到年味儿其实并未走远。
第二天一大早，奶奶会悄悄的走到我的床边，温柔的呼唤着我的乳名，轻声的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孩子，该起床咯，总不能第一天就睡懒觉啊。”每次听到，再怎么困，我都会醒来，然后脑袋瓜就从被窝里探出来，跟奶奶道一声新年好，这个时候，奶奶就会拿出几张新崭崭的压岁钱，“来，给我家孩儿压压岁。”奶奶的压岁钱，无论多少，对我来说，都是最最温暖心窝的。小的时候，奶奶如此，长大了，毕业了，后来工作了，奶奶依旧如此，像许多父母长辈们一样，在每一年的第一天，依旧把最美好的祝福，最疼爱的心，汇结在那可能并不是很多的压岁钱中，在新年的第一天，送给他们疼爱的儿女们。
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年龄越大，就觉得年味儿越淡，因为回不到儿时的时光而感慨万千。但是，人总得长大，总得接受不同年龄阶段不一样的年味儿带来的感觉。年的味道，未曾改变，依旧是那样和睦、浪漫和温暖。
父亲与对联
文/李杰
大年临近的周末，与妻子和女儿一道回到老家，一家人围炉而坐，家长里短地拉家常。弟弟告诉大家，过年贴的对联他已经在网上买了，叫我跟父亲不要再为这个事情操心。我惊奇地说：“太好了，现在连对联都能在网上买了，真方便！”可父亲听到弟弟的话后，却像以往我们谈及对联一样，一脸似笑非笑的复杂表情，喉咙抽动了几下，却没有发出声音。
其实我心里明白父亲为何会出现那种一提对联就欲言又止的复杂表情——他与对联之间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结。
父亲读书时一直很认真，成绩较好，还没读完小学就因为成绩拔尖被学校保送去县城读师范，只是因为当时家境贫寒，没有钱，才忍痛割爱地舍去了可以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机会，无奈地选择在家务农。
由于有文化而且字写得好，寨子里谁家有个大物小事都请他去帮忙挂礼，而且很快便在那个吃大锅饭的时代成为生产队的会计，后来当了村干部。由于算盘打得又快又准，父亲还被当时的粮管所、烟叶站等临时请去帮忙搞复核工作，干上几个月后，得到一些钱贴补家用。后因视力不好、思维不活、年纪大等原因，父亲申请辞职了。
在那些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到过年，父亲总是寨子里的大忙人，左邻右舍的寨邻老幼们都请他去帮忙写对联。除夕那天，天刚刚亮，便会有人来请父亲去写对联，父亲便拿着毛笔和摘抄有对联的那本红色笔记本，急匆匆出门。到了主人家里后，主人便会收拾家里的八仙桌，拿出早已买回来的墨汁和红纸。父亲向主人询问一下需要撰写对联的幅数，便开始裁纸，裁好纸后，叫主人找来一个小碗，把碗倒扣在八仙桌上，把墨汁倒进碗底，然后打开笔记本让主人选对联，选好后，父亲便开始写对联。通常都是在上一家人的对联还没写好的时候，便会有下一家人等着请父亲去写对联了，就这样一家接一家写个不停。
农村人过年那天事情特别多，可是我家的事情是不能指望父亲的，于是我跟弟弟、妹妹在母亲的安排带领下以及对父亲的埋怨中，一项一项地抓好落实。尤其是听到母亲对父亲的埋怨后，大过年的惹得我们几姊妹心情都不好，绷着脸默不作声地做事情。当时年幼的我们心里曾幼稚地觉得过年有什么好的，心情还不如平时舒畅和开心，多么盼望过年的时候父亲能不去帮寨邻老幼们写对联，帮家里做点事情，少惹母亲生气，一家人开开心心团团圆圆过个年。
最可气的是，当左邻右舍的父老乡亲们都在放鞭炮、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们几姊妹跟母亲却在等父亲回来，跟大家一起放鞭炮、吃年夜饭。在那个别说手机甚至连座机都没有的时代，我们连父亲还在哪里都不知道，有时候一直等到凌晨，父亲才迟迟归来，那时候才发现竟然连我家的对联都还没有写。大家都带着埋怨的情绪，配合着父亲拉着裁好的红纸让他写对联，写好后拿到火上去烘干，然后用浆糊或米汤贴到门框上，弄得大家都呵欠连天，已经没有了吃连夜饭的胃口的时候，才开始放鞭炮、吃连夜饭。
感谢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让父老乡亲们的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大家都挣到了钱后，为了方便，都去集市上买对联，不再在过年那天请父亲去写对联了，才让我的父亲从过年那天的繁忙中得以解脱，一家人一个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地过大年。
从大年那天写对联的忙碌中解脱出来的父亲，仿佛便失去了什么一样，变得魂不守舍、沉默寡言，做事情也是丢三落四的，过了好些年才从那段繁忙的记忆里走出来，接受了现实。
每一段经历都是一段记忆。父亲也一样，当我们在闲谈中谈及对联的时候，父亲总是一脸似笑非笑的复杂表情，原因就是他跟对联之间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不经意间点燃了那段记忆，勾起了他的回忆。
父亲和春联
文/赵文茹
年越来越近，年味也越来越浓。商场、超市和摆地摊的贩子，纷纷摆出一处空地儿，来专门买卖大红的春联和花花绿绿的年画。置办年货的人，磨肩擦踵，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把浓郁的年味气氛宣散在空中。
这让我想着30年前和父亲在一起过年的种种情形，不知不觉，泪眼模糊。
每到入冬，父亲开始忙碌着储蓄过冬的物品和食物，比如买炭、挖菜窖，买冬菜。等忙完一些零零碎碎的活计后，父亲开始到外面找活干，为我们过年挣点零花钱。一个冬天，他不让母亲做外面的任何事，“专职”给我们兄妹八个做棉衣棉裤棉鞋和外罩。母亲把一家人的衣服全部拆洗完，然后重新分配，实在不能穿的，再翻个布面，改小，给更小的孩子穿。
每到春节，我们家八个孩子，全有新衣服穿。大年初一，八个孩子的枕头下面都有一笔数目不小的“压岁钱”，这在村里，是独一无二的。
父母对我们花压岁钱不管也不问。我们各买各自喜爱的物品。男孩买鞭炮，拆开来，在街上零打碎敲地燃放；女孩子则买喜欢的饰物，花头绳，发卡之类的。
平时无论多忙多辛苦，一到过年，父亲什么活计都不干了，专心专意地过年。他说：“辛苦一年了，老祖宗安排咱过年，就是让咱休息的。”
记得九岁那年腊月二十八，我和父亲一起到街上买春联。父亲没读过书，但对春联很是讲究。我给他念对联的内容，“喜气洋洋过春节，身强力壮迎长征”“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等等，我们走遍了所有摊位，父亲都不满意。
我说：“要不你买几张红纸，我写对联，如何？”父亲高兴地说：“我怎么没想到俺闺女念到大学问了呢！”
我找出老书，对着对联集锦，歪歪斜斜地写了一幅对联：春满人间百花吐艳，福临小院四季常安，欢度春节。
父亲立刻把它贴在了大门上，然后又让我按照他的意愿编写了一幅：家有八宝龙腾虎跃，好好学习为家挣光，蒸蒸日上。
父亲别提多高兴了，亲朋拜年时，他指着门上的对联不停地夸我，以至于以后每年春节前，我们父女都忙呼着给村里人义务写春联。
我工作成家以后，父亲依然忘不了我写的春联。有时因工作我不能赶回家过年，过年前父亲无论如何都要来我家一趟，然后带着我写的春联满意归去。
今年春节，我不写春联了。喜欢我笔迹的父亲，在2007年，离春节还不到90天的日子前，不顾母亲和我们八兄妹的祷告和呼唤，洒脱地去了，去了人生末世都向往的天堂。
父亲，天堂里有没有春联？
父亲的春联
文/刘磊
过年是我父亲最自豪的时候，因为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常有四邻八家的来索要春联。父亲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潇洒地挥毫泼墨，一气呵成，然后仔细端详一番，自己觉得满意，才郑重其事地叫人带走。
我常常奇怪，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读过两年书，竟然能写龙飞凤舞的毛笔字，让我这个大学毕业的人，也自愧不如。父亲不光能写，还能自创一些对联，虽然不算工整，却也常常让人耳目一新。
记得我高三那年，对我的学习从不过问的父亲，竟然写了一副对联，还贴在了我家大门上。上联是“人生年少只一次，勤奋才是”，下联是“泥罐子成不成器，出窑便知”，横批“高考倒计时”。我每天出来进去就瞅见这副对联，顿感“压力山大”，再也不敢偷懒，一头扎进“书山题海”里面用功去了。那年我有幸考上了省重点大学，亲朋好友都来祝贺，父亲也扬眉吐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即写了一副对联贴于大门之上。上联是“咦！哪里锣鼓喧天？”，下联是“嗨！我儿金榜题名！”，横批“心情大好”。看了父亲写的对联我哭笑不得，可是亲朋好友教子的时候都会说：“学学人家那小子，真争气！”有时候我就想，我那年考得好，父亲的对联真是功不可没呢！
记得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对父亲写的春联有两副记忆深刻。我们村里有一个不讲信用的商人，贷款、集资亲朋好友的钱，说是要办厂，出去考察，结果把钱拿到澳门去赌博，全输掉了，弄得债台高筑，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我父亲有感而发，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贷款集资充阔少”，下联是“倾家荡产祸子孙”，横批为“浪子回头”。另一幅春联是父亲写给村里一个空巢老人的。她唯一的儿子在外地工作，过年也没回来陪陪老人。父亲给他家写了一副春联，上联是“三间大瓦房，出来进去就一人。”，下联是“一台电视机，喜怒哀乐全靠它。”横批“听说有儿”。别小看这春联，贴上没多久，就有人给她儿子打电话了，她儿子羞得张口结舌，当天就买了车票，说马上回家。
今年一进腊月，我就打电话问父亲：“今年的春联写好了吗？我等着看呢。”父亲顿了顿说：“今年没词。”弟弟赶紧接过电话说：“哥，早写好了，我给你念念，上联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下联是‘岁数这么老，哪也去不了。’横批‘在家过年。’”
我一时语噎。是啊！父亲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一直守着那个小村子，从没旅游过。大都市的繁华对父母来说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做儿子的真是太疏忽了。若再不趁着父母身体还健康，带父母出来走走，就真成遗憾了。我深呼一口气，平静了一下心情，大声对着电话说：“等我放了年假，咱们来个自驾游，你们想去哪咱就去哪，怎么样？”
电话那头是父亲爽朗的笑声和一连串的“好，好，好！”
市书法家协会送春联下乡。
记春节
文/孙犁
如果说我也有欢乐的时候，那就是童年，而童年最欢乐的时候，则莫过于春节。
春节从贴对联开始。我家地处偏僻农村，贴对联的人家很少。父亲在安国县做生意，商家讲究对联，每逢年前写对联时，父亲就请写好字的同事，多写几副，捎回家中。
贴对联的任务，是由叔父和我完成。叔父不识字，一切杂活：打浆糊、扫门板、刷贴，都由他做。我只是看看父亲已经在背面注明的“上、下”两个字，告诉叔父，他按照经验，就知道分左右贴好，没有发生过错误。我记得每年都有的一副是：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这是父亲认为合乎我家情况的。
以后就是树天灯。天灯，村里也很少人家有。据说，我家树天灯，是为父亲许的愿。是一棵大杉木，上面有一个三脚架，插着柏树枝，架上有一个小木轮，系着长绳。竖起以后，用绳子把一个纸灯笼拉上去。天灯就竖在北屋台阶旁，村外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望见。母亲说：这样行人就不迷路了。
再其次就是搭神棚。神棚搭在天灯旁边，是用一领荻箔。里面放一张六人桌，桌上摆着五供和香炉，供的是全神，即所谓天地三界万方真宰。神像中有一位千手千眼佛，幼年对她最感兴趣。人世间，三只眼、三只手，已属可怕而难斗。她竟有如此之多的手和眼，可以说是无所不见，无所不可捞取，能量之大，实在令人羡慕不已。我常常站在神棚前面，向她注视，这样的女神，太可怕了。
五更时，母亲先起来，把人们叫醒，都跪在神棚前面。院子里撒满芝麻秸，踩在上面，巴巴作响，是一种吉利。由叔父捧疏，疏是用黄表纸，叠成一个塔形，其中装着表文，从上端点着。母亲在一旁高声说：“保佑全家平安。”然后又大声喊：“收一收！”这时那燃烧着的疏，就一收缩，噗的响一声。“再收一收！”疏可能就再响一声。响到三声，就大吉大利。这本是火和冷空气的自然作用，但当时感到庄严极了，神秘极了。
最后是叔父和我放鞭炮。我放的有小鞭、灯炮、塾子鼓。春节的欢乐，达到高潮。
这就是童年的春节欢乐。年岁越大，欢乐越少。
前几年，每逢春节，我还买一挂小鞭炮，叫孙儿或外孙儿，拿到院里放放，我在屋里听听。自迁入楼房，连这一点高兴，也没有了。每年春节，我不只感到饭菜、水果的味道不似童年，连鞭炮的声音也不像童年可爱了。
今年春节，三十晚上，我八点钟就躺下了。十二点前后，鞭炮声大作，醒了一阵。欢情已尽，生意全消，确实应该振作一下了。
过年赶集
文/韩浩月
这两年流行送对联，最近半个来月，就收到了七八种对联礼盒。现在的对联，多是印刷体，不少还是取自名人手迹，比如鲁迅、胡适等，漂亮归漂亮，但却少了墨水的味道和气息。
以前在老家县城过年，赶集的首要事情就是买对联。那会儿印刷的对联极少，大多是本地书法高手提前一两个月就写好的。我最喜欢买现写的对联，撰写者气定神闲，毛笔一挥，几分钟就是一副新鲜出炉的对子，购买者交了钱，乐滋滋地站在一旁等墨迹干透，卷起来带走。
因为晚上要吃年夜饭，年三十的集只有半天，上午的时候，电影院那儿的十字街头挤得水泄不通，凑热闹的人也不少，仿佛能把人挤暖和一些似的。过了中午，人就潮水一样退下去了，剩下零零散散准备打烊的摊主们。还有一些不甘心回家的孩子们，在一地甘蔗皮和鞭炮皮里，寻找着人们掏钱时不小心掉地上的钢镚。
上午赶年集，还能遇到舞狮队。舞狮队等了一年，终于等到了年三十，看见狮郎手里挥动的绣球，激动得上蹦下窜，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舞狮队只去大单位门口，比如县政府、财政局、武装部等，舞狮队一到，单位就把准备好的鞭炮拿出来放，还有些单位会撒糖，小孩子们怕被踩，等舞狮队离开后，才一窝蜂冲上去，在地面上扒拉着找糖块。
2019年春节返乡，县城里已经好几年不逢集了，过年赶集，要到乡镇去。乡镇的集，反而更有年味，因为专门做生意的比较少，大多数都是乡村老汉、老婆婆趁着年底，售卖自家的特产。有点手艺的，比如蒸包子、扎灯笼、捏糖人、剪窗纸、理发，就卖手艺，长长的一条街上，各种招展，热气腾腾，手机随便一拍，都是一幅充满了年味与生活气息的好图片。
记得那次赶集，买了甘蔗、橘子、大蒜辫、羊肉、烧鸡、咸鸭蛋……都是日常食物，但过年时买，总有点喜气洋洋的感觉。还买了一个印着红双喜的洗脸盆，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种结婚必备品。我花10块钱买下它的时候，摊主十分高兴，说这个盆他摆了五六个年集都没有卖出去，终于遇到识货的了。我开玩笑说，要好好收藏起来，以后能卖出个文物的价格。
虎年的春节，希望还是能有机会去赶集。春节赶集本来就是很好玩的事情，被疫情耽搁这两年之后，这份快乐显得更为珍贵甚至奢侈起来。作为一份难忘的文化记忆，当赶集重返生活的时候，它所激起的欢乐，会令人倍感珍贵。
流年里的年
文/子隽
四时不断的更替，年轮不断的旋转。然而，那洋溢着温馨和亲情的年味，总会让人深深的怀恋。
年的味道在乡里是最为浓重的。只要晶莹的雪花一场接着一场的飞舞，年的序幕就渐渐的开启了。一进入腊月，家家户户都要制作鞭炮，找些废旧书刊，买些火药，一道道工序，要求都是那样的严格，不仅仅是为了安全，更是为了鞭炮的质量。在乡里，还有谁家的鞭炮最响，谁家来年的日子就红火之说，所以谁都不敢敷衍鞭炮制作的质量。每每到了深夜，就会听到人们稀稀落落的“试炮声”声声鞭炮昭示着年的脚步加快了，我也就在那时学会了鞭炮的制作。
在我的记忆里，一进腊月，父亲的身影更加的忙碌。在商场里忙碌一了整天，到了晚上，就要为乡亲们写对联，一直写到深夜。次日醒来，屋地，锅台，甚至院子都晾满了红彤彤的对联，散发着浓浓的墨香。在乡里，一般都是除夕贴对联，可是父亲总是提前一天就要把对联贴上，贴对联时那样的专注和用心。我一直为父亲打下手，到了我当兵那一年，才能领着弟弟，妹妹把对联贴上。每每看到门上贴的端端正正的对联，父亲会满意的一笑。
由于前后两个院子，几乎要贴一个下午。除了大门和屋门外，炕头的墙上要贴上“人口平安”或者“身卧福地”，屋门对面墙上要贴“抬头见喜”，屋门的上方墙上要贴“迎喜接福”，还有“车行千里路，人车保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肥猪满圈、金鸡满架、井泉大吉”每一处对联，各有各的寓意，各有各的心愿。贴完对子的小院年味洋溢，火爆喜庆。
年是讲求团圆的。无论是久久的分离，还是一次事情的遗憾，过年了，都会得以团圆和圆满的。那年，我还在祖国的北疆守边，农历的腊月十八，忽然收到了老父亲的家信：全家平安，收成也好，不知今年能否回来过年……人们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千里之外的游子们对父母何尝不是铭心的思念呢？看着老父亲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家信，在寒气袭人的北方，我感到了泪水的滚烫，泪眼迷蒙的我似乎看到了银发苍苍的老父亲。几天后，批准了我的探亲报告。
那是一个风雪之夜，我收拾行装，昼夜兼程，踏上了回家的路。那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再加上火车晚点，到了县城开往西部一天一趟的班车误了。此刻，我真是归心似箭哪，迎着凛冽的北风，徒步西行。晚上7时许，雪花仍在飘着，家家红灯高挂，庄子里一挂挂鞭炮响着，乡亲们也许正在包饺子，也许正在吃团圆饭，户外的人是那样的稀少。当我走进村口，远远望去一个人在飘零的雪花中张望着，我透过苍茫的夜色，那是在那里等了许久的老父亲。我回家过年了，一行滚烫的泪水溶化了我脸上的雪花。
记忆里的日子虽然有些清贫，然而，过年却格外的火爆，喜庆，甚至近乎奢华。在乡里，除夕夜的人们是很少看春晚的，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喝着村里自己酿造的纯粮食酒，谈论着一年的收成抑或家族里的旧事。就在此时，传来一阵清脆的鞭炮声，新年的钟声就此敲响了。家家门前的灯笼渐次亮起，人们三五成群，开始向长辈拜年，辈分高的人家，拜年的络绎不绝，一直到中午。我结婚的第一年，和哥哥兄弟一起给长辈拜完年后，来为我拜年的也送走了一拨又一拨。按照辈分，我已经有了第五代晚辈了。这个近千人的大家族，此时显得格外的鼎盛和喜庆。这样的场景令新婚的妻子惊喜不已。
乡下的年，几乎要出去正月才算是过完年的。正月的每一天，仿佛都是节日，每一天都有一个故事。正月的十六是一个“送亲日”，这一天，人们要举行仪式，要把腊月请来一起过年的已故亲人送到坟上，烧些幂币，“元宝”之类的，以示新的一年开始了。不记得从那年开始，二月二那一天，村里起了庙会，隆重纪念惩恶扬善，佑护于平民的“九龙神”，周边几个县的乡亲都要前来隆重纪念，唱戏的，放电影的，放烟火的，好不热闹！
二月二过去了，年也就渐行渐远，年味也就越来越淡了。
由于父母的离去，回家过年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然而，每每的腊月，那曾经的年味依然是那样的温馨和怀恋，那顶着雪花的灯笼，那纯正绵香的老酒，那亲手制作的鞭炮，那红红火火的村戏，那家家红彤彤的对联，依然那样的鲜活，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