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在圆圆的五月里轮回

尿醒了村庄

五月是庄稼人的五月，庄稼人的五月牵着我的脚步，因为我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庄稼人。庄稼人的五月是独具韵味的；太阳是汉子，阳刚热烈，雄性勃勃；月亮是少妇，阴柔妩媚，性感动人；土地是襁褓，小心翼翼迎接着即将分娩的成熟；村庄是产房，弥漫着诞生前的喜悦、紧张和焦躁。

沐着阵阵麦香，沿着麦垄走在曾沉浸着我的汗水和希望的土地上，站立的麦子和跑动的孩子都好奇打量着我这个陌生人，霎时怀疑自己是身在异乡为异客，二叔和几个老乡亲的热情招呼才使我在田地上找到了一点主人的感觉。田埂是最舒适的坐物，我和二叔他们一样在手掌里搓着麦穗，仔细咀嚼着今年的收成，从二叔他们香甜的回味中我看到了今年的希望。

五月是太阳和月亮繁衍出来的五月，是麦子催生的五月。最沉不住气的不是月亮，月亮像村里那些年轻的女人，进入了五月，心思在外边逛荡，涂脂抹粉，蝴蝶一样往县城的厂子里飞，喜欢的是工资，不知道麦子的重要。沉不住气的也不是太阳，太阳就像村里的那些小伙子，那几亩地根本拴不住他们的心，整天想的就是田地以外的活钱儿。娴雅的月亮这些天总是后半夜爬上天幕与太阳偷情，让精力旺盛的太阳累得直睡懒觉。于是，浅浅的月亮在村庄的上空望着呼呼大睡的太阳，眉眼间溢出满足的笑。

当然，沉不住气的也不是地里的麦子，秋种夏收，它们习惯了任人宰割的命运。最沉不住气的是上了年纪的庄稼人。

父亲在外村的二姐家常住，我这次回村不仅是为即将离世的八爷送别，同时也为了寻找远离多年了的乡村五月。晚上串门儿，村里的年轻人不是看电视，就是打麻将，贮存在记忆中的五月那种紧张气氛已荡然无存。那时，一进了五月边儿，村里都屏气息声地为麦收做准备，早吃早睡，悄悄来悄悄去，如战争前的暂时宁静。在黑幽幽的街口，有几点烟火闪动，近看，仍是二叔和上午在麦田里见到的几个老人，他们还在议论今年的麦子。听着经久不息的电视和麻将声响，二叔就来了气：都五月了，这些年轻人还没一点紧张劲儿，这哪儿像过五月？

堂弟天明的西屋开着门，进屋见天明的头贴在媳妇圆圆的肚子上听什么，见是我，天明不好意思地说：快生了，赶上个五月：。言罢，天明又想起了什么，说，哥，你还得在城里给我找个好活儿，在家种地不行。我说五月这么忙，以后再说吧！，天明怕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忙说，现在割麦子都是联合收割机，没啥忙的。

晚上合眼没多长时间就被二叔给惊醒了。一条不太有力的直线从二叔两腿间居高临下落在尿罐。撒完尿，二叔穿好了衣裳，惊醒了的二婶就吵，割麦子还早呢，你天天起这么早干啥？二叔把二婶的唠叨扔进了尿罐，提上鞋出了屋门。此时我已睡意全无，抬头见院里月光如水。

二叔从东屋墙上摘下镰刀舀一瓢水，蹲在石榴树下的青条石旁，轻轻蘸水，两手摁着镰刀哧哧嚓嚓磨起来。磨完，冲水，大拇指在锋刃上轻轻刮刮，又一把一把挂在了墙上，像战士擦拭枪炮一样庄重神圣。在儿子窗前使劲干咳了几声，确信达到了招呼的目的，这才拉开家门。我想，当年八爷是不是也用这种方式教育二叔的。

一系列声音终于惊动了邻家的狗，朦胧中狗本能地叫了几声，又惊动了鸡，鸡扑楞着翅膀咕咕咯咯飞下了树。于是，从二叔的尿声开始，村子渐渐醒来。在西屋天明的窗口听他媳妇不满地嘟囔，你爹是不是过五月落下啥毛病了，麦子还没熟透就天天磨镰，有收割机谁还用那玩艺儿。

不太明亮的街道上有几个人影晃动，我也悄悄跟着几个老人，背着浅浅的月亮，陆续向躺在村外麦田里的太阳走去。

收获的躁动

人影和烟头在麦田里游走，朦朦胧胧大地平添了几分神秘。不一会儿零散的人影和烟头聚在了地头，他们在重复着昨天的话题，脸上的皱纹随着渐次拉开的天幕慢慢清晰起来。

一年温饱看五月，我知道不是老人们沉不住气，而是五月在他们心目中太重要了。麦熟一晌，上午还青青的一片，下午就变成了黄色。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一门心思往外跑，收割的事当然就更让老人们操心了。更主要的原因还不止这些，因为五月曾是二叔他们这一代庄稼人最风光的时候。

站在金灿灿的麦田边，比赛似的收获一年的心血。弯下腰，左手半圆一挥，一大把麦子就揽在了胸前，锃亮的镰刀挨着地皮在麦秆下飞快一闪，一把麦子就顺势躺在了身后，一把把麦子像一根根枕木横在麦茬上，如道轨一般向生活的另一端铺去。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割麦子。好庄稼把式是不怕割麦子的，挥镰时撅着屁股低着头，放麦子时头高屁股低，一股劲儿地往前攻，圆圆的屁股和圆圆的脑袋此起彼伏，太阳炙烤着，汗珠子甩在黄土里，没有人喊苦喊累，如果有人叹口气，立马会招来嘲笑：昨天晚上又跑劲了吧，过五月还不攒点劲儿。

饿虎扑食一样在麦田里挥汗如雨，那麻利劲儿，让挎着篮子送饭的女人和孩子羡慕不已。在女人和孩子的目光中，他们的劳累得到了安慰。既巩固了自己一家之主地位，也向孩子们昭示：将来你们长大了可以和我们一样风光。二叔是这些男人中最风光的一个。

可如今，二叔他们的风光在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眼里，都成了轻飘飘的往事。孩子们不愿再像他们一样用蛮劲和气力去征服土地，而是用收割机代替双手和镰刀，这多多少少让他们感到失落。我想二叔他们也知道收割机比双手快得多，但他们不愿意看到因收割机的效率，而导致孩子们的懒惰。

烟头终于点燃了太阳热辣辣的光，二叔他们无可奈何地叹着气，任热风在皱纹里爬，在麦穗上飞。不远处的大路上，年轻人开着拖拉机突突地来回奔跑，年轻男女轻松笑声热辣辣地向他们抛来。镰刀或许在他们手里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可他们中的一个仍然想到了联合收割机的短处：那家伙省事是省事，就是麦籽掉得太多。这一句招来了共鸣的目光。马上有人附和：在地里收打到底不如在场里收打得干净。于是都扭头向身边闲置了两年的麦场看去，模糊的目光中有遗憾，也有留恋。

打场对于二叔他们来说也是风光八面的事情。早早起来在菩萨面前烧上香、磕几个响头，然后率领全家浩浩荡荡向麦场开去。挥钗拆开麦垛，抖散一个个捆着的麦个子，厚薄均匀地摊开在烈日下暴晒。中午时分麦秆在强光中微微作响，抓一把搓搓，如指挥作战的将军，看时机已到，大吼一声：上磙。于是，早已恭候多时的牛马拉着石磙就一圈圈转起来，以人为中心，以缰绳为半径，或大或小地循环着。牛马气势汹汹不厌其烦地在麦子上践踏，石磙在牛马屁股后面趾高气扬一路紧跟，麦子在石磙下呻吟，渐渐粉身碎骨，麦秆碎成了麦秸，挑去麦秸，肉色的麦粒铺了厚厚一层，用木锨扬去麦糠，盼望已久的收成终于出现在了眼前。然后一袋一袋扛回家，悬了半年的心，终于落在了麦缸里。温饱早已不成问题，可庄稼人的日子仍像麦秆一样脆弱，化肥涨价、用电涨价、各种提留杂税又多，粮食却一天天不值钱，所以，短暂的兴奋之后仍是漫长的无奈。去年过春节回老家时，二叔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天下数咱老农民苦哩！

苦归苦，日子还得往前过，五月仍是庄稼人最幸福的期待。往常年，一进五月就忙着备镰清场，镰刀锋利好收割，麦场干净好收打。如今麦场里除了片片荒草，就是老人们无奈的目光。麦场失去了使用价值，说不定明年这里也就成了麦地。

我想二叔他们一定会清楚，他们拗不过时代的脚步，就像满头青丝变成白发、油灯变成电灯、土布变成化纤、石磨变成钢磨，镰刀就成了收割机，这就是世道。只是世道冲走了他们曾经的辉煌，他们的风景已经成了固定的历史。

生与死的轮回

不情愿也没办法，二叔的镰刀终究没有用上，麦田转眼间被吞吐的收割机还原成了本色。老人们心疼地捡着丢落的麦穗，也把自己的失落捡进了挎篮。二叔没有来，他顾不上。

瘫在东屋的八爷奄奄一息残喘着五月的热风，对门即将生产的天明媳妇紧闭着门窗，躺在床上怄气。二婶说，嫌天明没出息，整天在家里待着，挣不了钱。我说，城里下岗工人都还没活干哩，农民在家好歹还有几亩地，最起码吃的不愁。我这么一说，二婶倒高兴了起来，说，也是，当农民也不赖，虽然苦点累点儿，可肚子不受屈。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心气高，老觉着在家里没出息，生活赶不上城里人。

二叔婶尽心尽力伺候八爷，可春天洇在土坑上的尿渍，天一热就蒸发了出来，在院子里弥漫，天明和媳妇就发牢骚。天明几年前就捉出把爷爷的土炕诉掉，可八爷不干，他睡续了土炕，离不开土味儿。于是就出现了一家三制的局面：八爷睡的是纯正的土炕，炕里填的是土，席子下面铺着干草，锅灶连着炕的取暖通道，烧的是柴草，做饭时屋里常是浓烟呛人，老鼠常在炕土中刨洞，跳蚤常在干草中乱蹦；二叔二婶睡的是砖炕，前面的炉灶与炕的取暖没有关系，烧的是蜂窝煤，炕上铺的是海绵垫子，没有做饭时的呛人浓烟，没有老鼠跳蚤的活蹦乱跳；天明和媳妇睡的是庆，床上是席梦思垫子，蜂窝煤炉在屋外，屋里装的是暖气片，屋外做饭，屋里取暖。

八爷和二叔都看不上天明的穷讲究，可天明有他自己的主意，他嫌爷爷和爹娘太落后，跟不上潮流。二叔就训儿子；庄稼人就是跟土坷垃打交道的，不沾土还算啥庄稼人。天明回敬老子：那你还用洗衣机、看电视干啥？

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土地；牛，和炕组成了庄稼最初的美好愿望；可世道变了，土与庄稼人的关联也不再同从前一样紧密了。

在世人眼里，庄稼人似乎生来就是以土为伴的，一辈子的营生是伺候土地，走的是土路，住的是土房，睡的是土炕，就连城市人骂乡下人也是“土里土气”。

生与死是人生两境界，仍与土有关，出生叫呱呱坠地，地者土之谓也；天圆地方就涵盖了整个世界。庄稼人的哲学就这么朴实浑厚。

虽然这哲学由一代一代庄稼人传承下来，可村里的后生们并不买账。天明和媳妇提出要去县医院生孩子，说那里条件好，安全；这着实让二叔二婶急了眼，二婶说，乡下人哪有那么多的讲究，我生你们姐弟五个哪次不是在咱家的土炕上，出啥事了？天明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啥时候有啥时候的规矩，你不能用老眼光来看现在的事儿。在爹娘的反对声中，天明自己开着三马车拉着媳妇上了县医院。

吃麦不吃秋，瘫了三年的八爷终于没有熬出五月，在后辈人的哭声中上了西天。天明回来匆匆看了一眼，就赶回了县医院，临走时说，孩子很快就生，顾活人要紧。村东又添了一座新坟，圆圆的坟头高大气派。这块稀薄地是八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祖爷省吃俭用购买的，解放后虽归了生产队，可祖坟仍埋在这里，我的爷爷奶奶和母亲也都埋在这里。全村人都这样，祖坟一定要在自己的田地里，守着自己的田地，死后心里也踏实，分责任田时，这块地分给了邻居，八爷坚持用三亩半的好地换回了祖传下来的三亩稀薄地。

儿媳终于生了；是个男孩，二叔升格当上了爷爷。失去父亲的悲伤随即被增添孙子的喜悦代替。在给孙子起名时，老俩口都动了脑筋，可儿子和媳妇不满意，嫌土气。天明的媳妇对我说，哥，你是文化人，你给孩子起个时髦名儿。我也犯了难，不知道什么名字才算时髦。

虽说电视上的新鲜事儿老两口看得也不少，可有时仍然弄不懂年轻人的花样，天明屋里花花绿绿挂了许多画，只要孩子一睁开眼，天明媳妇就指着那画儿给孩子念，二婶就笑，说孩子才几天，看那画儿有啥用？天明媳妇说这叫超前教育。二婶觉得可笑，问，一个屎尿不懂的毛孩子他能听懂？天明媳妇也不回答，继续给孩子念啊、喔、鹅。二婶拿着尿布讪然而去，就给二叔念叨这事儿，二叔没好气地说，年轻人的事儿咱不管，让他们折腾去吧。话虽这么说，其实他们心里仍是很在意孩子们的事儿。一天正吃饭时，天明从地里回来，擦着皮鞋上的尘土，狠狠地说，狗日的，有了钱咱也去城里住，那儿才叫人住的地方哩。二叔瞪着眼怒气冲冲地说，那你说你现在算不算人？都上城里住，谁来种地？吃啥？我不知道如何去劝解他们父子的冲突，说实在的，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此我也感到困惑和两难。

处理完家事，等二叔二婶回过神，来到自己的责任田时，收割机丢落的麦穗，早已被别人捡得干干净净。只有那圆圆的坟堆，在圆圆的太阳下守望着。两人哭丧着脸，一屁股坐在八爷的坟前，我想安慰他们两位几句，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如今庄稼人的五月，已撑破了我固有的记忆，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庄稼人要重新审视。天明进我赶紧回城，三马车在土路上颠簸，扬起阵阵烟尘，五月的热风和我一起在光秃秃的田野上穿过。远天边有一朵灰云缓缓飘动，在吊着土地干裂的胃口，我不知道有没有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