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的故事

我小时候的生活也很曲折艰难，我是1965年出生在毛主席主宰中国统治中国的年代，那时我家是富农成份，爸爸哥几个和爷爷经常受歧视，每当大队开全体社员会时，我们家的长辈都要单独和地主富农子弟一起另站成一排，和群众不享受同等的待遇。使我幼小的心灵就有了创伤。那时，我们小的时候，大队每年都要给小孩子扎预防针，我们老家那里有一个赤脚医生，外号叫丁老八，他给孩子扎针时，不会夯针，只是慢慢地往里扎，特别疼，还狠，我们小孩子都怕他，一提起他就都害怕。等我到8岁要上小学的时候，奶奶那时把学校老师都叫先生，她经常吓唬我说：“上学的时候，要听话，否则先生就给你们扎针。”我一听这话，就害怕了，不敢上学了，所以当我到8岁的时候，新学期开学时，妈妈早早就给我洗了脸，擦上了雪花膏，准备送我去学校上学，可是我怕先生老师给扎针，就说啥也不敢去，后来妈妈打了我，我也还是没去上学。

到了第二年学校又开学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突然明白事了，也没有用爸爸妈妈送，我自己还拿着一把扫地笤帚自己就去上学了，到了学校，我喝了，教室前边有水，我也不敢去喝，特别的老实。后来，我由于比其他学生大了一岁，学习特别好，听爸爸叔叔们说：“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给登在了学校的黑板报上了。”可是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到了二年级，我被当选为班里“红小兵”，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员”，可是有一天，我们学校开大会时，有一个主任，可能是大队辅导员，他在大会上和全体师生说：“我和另一个女学生，都出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里，可是这次也被评上了红小兵。”我一听这话，就知道不是好话，我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小孩儿，所以就自动地退队了，不当红小兵了，老师也就不了了之了，也没有说我什么。

到了我9岁的时候，妈妈由于劳累，又加上成份论，天天有负担，就得了乳腺癌，已经到了晚期，医生让她去天津做手术，那时我家里一点儿存款也没有，拿不起钱治病，后来爸爸和医生说：“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沈阳市，我们去沈阳医大做手术行不行？”医生说：“那也行，沈阳医大也是个有名的医院。”然后爸爸和大姑家借了点儿钱，就来沈阳医大治病了，家里就我和奶奶天天起来做饭，做家务。最后一共在沈阳两个大伯家呆了半年，彻底治好了，才回家了。在这期间，我受了很多苦，和火伙们背着花筐去芦苇塘拾柴禾，不小心摔倒了，让苇塘里的茬子把下眼皮给扎了，还好，没有伤着视力，现在也没有留下疤痕。等到爸爸和妈妈从沈阳治病回来，我看见爸爸妈妈，就抱着爸爸哭了，因为妈妈重男轻女，平时不喜欢我，此时，妈妈还说：“都已经回来了，还哭什么？”

到了我10岁的时候，然后姥姥听说妈妈的病治好了，精神放松了，就去世了，别人都劝妈妈不要太哭得伤心了，妈妈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也没有太哭，后来奶奶又去世了，妈妈哭得很历害，因为奶奶和妈妈朝夕相处，失去奶奶是妈妈的一大损失。

医生告诉妈妈，做完手术，最多还能活三年，在此期间，妈妈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她为了能多活几年，照顾我们这三个可怜的孩子，她总是听别人说：“得癌的人，吃百木棺材板，就是百年棺材板，能治癌。”还有的说：“吃多年用坛子装的埋在地底下的蛇，也治癌。”她真把这些东西都找到了，可是也没敢吃。后来总吃骨胶拌香油，吃了很长时间，我看着都愁着吃。后来大队村干部却来我家找妈妈，让她去生产队劳动，又赶上76年大地震，我们家都在室外搭地震棚住，这样就让妈妈又气又着凉，得了坐骨神经痛，又倒在了坑上，生活不能自理了。此时爸爸在家天天护理妈妈，这时我三姨来我家，她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人，她和我说：“你妈有病，你就别上学了，在家给你妈用鸡屎给加热，给你妈热敷腿，病就能好了。”我听了三姨的话，就不念书了，给妈妈做这些事。好象是正赶上这一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去世了，妈妈说：“这下子天也要塌了。”

我和爸爸在家护理了半年妈妈，我们是在一起过的大家庭，那时由于我家是富农成份受气，叔叔和三大伯还没有成家，只有老叔和三大伯在生产队里干活，养活我们这一大家人。到年底，一共也收入不上200元钱。当初妈妈做手术和治病的钱都是我沈阳的二个大伯家给拿的钱。否则，就得等死。

那时，我老叔的手特别巧，会编芦苇坑席，和高梁杆锅盖，那时我们那里也没有现在的铝锅盖，都是使用植物的锅盖。可是在毛主席统治的时期，搞这些副业，去市场上卖，就说是搞资本主义，而且各家栽果树，养点儿鸡鸭鹅也不让，也说是搞资本主义。我小时候，和老叔去集市上卖芦苇坑席，经常让工作主给抓得到处跑，心吓得怦怦跳，可是现在有人看我国出现了贫富分化，还说不如毛主席那个时代好，人人平等，穷都穷，我说这些人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心理不健康，为什么怕别人有钱啊？现在是一个各显其能的社会，我国是鼓励和提倡人民富裕的，我们人活着，就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什么要怕人家好呢？如果都穷，你有事从谁借钱啊？

毛主席死后，妈妈也去世了，我们全家人处在极度的悲哀中，77岁的爷爷拉着我的手在妈妈的遗体前哭。沈阳的二大伯也写信悼念，那时真好象天要塌了下来。

妈妈死后，“四人帮”也打倒了，我又重新上学了，重读四年级，这时我又重新加入了少先队员，学习特别好，还被学校给选上了文艺汇演队，但是我胆小，不敢出风头演节目给大家看，这样我们校长很不理解我，他说你们地主富农还想把文艺界给搞垮呀？他狠狠地批评过我，后来听说这个校长就得败血症死了。到了五年级，我每天都是自己看老师没讲的内容，自己往下学习新内容，当上了数学尖子生，总是参加数学竞赛。有一次，同学们选我当班干部，可是班主任在评票时问我说：“高XX你家是什么成份？”他知道我家是富农，还故意这样问我，把我问得趴在桌子哭了。后来那年，我爸爸就决定搬到辽宁省来了，临走时，我们数学老师还给我从天津让人给捎来一个塑料文具盒，里面还给放了圆规、量角器、钢笔、圆珠笔等很多中学的学习用具，他还给我办了转学证，写着：“品学兼优”四个字。这也是我小时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