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离家上学

1980年，我考上了初中。当时的初中叫公社中学，也就是现在的乡镇中学。

中学离我们家不远，就那么五华里路，但一般都读寄宿，每周回家一次。我也决定读寄宿，这是我离家出外读书的开始。读寄宿就要自己带被子，还要带米、带菜，天热的时候得自己洗澡、洗衣，一句话，就是需要自己照顾自己了。那时候，我还不满十二岁，母亲担心我洗不了衣服，怎么办呢？好在我们队上也有一个女孩正读初中，比我高两个年级，她家与我家之间只隔两栋住房，不过百来米的样子。于是我母亲专门找到她，托付她帮我洗一下衣，人家当然满口答应。

9月1日，是公社中学开学的日子。母亲先一天就为我准备好了日常用品，我自己则准备学习资料与文具，最后就整合成一口红漆小木箱，一床棉被，还有一只铁桶。那时农村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父亲已在这年的早些时候到市里的一个船码头打工，离家三百多里。父亲不在身边，母亲要送我，我看了一下行李，觉得不重，走的又是平坦的公路，自己挑几里路应该不成问题，于是我就不让母亲送了，而是随同队上那位女同学直接去校报到。

那一天天气特别好，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小小年纪的我将行李挑到中学时已是汗流浃背了。我的班主任叫邓建群，挺年轻的，好像还没有结婚。此前我认识她，她在我们村上的小学教过一段时间的书，与我的一个姐姐是同事，后来因为中学缺英语教师，公社联校遂将她在学期中途调到了中学。想不到，她竟成了我的班主任。有这样一位老师任班主任是幸运的，我心里一下子感到比其他同学我与老师亲近了许多。

公社中学几乎就一栋楼，地处半山腰，后面是高山，前面是操场，但不在一个平面上。操场前方的下面是一个陡坡，坑坑洼洼的，直接与公路连通。校舍是红砖楼，两层，下面一层是教室，楼上是寝室，寝室里没有床铺，大家都睡楼板，分三个方向沿墙壁开铺。9月的天气还很热，晚饭后，我们到学校东边不远的溪里洗澡，女同学洗上游，男同学在下游洗，有男女老师分别在岸上的不同地段值勤。我洗完澡后，就由队上那位女同学给我洗衣，其实不过就是一条短裤和一件背心。看着她擦了些肥皂，三下五除二地给我洗了，心想，这样我也能洗，明天就不用再麻烦她了。

突然离开家，离开母亲和兄弟，不知为什么，我的内心感到特别特别地孤独，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孤独。学校的环境是陌生的，班上的同学是陌生的，举目一切似乎都是陌生的。下课的时候，我站在下面是高坎却无任何护栏的走廊上，一个人静静地凝视远方，凝视家的方向，郁郁寡欢，十分地迷惘、惆怅。后来竟偷偷地躲到一个角落抽泣起来。其实到此时我在校的时间还只有一天一晚，可是我觉得好漫长、好漫长，这样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捱到周末，才能见到母亲。似乎在校一刻也无法呆下去了，冥冥中我有了退学的念头。我感到父亲和母亲他们劳动太辛苦，我感到在家的生活多自由、多美好，回家即使要我挖土、锄草包括干任何农活我都愿意，那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好像也不在话下，我都能把它轻松地挑起来，日晒雨淋就更不畏惧了，总之只要不要我读书就行了。

于是第二天第七节课后，我壮起胆子去找班主任，准备回家。见到邓老师，我满腹的话儿还没说出口，眼泪就止不住簌簌簌地掉下来了。我说，邓老师，我不想读书了，我要回家。邓老师说，怎么你刚来就要回家啊？家里有事吗？我说没有，我就是有些想家里，我不想读书了。她说，那怎么行呢？不读书会影响你前途的。我说，我就是不想读书了。她见我一个男孩子边说边掉眼泪，好像动了女性的恻隐之心，于是破例允许我回去先跟家长商量。

母亲见我只一个晚上就回来了，很是惊讶，忙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心里很难过，不想读书了。母亲说，那不行，大队只考上了你一个人，这么好的机会，人家就是想读书也没有机会读的。再说，你年纪这么小，不读书，回来干什么。我说，我帮家里干活啊。她说，傻孩子，你能干得了多少活呢，正是上学的年龄，现在不读书，将来会后悔的，你就不要东想西想了，明天继续去读书吧。再说你父亲不在家，也得听听他的意见啊。我说我反正不想读书了。母亲拗不过我，于是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她说只要我不怕来回奔波，他同意我读通学，就像读小学一样，每天早出晚归，所不同的是在学校用中餐。

听说能天天见到家里人，我立马就答应了。第二天我返校跟邓老师说了自己的打算，她在反复做工作无效后只得依我。于是，我就去后勤部门办理读通学的手续，总务主任开始也不同意，见我态度坚决，只得作罢，并退了我几元钱的寄宿生费。下午放学，我挑着行李回家，走过校园，许多同学都投来异样的眼光，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我就这样开始了读通学。从家里到学校我大约要走1个小时，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得起床赶路。那时我们家没有闹钟，更没有手表，因此母亲每天都睡得很惊醒，不敢睡得太深，生怕我迟到。但还是迟到过一次，为此我曾哭丧着脸责怪过她。这学期其中考试，我的成绩排在中间偏后，邓老师在分析每位同学的得失时，讲了我成绩不理想的一个客观原因是读通学。兴许是读通学，每天起得那么早，风里来雨里去的，让我隐隐有些疲惫，也兴许是通过两个多月的适应，我已经习惯了学校生活，似乎也不那么强烈地想家了，所以其中考试后我主动跟母亲提出来，我还是去读寄宿。母亲自然求之不得，我到校跟邓老师一说，她也高兴地表示赞同，于是我就又改读寄宿。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是当年邓老师和母亲的开明与策略，让我悄然走过了一位迷蒙少年的某个心理过渡期，渐渐适应了在外求学的生活。尽管以后每个学期开学我都难免会有几天惆怅，但过了那么几天我就习惯了，很快便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