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教诲

《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书中这样说，“母亲的工作不能由旁人代替，孩子的教育，必须由母亲承担。”母亲既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又是早期教育的启蒙者；母亲教育孩子使用的“教科书”是她的一言一行，每个孩子正是在模仿母亲中成长。母亲教育孩子的效果取决于她的阅历、方式和方法，这些将影响孩子的一生。

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把此文送给母亲，也许这是送给已卧床十八年母亲最好的礼物。同时，把诚挚的祝福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略表儿女感恩之情。

我的母亲八十二年前出生于哈尔滨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由于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她深得姥爷姥姥的宠爱、哥哥姐姐的照顾。受哥哥姐姐的影响，她偷偷阅读了一些红色书籍，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亡国奴的生活也使她对日本占领统治者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追求光明、追求解放已然成为她的向往。14岁时她在所就读的女子中学秘密加入了共青团，积极从事进步学生运动。日本投降后，她在收到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的情况下，响应党的号召，穿上军装加入到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的行列中……

母亲一生从事文化普及教育，未能考入正规院校成为她一生的憾事。为此，她把精力用于文化普及教育、用于对子女的培养。

母亲对我们的早期教育有别于他人。没有指责训斥，没有溺爱娇惯，没有棍棒打骂，而是采取朋友般的交谈、书信沟通、借助他人教育等形式。为此，我和哥哥四岁时就被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时又被送到住宿学校。“文化大革命”断掉了我们的求学路，我和哥哥又被送进部队……

其实，母亲将我们送到整托幼儿园、住宿学校并非大撒把，也不是不疼爱我们，而是希望借助老师之力纠正我们的不良习惯，引导我们走上正路。正如在我婚前母亲和我长谈时所说：“我之所以在你们四岁时就把你们送到整托幼儿园，就是要减少你们对母亲的依赖，增强独立性；去掉不良习惯，在集体生活中完善人格。”

上小学时，我成为老师关照的重点。时常让老师找去单独谈话，时常被老师在课堂上批评，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孩子犯错误老师视而不见，我怎么成为倒霉蛋。后来得知，那位杨老师是我母亲女中时的同学。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和哥哥被母亲限定在家中抄书，时间被排得满满的，没有时间关心外面的事。

十六岁步入军营时，部队一位首长对我十分关照﹙他是母亲的战友﹚，后来他告诉我，母亲要求我到最艰苦的连队去锻炼，不允许他给予任何照顾，包括选送上大学、学习技术等，当时我很不理解，后来明白，母亲是为让自己磨练意志、坚定信仰、增强责任感。在服役的五年间，我和母亲始终保持每周一封信，我把不懂的问题、难以解决的问题告诉给母亲，母亲回信总是给我多种选择，让我从中找出正确解决办法。

复员后分配到某局机关团委工作，又是母亲找到局领导，执意要求把我分配到基层单位当工人，母亲周围许多人很不理解，劝阻也无济于事。当有上学机会时，母亲积极帮助我联系，使我有机会进入学校再学习。

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我的性格和处事方法与母亲颇为相似。直率、办事叫真，不会奉承人、更不会说假话。能够坚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虽然工作四十载无建树，却也能干得很出色。我不后悔，因为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还记得，我工作第一年得到单位一级奖励工资，而另外一个老同志也想得到。因为他马上要退休，再没有晋级机会了。我把此事说给母亲时，母亲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给我讲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当年四平攻坚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连续数日进攻没有进展。由于粮食不多，我军战士只好生吃茴菜充饥，待浮肿后再吃黄豆消肿，节约下来的粮食留给战俘吃。一些吃到粮食的战俘看到我军战士吃茴菜的情景十分感动，主动到前线喊话，陆续有许多国民党兵放下武器投降过来，由此瓦解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王牌军。此役除政治军事因素外，心理瓦解是重要因素。由此我领悟到：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人要善良、人要谦让、人要尊敬他人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

还记得，当我在哈市某局侦破省内首例内盗案得到市政府记大功奖励时，母亲并没有夸奖我，而是关心我对那位年仅十八岁女盗窃者的处理，当我经过努力使其免于刑事处罚改为内部处理时，母亲语重心长的告诉我：毁掉一个人很容易，能拉一把一定要拉。她要求我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还要有宽容之心、仁爱之心，对此我铭记在心，坚持始终。

自从母亲卧床以后，我常常把自己经历的事、搞不明白的问题说给母亲听，一是给母亲解闷，二是希望母亲给自己拿拿主意，每次母亲都会用她那尚能活动的两个手指告诉我解决问题的办法。此举并非是我没主见，而是借此来聆听母亲无声的教诲。

母亲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前进的动力和勇气，也使我懂得做人的道理，我会永远铭记母亲的教诲，继续走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