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手工粉条

故乡紧挨着太行山，多的是山岗丘陵。故乡人爱吃大锅熬菜，大锅熬菜里面有白菜、豆腐、粉条、海带等，肉时有时没有，全看经济条件和吃荤还是吃素。大锅菜里的材料，海带这里没有，其它的都有。有了豆腐粉条，切一棵白菜或剁半块瓜，放肉或不放肉，也不管手巧还是手笨，只要大火炖一阵子就成了大锅菜。

大锅菜里，粉条该是少不了的串客了。种红薯多的年代，过年前每个村里都有人做。做粉条不是很复杂的，磨芡、打糊、漏条、热煮、晾晒干了就成了。过去，我家里就曾经用饸饹床子压过粉条。不少人家做的纯红薯粉条，就图个纯芡粉，并不在技术上太拿捏。

满地遍野种红薯的年代，早已随风远去，好多人吃红薯成了新鲜，做粉条也不那样普遍了。但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吃大锅菜的风俗和嗜好没有变，舌尖上的味蕾对粉条的记忆和恋情依然。于是，市面上，有人做粉条，往芡里掺别的面，吃起来没劲，腻叨叨的不打牙口；更气恨的，光图好看，净往里面掺胶，煮不烂也咬不动。人们打心眼里喜欢的，仍然是贫穷年代吃到的纯粹的红薯粉条的味道。

这些年，平原上沿着古河道的村，沙土地多，种红薯耐长。丘陵地儿，有专门种红薯、做粉条的。他们愿意留住祖传的手艺，留住陈年的口味儿。

太行山脚下有个功德汪村，做手工粉条还做手工挂面，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到现在还做。癸巳年寒冬的一个艳阳日，我和一个文友慕名来到功德汪村，看这里的人做粉条。

从村北岭坡上下到村里，不远，就看到一缕青烟从街旁边冒起来。走近了，就看见南墙根有几个人正在做粉条。用石块垒的大灶台，外面用新泥抹了一下。上面安了口头号大锅，加满了水，一个老婆婆在加柴。灶台右边是一张方桌，放了个大瓷盆，一个老汉和一个中年人，挽着胳膊，一手按着盆沿，一手握着拳，和一大块芡团子。灶台东边，一个年轻人手里夹着筷子样的两个细木棍，等着挑粉条，身后有一个凉水缸、一个木架子。

说话的工夫，芡面和得润滑了，抓一把一用力，唧唧的小鲶鱼似的，从指缝里钻出来。长者便伸手拽一团，放到一个安全帽做成的漏瓢里，端到锅上面，另一只手握成拳，轻轻地敲击端瓢的手腕。安全帽底下钻了一圈圈孔眼，孔的大小和形状决定着粉条的粗细和圆扁，全凭人的喜好。敲着敲着，一缕白色的芡条儿就垂流下来了，进到微微沸起的开水锅中。东边那人就用大筷子像钓者遛鱼般，轻轻转着圈搅。一会儿的工夫，芡条在锅里的颜色由白变得土黄，待煮得熟透，就成了晶莹的粉条。挑出来，先在大缸里冷却一下，然后挑起来挂到架子上晾着，那边又是一瓢下锅了。

这时，过来一位凑热闹的，都叫他张老师。他告诉我，眼前你看到的，就像唱戏一样，只是其中压轴的一出。能做出好的粉条，得从红薯开始。挑出没有黑斑的红薯打芡，打出来用细纱布过滤三四遍，使芡粉细腻纯净。

我还知道了粉条出锅后，不能直接晾干完事，而要经过冰冻和解冻再晾干，才最后完成。村里一个主任领我过去看。进到院子里，撩开东屋棉门帘，就看见地上撂着一挂挂冰坨子。他说，粉条包在冰凌里面，都是在头天夜里冻的。到了晚上，他提了喷壶，往薄冰初结的粉条上喷水，让冰结得更厚实。等第二天晴好了，一棒一棒地捶，随着厚冰在棒下一块块碎裂，粉条像美人出浴般展现出一身的纤巧亮丽。挂到房顶上面，再沐几缕艳阳，很快便迎着清风，轻歌曼舞开了。

张老师说，粉芡越纯，粉条越筋道透亮。粉条的确比人脆弱得多，但它们却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粉条对雾霾绝对拒绝。无论是在冰冻前还是解冻后的晾晒过程中，只要遇到雾霾的侵袭，粉条就会用断裂成碎段来抗争。好在，大山脚下的丘陵和沟坡里，远离雾霾。

手工做法，使得面食和人有了更多情感的交流，正因如此，才使得其比生硬冷漠的机械产物有了更多的温情。手工粉条和当下的许多手工面品一样，即使在当下已经不是一个多么赚钱的营生，人们也仍愿意作为念祖的方式自我享用，在传承中自得其乐，期望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