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心

二战时期，英国受训的特工得到指令：假如被俘，必须保持48小时的沉默，以便同伴有时间逃脱。这48小时是底线约定，沉默正是对同伴的责任。

责任，即分内应做之事。分内的边界究竟有多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尺度，有的基于法律规定，有的依据市场契约，有的出乎道德良心。责任心越强，人们会把更多的义务揽在身上，肩上挑起的担子也将格外沉重。

此类担子是无形的，但任何人都无一例外拥有。它也许是天然的义务，就像父母有责任养育儿女，儿女有责任赡养父母；它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托付，如春秋年间赵氏托孤，程婴、公孙杵臼为保忠良一线血脉，作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它也许是职业岗位的规矩，好比在航海界，船长只能最后一个弃船。可以说，人们在世上有多少个角色，便有相应的多少种责任。

不仅如此，责任还体现为社会使命。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荡起无数人位卑不忘忧国的情怀。尤其是鲁迅先生所指“中国的脊梁”，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之所以“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说千道万，只因一颗舍我其谁、勇砥中流的责任心。

在现代社会，公民责任具有最广泛的存在性。每个人都依法享有公民权利，每一项权利都对应着公民责任。如果说天下没有免费的酒宴，自然也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利。不过，正因人人皆有，公民责任反容易缺位。如此引发的严重后果，被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写成了一首短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诗被刻在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从起初到最后，“我”都没有说话。也许对被追杀者，“我”曾带有几分同情，但仍然充当了一个无声的旁观者，可这样的沉默却是不负责任。于是，等到“再也没有人站起来”的时候，“我”同样也成了沉默的牺牲品。

20世纪上半叶的情形，是否会在21世纪的今天复制？

不容回避，当今社会无论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还是学术造假、司法不公等问题上，都暴露出比较普遍的责任缺失。究其原因，则与“搭便车”心理相关——反正不缺我一个。但是，假如大家面对责任都后退半步，不去履行基本的职业操守，甚至打心底不尊重法律规定，那谁还会“不合时宜”地尽责？

可以想见，当责任缺失突破了某个阀值，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无序状态。逃避自己的公民责任，往往成为人们的习惯，成为明哲保身的共同选择。当然，这不可能带来“胜利大逃亡”，它最终导致人人都是受害者的大结局。

世上没有不可或缺的人，但只要生而为人，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援引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名言，“假如我们不做，谁来做？假如现在不做，何时做？”在责任面前是否迈前一步，不取决于能力，而在于那一点品质。只有人人从自我做起，从当下做起，全社会才有一环扣一环的责任链条，不致于沦为道德海洋里的“泰坦尼克”。

责任其实出自人的良知，它体现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就像上班面对客户微笑，生产讲求真材实料，出行不随地丢一堆垃圾，执法能依照心中的公平正义……这些看似普通，却都印着“责任”两个大字。责任无小事，担责是本事。当越来越多人对一言一行负责，将自己的分内之事做好，整个社会就多了互信，人们也将生活得更加省心。

责任无疑是负担，但正如梁启超所说，“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任何人在世上都不可能孤立生存，相互依靠必然要求相互负责。难以想像，现实中存在一个毫无责任、义务的人，要么说明他没有存在的必要。人生的价值，取决于自身承担的责任。了无牵挂、无责可担是极大的悲哀，而能够扛起别人的期望则是一种快乐。即使最懒惰的人，也想证明自己有用，而担责就是他在社会的用场。

责任心从根本上是面向自己的。假如一个人对自己都不负责，怎么可能对别人负责？自我担当是对其他人担当的前提，也是对社会担当的基石。一切的负责，首先源于对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行为负责。因此，唤醒对自我的责任，也会随之激活对社会的责任心，从而更可感知自己存在的重要，通过极大地发掘体内潜能，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充分体现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