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身菊之下亦是一种幸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陶渊明之后，菊更是成为中国隐士的象征，中国的隐逸文化也由此逐渐发展起来，菊作为岁寒三友之一其形象也日益定义为“孤傲，高洁”的满腹才情的隐逸之士，尽管后来菊的意象有所增加，但是它的隐士形象还是在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

我记得最早的隐士应该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宁肯采摘野果也不食他们认为叛乱的周朝的一粟，最令人震惊的是在一妇人说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此之后二人连野果也不吃了，最终饿死。时人多称其忠义，但也有人认为二者很愚蠢，夏亡于纣的残暴，而文王素来仁义，由周代夏更是历史的必然，但伯夷叔齐不这样认为，他们始终把自己当作夏的臣民，认为武王灭夏是乱臣贼子所为，所以当夏灭亡后，他们选择了隐居，他们或许也知道周替夏是必然的，武王更是比纣王要好许多，但他们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就像当时的香港澳门台湾初被殖民者占领是一样激烈的反抗，后来却也慢慢接受了现状，甚至今天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与之有很大关系。伯夷和叔齐的隐居是他们文人气节的体现，因为势单力孤，因为知道明知不可为，所以只能选择这种看似最愚蠢的做法，但是这也恰恰体现了文人的一种质朴，思想的纯净，今天我们来看待他们应该设身处地的站在当时他们的立场来想问题，而不是以今人的思维来强求古人，尊重和理解他们的选择。

自伯夷叔齐后我印象中的隐士就是竹林七贤了，喜欢稽康的不畏强权，率性而为，也喜欢阮籍的狂放不羁，相较于稽康的无所畏惧，率性自然，阮籍明显要有更多的顾虑，表现也相对圆滑，山涛苦于摆脱官场的羁绊，向司马昭推荐了稽康，稽康却愤而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言辞之激烈可见其对出仕的厌恶，但也由此惹怒了司马昭，后来有因钟会的陷害最终以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他的一生自由随性，连死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阮籍一直在躲避官场，但迫于司马昭的压力，阮籍第一次出山做官，做的是东平太守。官做得并不久，只有十余天。可在这十余天里，阮籍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简化法令，务除杂缛。之后，将官印高挂衙署大堂上，大摇大摆地再次投幽隐居。而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官令畅达，政通人和的东平。阮籍为官，犹如修剪盆景，一番端详，几剪下去，退后几步，审视几眼，满意了，便转身离开，做得潇洒风流。就连后世自视清高的李太白也禁不住欣赏他的这股潇洒劲，写诗赞道：“阮籍为太守，骑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清风。”

阮籍的第二次出仕相比第一次心甘情愿了不少。他主动提出要担任北军的步骑校尉。原来，他打听到北军营房有名厨师极善酿酒，并且还存有一窖陈年佳酿。阮籍嗜酒如命，于是堂而皇之地成了酒窑的主人。上任之后阮籍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管过。醇香的酒窖流进内腹后，他又寻山隐居去了。

这就是阮籍短暂而传奇的官史。既洒脱又对现实有一定的妥协，所以他得以寿终正寝，而不是像稽康那样早逝，无法比较他们谁更好，但是我想说他们都是努力追梦的人，隐居或许迫不得已但那种恬淡安谧的隐居生活同样也是他们所向往的，这就是他们的幸福。

使菊成为隐士的象征，隐逸文化大为发展的文人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做了82天的彭泽县令后毅然辞官，浑身散发着属于菊的清高，孤傲，和气节，为此有人欣赏赞同，也有人无法理解持否定态度，今人更是作了一篇《莫逃菊之下》来讥讽否定他，但是我想说一种选择，一种生活，不要用今人的思想来苛求古人，设想假若陶渊明不隐居，做个汲汲于官场权力的政客，还会有我们今天所景仰的那个高风亮节的文人吗？还会有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优美诗句吗？世间事，有得必有失，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自然追求也不尽相同，何必强求呢！

有人说物质越充裕，人的幸福感就越低。在现今这个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社会，人们周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幸福似乎变得遥不可及，心灵更是充斥着各色喧嚣，这个时候的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一个“菊之下”可供心灵休憩的地方啊，可惜这似乎成了一种奢望，红尘中的人想要跳脱方外，这多可笑啊，可是毕竟意识到自己心灵的真正需要了，怕就怕有的人嘴里呼喊着“莫逃菊之下”心里却早就逃到菊之下去了，可是现今这样心口不一的人还不少。

身处红尘却能从方外看红尘是有大智慧的人，敢于追求“菊之下”的人更是智慧与勇敢兼并的人，栖身“菊之下”，让自由的灵魂高飞，看得更高，更远，让自己的心灵容纳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