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座

离开北戴河，火车在幽燕之地一晃便驰至北京。高楼之下，熙熙攘攘，大厦之侧，攘攘熙熙，遂无意在此逗留。出北京站，搭汽车往北京西站去，以返我长安的窄门堡。让座之事就发生在汽车上。

毕竟是北京，乘客鱼贯而入，坐了下来。我和妻儿拉箱提包，选中间的座位也坐了下来。免晒得憩，觉得很是舒服。我携儿子同坐，妻子隔过道并排而坐。

显然是空调坏了，有两处漏水，其一点一点刚刚滴到临窗的前后两个座位上。乘客嫌弃，统统绕去，两个座位便久久虚设。售票员终于引领了两个老人，让老妪坐后排，老翁坐前排。一旦座尽其用，司机便手脚发轫，驾汽车而行。

老妪稍坐就站了起来。她摸了摸裤子，又瞅了瞅座位，便直身提腕伏在前排的靠背上。座位湿了，只能站着。她应该有七十余岁，显然定力难平其身。好在个子不高，能够扣拥靠背，以防摇摆。老翁大约早就发现此位不可坐，从开始便站着。苦的是腿长腰长，个子甚高，得把脖颈伸越前排的靠背。他屈胸举首，算是勉强站着。老翁白发苍苍，足满八十岁了吧！老妪穿着一件紫底黑花短袖上衣，紧紧依偎着靠背。老翁把他的灰色上衣捅在裤子里，紧紧搂抱着靠背。他们一前一后，不能彼此照顾，也没有要任何乘客让座。两个小伙子各坐他们旁边，也根本无意让座。他们的肉体是平静的，然而也分明忍耐着在颠簸之中折躯盘足的艰辛。

阳光射窗而注，膨胀了汽车里的热气，乘客无不昏昏欲睡。空调嗡嗡作响，但它却并不制冷，反之发挥了催眠的作用。两个老人是汽车里岁数最大的乘客，也是气魄最大的乘客，坚持着清醒，因为倦意略袭，他们便会跌倒。

两个老人怎么也走不出我的视线。几次起念让座，几次都有理由按住了我。心在动，遂坐而不宁。我感觉得到，妻儿也一直注意着两个老人，也是坐而不宁。妻子悄然倾身对我说：“路还不近呢！”我说：“不近。”她顿了顿又说：“老人站着太难受了，我想把他叫过来，坐到我的座位上！”十三岁的儿子抢着说：“摔伤了就缠住你了！”声低而厉，坚信无疑。妻子沉默了，我也沉默着。我相信儿子的善良，他的道德必有润发拂茂的空间。然而社会存在塑造着社会意识，尽管我有一些道理可以校正他，但径端却怕遭遇儿子的反驳，也显得做父亲的蛮横，尤其效果会很差。当然，事既如此，就非让座不可。退回到不义的状态，相当于邪压住了正。

我仍打算请妻子让座，我也有了一个办法。汽车在崇文门附近碰到了红灯，停了下来。我向妻子建议：“能不能把老人旁边的那个小伙子叫过来，要他坐你的座位，要老人坐他的，这样老人就不用挪动了。”妻子说：“可以。”遂招呼小伙子。小伙子惊醒调头，须臾离开，坐到了我妻子腾出的座位上，似乎也并无怨言和愠色。妻子扶老人坐下，便回转倚傍我和儿子的靠背站着，一副轻松的样子。儿子说：“让座也没有感谢！”老翁显然极累，没有余力感谢了，不过我不愿意从此角度解释。我一边站起来拉妻子坐下，一边说：“行善并不是为了求取感谢的，它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恰恰这时候，老妪旁边的那个小伙子忽然也腾出了座位，要老妪坐下。妻子说：“真是善点燃了善。”在我眼睛的余光之中，儿子若有所思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