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芒渐逝的年代读后感

篇一：光芒渐逝的年代读后感

曾撰文称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为“我的老师”的君特·格拉斯，于1979年设立了旨在提携文学新人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该奖针对未发表作品，两年颁发一次。2009年，德国作家欧根·鲁格进入了决赛阶段——朗诵比赛。据说，当鲁格朗诵他的长篇小说《光芒渐逝的年代》时，叼着烟斗的格拉斯听得入神，烟斗熄灭也浑然不觉。最后，鲁格获得2009年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2011年9月1日，小说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三周后该小说获得德国电视二台颁发给新人新作的“面面观”文学奖。同年10月，《光芒渐逝的年代》获得德国书业协会颁发的颇具影响力的“德国图书奖”桂冠。《光芒渐逝的年代》使鲁格一夜之间成为德国文坛新秀。

《光芒渐逝的年代》是一部家庭小说。它讲述了发生在民主德国的一家四代人之间的故事。全书共20章，各章标题均为年代数字，但小说没有完全按编年顺序叙述，其标题的年份只有11个，全部选自1952年至2001年间(小说的故事时间跨度则将近一个世纪)。其中，“1989年10月1日”和“2001年”分别出现了6次和5次。

《光芒渐逝的年代》不仅故事好看，写法也高明。小说在打破线性叙事同时也打破了全知视角，增添了叙事的紧张性和真实性。“1989年10月1日”之所以用不连贯的6个章节来叙述，是因为采用了6个人物视角来讲述同一天发生的事情。同时，小说的叙事又力图将散点透视与中央视角融为一体。题为“2001年”的5章只有亚历山大一个人物的视角。“2001年”既是小说的第一章，也是最后一章。亚历山大就是中央视角——或者说亚历山大就是作者本人。

既然是家庭小说，《光芒渐逝的年代》很快就得到这一体裁在德国所能获得的最高标签——它被称为“反映民主德国历史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但这一标签有空洞或者有口无心之嫌。站在西德人的角度，其实很难看出鲁格的小说哪点像《布登勃洛克一家》，西德人无法想象一个革命家庭如何没落。事实上，托马斯·曼写的资产阶级贵族家庭的没落与鲁格写的无产阶级干部家庭的没落有异曲同工之妙。布家的没落，体现在越来越偏离市民阶级或曰资产阶级的理想，体现在社会地位和身体素质的逐渐下降。乌家也出现类似现象：威廉健康、高寿而且永远阳刚；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干部，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着坚如磐石的信仰，不为柏林墙倒塌前夕的各种乱象所迷惑。在他看来，夏绿蒂这一家跟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的“晓夫和乔夫”(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是一丘之貉。库尔特是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历史学家。他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政治迫害使他对革命信仰产生过一点怀疑，但是他努力看国家光明和进步的一面，所以他稳住了阵脚，柏林墙倒塌之后他也照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库尔特也有健康的体魄，但他不如威廉，后者嫌他太文弱。库尔特的儿子亚历山大已是不折不扣的“不肖子孙”。他不肯入党，厌恶部队生活，对革命理想不屑一顾，但无一技之长，他的外表已颓废到西德街头青年的水平，最终还叛逃西德，去戏剧圈里鬼混。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的身体素质也不如父亲。第四代的马尔库斯在懵懂岁月就遇上两德统一，红色理想对他犹如天方夜谭。曾祖父讲革命历史，他只觉得可笑。马尔库斯既不相信东方，也不相信西方，还时刻准备用“基本法所保障的信仰自由”来捍卫自己不信宗教的自由。总之，就刻画没落而言，《布登勃洛克一家》与《光芒渐逝的年代》完全可以形成艺术对偶。

小说对夏绿蒂和库尔特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同情和理解。夏绿蒂出身贫苦家庭，从小受母亲虐待，经过共产党的培养成为了有文化的干部而不是家政服务员。对于东德的知识分子而言，库尔特的命运具有代表性。两德统一后，东德的社会科学遭受了灭顶之灾。研究人员靠边站，研究成果被彻底忽略。母子俩对政治的残酷性深有体会，内心深处也产生过怀疑，但他们最终还是坚定了信仰，站稳了立场。小说的人性化描写使他们的政治选择显得自然而然。

《光芒渐逝的年代》用大尺度的宽容、饱蘸同情和理解的笔触来刻画西方主流不喜欢的共产党干部和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这多少有些令人困惑。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并非偶然。鲁格提笔写作的时候，柏林墙已经倒塌近20年。可是小说既不直接描写柏林墙倒塌这一历史性事件，也不议论他已生活其中20年的德国社会。他的沉默让那些期待他谈谈弃暗投明感受的读者颇感意外，他们不会想到他可能有难言之隐。鲁格说过，父亲去世之后他才获得写作的自由和动力。他对父亲的兴趣、感情和敬意不可能不渗透到作品的字里行间。

鲁格的矛盾和纠结在小说中化为一种创造性的混沌，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是饱满的，是“圆”的，具有见仁见智、各取所需的效果。看见库尔特的形象，鲁格的东德长辈有的夸他对得起父亲，有的骂他丑化父亲。威廉的形象，右派看了高兴，左派看了也能接受。小说在众声喧哗并且比较挑剔的西德评论界赢得一片喝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西德评论界要么出现了阅读盲区，要么是睁只眼闭只眼。倘若是后者，那就是唯美主义在作怪。但不论原因是什么，《光芒渐逝的年代》终归是一本被善意接受的小说。

篇二：光芒渐逝的年代读后感

“欧根.鲁格在一部家庭小说（《光芒渐逝的年代》）中映射了前民主德国的历史。他成功地将一家四代人近半个世纪的经历编排进精心设计的戏剧性框架。他的作品讲述了民主德国社会主义乌托邦逐渐消逝的过程，以及这种幻想向个人索取的代价。同时，这部小说具有很高的可阅性和对幽默的深刻理解。”——2011年德国图书奖评委语

德国作家欧根.鲁格凭借小说《光芒渐逝的年代》获得2009年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文学奖和2011年德国图书奖。该书中文版将于2013年10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钟慧娟译出。欧根.鲁格本次来到中国，受邀于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出席在上海举办的第八届“字谜”中德文学翻译大赛的颁奖仪式。随后他来到北京并举办两场朗读会。在北大的朗读会上，欧根.鲁格将朗读《在光芒逐渐消失的年代》中的片断“1966”。中文译稿也将同时用投影播放。主持朗读会的是北京大学德语系的黄燎宇教授，他将在朗读之后与欧根.鲁格对话。

欧根.鲁格1954年出生在前苏联乌拉尔山的索斯瓦地区，现居柏林。他在柏林洪堡大学学习数学。大学毕业后，欧根.鲁格在位于波茨坦的地球物理研究所从事地震研究。1988年，欧根.鲁格离开民主德国，开始剧本写作，纪录片制作以及翻译工作。《光芒渐逝的年代》是欧根.鲁格的第一部长篇，2009年，其手稿荣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2011年该书正式出版后又获得了“德国图书奖”、“观点文学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光芒渐逝的年代》这部长达426页的家庭小说讲述了东德一家四代人从上世纪50年代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直至本世纪初近半个世纪的经历。祖父威廉和祖母夏洛特属于信仰共产主义的一代，希特勒上台之后全家逃至苏联，后在苏联共产党指示下移居墨西哥，1952年返回年轻的民主德国，并积极投身共和国建设。父亲库特幸运地逃出斯大林时期的沃尔库塔劳改营，和苏联人的妻子伊蕾娜返回小市民的民主德国，作为一名声望颇高的知识分子，他虽偶有不满，但还是坚信民主德国的可改造性。而对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作家本人的化身）及其孙子一代来说，民主德国已过于狭隘——亚历山大恰恰选择了1989年祖父90岁生日之际逃向了西柏林。从祖父、父亲、儿子到孙子，民主德国逐渐衰退，四代人对民主德国的感情和信仰一代淡比一代，这也正是小说名字“光芒渐逝”的隐喻所在。

篇三：光芒渐逝的年代读后感

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光芒渐逝的年代》是欧根·鲁格的成名作，也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2011年9月问世后，10月即荣获德国图书奖。短短几年，小说已译成十几种文字。

鲁格出生在一个德国共产党人家庭。继祖父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流寓墨西哥多年。父亲也是共产党人，三十年代流亡苏联期间被关入劳改营，九死一生，后与俄罗斯女子结婚，五十年代携妻挈子回到东德，成为知名历史学家。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记忆对鲁格影响至深，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因和素材。

鲁格自己的生命历程同样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他1954年生于苏联乌拉尔山区的索斯瓦，四岁踏上陌生的东德土地。大学毕业后，他在波茨坦地球物理学中心研究所工作，不久辞职，到一家电影公司制作纪录片、写剧本。柏林围墙倒塌前一年移居西德，两德统一后，又回到东部写作和生活。

《光芒渐逝的年代》以鲁格的家族史为底本，共二十章，由独立的年代片断拼接而成。每个片断以所叙述时间为标题，展现乌姆尼策一家四代人历时半个世纪琐细而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多次出现的1989.10.1和2001年为主要时间节点及连接点，其他年份顺序而穿插。主要人物从不同的视角，交替叙述，时光交错，杂而有序。

1952年，二战结束七年，祖母夏绿蒂、继祖父威廉从流亡地墨西哥返回柏林；2001年，两德统一十年后，孙子亚历山大离开德国远走墨西哥寻访祖父母足迹——家族史仿佛画了一个圆圈。这部家族史的大背景是东德的国史，在某种意义上，家族史乃国史的缩影。国之“兴”，体现在威廉夏绿蒂这代人莫名的憧憬和不乏奉献的投入，但对第二代——夏绿蒂的儿子库尔特来说，理想已经褪色。他同样学历史的儿子亚历山大则已彻底绝望，在继祖父威廉九十大寿那天，索性一走了之，投奔西德而去。

作者无意从抽象的政治理念出发，对东德的社会实验进行简单的辩护或挞伐，而是以细腻而幽默的笔触，试图还原不同时代的生存状况以及人们不同的憧憬、忧虑和迷茫，揭示生活艰辛中的真趣、荒谬中的合理性。小说语言朴素风趣，人物性格鲜明，读之令人难忘。

小说的叙述主轴是威廉九十大寿那天（1989.10.1）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威廉本是个手艺不精的五金工人，在共产主义大潮中，摇身一变成了弄潮儿。他早年从事地下活动并受过克格勃间谍培训，虽然没有做出过什么实质性贡献，但擅长显摆和暗示，周围的人把他视为值得尊敬的传奇式人物。实际上,庆典成了一场与现实无关的自娱自乐。不仅与现实无关，也与历史无关。寿辰之虚伪，连威廉自己都看着不顺眼。客人捧着鲜花向他祝寿，他没好气地说：“把这菜拿到墓园去。”区委领导给他颁发勋章，他不经意来了这么一句：“我鞋盒里的铁片片够多了”。望着排得齐刷刷的花瓶，觉得酷似墓碑。在九十大寿当晚，喝了老妻——有意放错的药，一命呜呼了。

摆放寿宴的自助餐台轰然坍塌，颇有戏剧性。这张餐台以往总是由孙子亚历山大用巧劲把它拉开，偏偏威廉九十大寿这天，亚历山大左等右等等不来——原来投奔西德去了。一时找不到抽拉桌的机巧所在，威廉自恃学过钳工，干脆硬来，抡起锤子把桌面牢牢钉死。遗憾的是，桌子在重压之下最终散了架。适才还是宾客满座，其乐融融，顷刻间满地狼藉，不欢而散。于是盛宴戛然而止。

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威廉家的那栋楼房。它原本是发了战争横财的纳粹暴发户精心营造的梦庐。甫一建成，便落入苏联红军之手。后来红军撤走，这栋“建筑品位错乱到了极点”的房子，便成了威廉夫妇的居所。威廉夫妇只淘汰了印有明显纳粹标志的餐具，其余照单全收。游手好闲的威廉却在折腾房子一事上乐此不疲，封死过道门，敲碎马赛克瓷砖，在好端端的露台上铺水泥，把衣帽间、扶手、楼梯以及所有的门漆成棕红色，结果电路中断、暖房进水、地板脱落、玻璃裂缝……连一张抽拉桌都拉不开的把式，“鼓捣他不懂的东西”，“修到后来全报废”。直到房子物归原主,将折腾过的地方统统复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蓦然回首，仍在原地。空转了近半个世纪。

然而，近五十年的生活，不管处境如何，不管怎样艰难，都有着无法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其实，这也正是小说向读者所展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