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房子

1968年秋，父亲因病去世时，我家还没有一座自己的房子，自从搬到乡下，开始是租住别人的房子，后来，大队干部把大队空闲的仓库腾了出来，让我们住，那是两间半老房子，与普通的民房不同，没有前房檐，还临马路，下雨时，雨水直接落在窗上，会灌进屋里，父亲找人打了三扇雨搭，支在窗外，用来挡雨。尽管是老房子，年久失修，还是要比寄人篱下要好多了，我们一家就搬进了新居。我们在这间房子住了近十年，到父亲去世，房子也更破旧了，漏雨，我们几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母亲就考虑应当盖个新房。可是我们没钱，连吃饭还困难呢，得想办法啊。母亲先与大队干部说了，要去找县里给解决，大队干部说，主要是解决房木和水泥，其他都好办。这样母亲就带上我去了县城，找到县领导，找到父亲原单位的领导，诉说了父亲去世后家里还没有房子，生活很困难。因为父亲在县里也算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上上下下都知道他，结果是一路绿灯，县里给批了四间房的木料，还批了一些水泥。回到家后，母亲就带我坐上生产队的马车去了老爷岭林场，那里离我们村近30里路，马车跑了大半天，到了林场，把县里批的纸条一交，拉回来两车木料，有横梁，有檩木，有椽子，整整装了两马车，拉回了村里。

这样，大队干部开始帮助我们筹划盖房子了。那时村领导班子还叫革委会，主任是原来的老支书，副主任是原来的大队长，都是和我父亲关系很好的，我父亲虽然是退休干部，但他的威信还是在当地很高的，县里、公社领导都敬他几分，大队干部啥事都要找他帮助出主意，要不文革初期造反派写大字报说父亲是大队干部的“黑后台”，要揪出来，可最后还是没敢动，他们也有点畏惧，因为父亲是正统的共产党员，大公无私，原则性很强，他们抓不到任何把柄，父亲在村里的人缘也很好，谁家有困难，他都热心帮忙，也为大队办过不少好事，比如，那时大队要买胶轮马车，当时很不好买到，父亲就去县里找领导批条子，胶轮马车就买回来了。大酱不好买，父亲就去县蔬菜公司，也给买回来了。可以说村里除了个别人对他有意见，绝大多数人都很敬重父亲的。说起我们家要盖房子，大队干部从头到尾张罗，不用我们自己操心，而我们也就全然不懂怎么盖房子，全靠村里了。

房木有了，首先要找木匠做房梁、柱脚、檩子、椽子，村里的杨坤老人就主动来了，他当时已六十多岁了，平日里很少出来给别人干这样的活，看在他与我父亲的交情上，他主动出山了。这是一位很特殊的老人，小个子，干净利落，说话也干脆，更让人称奇的是，他多年来保留着长辫子，盘在帽子里，他家境很好，儿子在部队是军官，谁家看个风水，都要找他，我父亲入葬的墓地就是他给看的。他带着两个年轻木匠一天到晚地忙，把房木做好了。接着，要拉石头和土，几乎全村各生产队的马车都来了，很快就把石头和土备好了。他们都是尽义务，不要一分钱报酬。立房架、砌墙和上顶时，全村人都来帮忙，三下五除二就把房子竖起来了，大家甚至连顿饭都不吃，感动得母亲直流眼泪，她和我们说：“这都是你爸积的德啊，你们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乡亲们的恩情啊。”

新房就在我们住的老房子后面，与邻居家的房子拉齐了，这样，可以前面有个院子，后面有个菜园，再不用临街了，母亲可以心安了，我们兄妹五个也算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个房子是党给的，我们基本上没花钱，也是乡亲们帮助盖的，对于我们这家外来户来说，在村里不仅没受到任何歧视，还得到了这么大的关照，怎不让我们心存感激啊。在外墙挂水泥时，泥水匠在屋两边的檐下留下两个水泥平面，他问我，要不要写上几个字。我说，要写，由我来写，那也是我思考很久的两句话，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里话。趁着水泥面还是湿的，我用木棍、也是用心在上面划出了这样两行字：永远跟着共产党，无限忠于毛主席。

我在这座新房里住了不到一年就参军了，每次回家探亲，住在这间房子里，心里都有一种特别的温暖，那是党的阳光，那也是乡亲们火热的心肠啊。